俞秀松简介资料_俞秀松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时间:2017-03-08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496 次

俞秀松简介资料_俞秀松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俞秀松(1899—1939),原名寿松,字柏青,又名余寅初,俄文名那利曼诺夫,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时,立下志愿:“做一个利国利民的东西南北人。”1919年五四运动时,是杭州学生运动领袖。后与同学宣中华、施存统、夏衍等一起创办《浙江新潮》。“一师风潮”后被迫离校,1920年6月在上海与陈独秀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受陈独秀委派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9月后任临时团中央书记。曾参加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后赴苏联学习,1937年任新疆民众反帝总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1938年5月受王明等诬陷,被盛世才逮捕,1939年屈死于苏联狱中。

吸收新思想的三W主义者

1916年8月,17岁的俞秀松从萧山临浦高级小学毕业,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入“一师”预科乙班学习。在校期间,俞秀松思想十分活跃,求知欲非常旺盛,总爱寻根究底,同学们都称他为“三W主义者”(W,英语中“谁、什么、为什么”的缩写)。此时,他一心为学,想成为一个学问家。他对《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特别感兴趣,做到每期必仔细阅读。他还省吃俭用,自己订阅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俞秀松看来,这些报刊上说的话都是顺应世界新潮流的。他每每读到好文章时,总是激动不已,感受到里面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想表达的话。

俞秀松还到处去拜访有声望的学者,虚心向他们请教,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很多新思想。通过陈独秀的介绍,俞秀松结识了当时在杭州颇有声望的学者马一浮先生,并常常向马一浮先生请教诸如“什么是剩余价值”“什么是剥削”等许多问题。

有一次,俞秀松与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去拜访马一浮先生。当谈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问题时,俞秀松说:“天下远大之事业,岂仅仅是农业一端乎?若只知农业而不知天下治乱之大势,此种人乃鼠目寸光者也……”马先生当即称赞俞秀松有抱负、有见解。

俞秀松在“一师”学习之际,正值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各种学说纷起,凡事都激进一些的俞秀松自然也不例外地对这些思想进行了饶有兴味的钻研,并集合了施存统、宣中华、叶天底、柔石、汪寿华、梁柏台、金甲武、曹聚仁、傅彬然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组成进步的研究团体,共同努力去寻求真理。中心话题总也离不开国家局势,探索“中国为何受人欺凌”“怎么样能不受人欺凌”等这些经常困扰青年学生思想的复杂问题。

他们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是“怎样救国”,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主张“读书救国”,而大多数同学赞同“革命救国”。但是怎么革命呢?用暴力还是用和平的手段?俞秀松认为,和平手段不行,必须用暴力!在这样的学习和研究氛围中,俞秀松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起来,改造社会的志向也越来越明确。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杭州,俞秀松非常兴奋,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理想的社会模式,是拯救中国于危难之时的光辉榜样。他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说:“我的志愿,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

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爱国者

1919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巨浪般的怒吼声,冲破了古国的沉默和荒寒,也震动了俞秀松年轻的灵魂,使他看到了希望,激起了他投入战斗的热情。5月9日晚上,杭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省教育厅(今杭州市总工会所在地)开会。在这次集会上,俞秀松向在场的学生代表详尽地介绍了北京学生怒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壮举,愤怒地谴责了军阀政府野蛮镇压赤手空拳的游行学生的罪行。他和宣中华事先拟定了决议草案,供与会学生代表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先做三件大事: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函告杭州总商会,即日起停止出售日货;省议会提出三项要求:请议会致电北京政府顾全民意;请当局对卖国官吏提出弹劾;组织浙江省后援会。

宣读请愿书的人声泪俱下,聆听者闻之动容。同时,杭州学生联合会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若非青岛直接交还中国,切勿签字”;还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美、英、法、意四国代表,要求他们“支持公理”,将青岛直接交还给中国,并废除《中日密约》和《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次爱国示威游行活动声势浩大,直至当日傍晚才结束。

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俞秀松不仅是一位重要的组织者,参与了杭州各项重大活动的策划,还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者。为了唤起民众,他带领一支由20人组成的学生宣传组,到湖墅路至拱宸桥一带沿街演讲,向过往群众讲述国家如何受到列强欺凌,军阀当局怎样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呼喊“惩办国贼”“提倡国货”等口号,以声援北京爱国学生。

在拱宸桥一家日本人开的药店附近,俞秀松向群众宣传:我们堂堂大中华,被小小东洋侵略者欺侮,而卖国的军阀政府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的山东,我们的中国,不久将会像朝鲜、中国台湾地区一样,被侵略者霸占去;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打倒侵略中华的帝国主义,坚决不买、不卖东洋货。每次演讲,俞秀松都讲得情真意切、条理清楚,听众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

5月28日,杭州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29日一致罢课,并发布罢课宣言,致函全省各中等以上学校一致行动。

面对迅猛发展的学生运动,浙江反动当局如丧考妣、惊恐万状,千方百计地予以阻挠、破坏,甚至镇压。他们发布“训令”“通告”,严令禁止学生集会,查封了杭州学生联合会的爱国刊物,还进行了新闻封锁,不准报馆刊登学生集会、罢课的消息。

但是,军阀政府的高压政策并没能使学生屈服,反而激起了更大范围内学生的反抗。俞秀松和同学们一起,一面向社会各界戳穿当局用提前放假、疏散学生的手段来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阴谋;一面坚持在校开展斗争,还带领同学上街宣传和查烧日货。

俞秀松等领导的杭州学生联合会对军阀政府的阴谋予以彻底揭露,并发表了第二次罢课宣言。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俞秀松是抵制日货的积极分子。他深入杭州的街头巷尾,劝导人们使用国货、抵制日货;带人到“高义泰”等大商店和城站、拱宸桥等水陆码头,对过境的商品和客商的行李进行检查,凡是日货,一经查获,立即没收,集中烧毁。

在俞秀松等人的推动下,杭州总商会召开大会,决议抵制日货,并通告省内各县商会和各业董事一致实行。宁波商会还设法解除了洋行向日本订货10余万元的合同,并表示以后不再进货。嘉兴、绍兴、宁海、温州、瑞安各市(县)商会也相继行动,抵制日货。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胜利的消息传到杭州后,俞秀松和同学们兴奋地走上街头,手持“学生释放、感谢商界,三贼已除、同心开市”等标语,沿保佑坊途经清河坊,一直到鼓楼前,把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杭城。俞秀松与宣中华等学生领袖组织和领导了杭州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在这场伟大运动中接受了革命风暴的洗礼。

主编《浙江新潮》的弄潮儿

五四运动中,坚持在杭州继续进行斗争的学生骨干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等在宣传和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清查日货的同时,也开始创办进步刊物。1919 年10月10日,由杭州一中的査猛济、阮毅成发起,邀请俞秀松、施存统、傅彬然、宣中华、周柏棣等“一师”学生在内的20多个进步青年,在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进步教师的指导和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筹备,以“一师校友会”的名义,正式出版了以宣传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为主旨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这是一份有着明显纪念辛亥革命意义的刊物。

通过学习和比较,杭州五四运动的学生骨干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因此决定把刊物名称改为《浙江新潮》,希望像当年对推动辛亥革命起重要作用的《浙江潮》那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新的潮流,去埋葬一切腐朽与丑恶;并改半月刊为周刊。他们还成立了“浙江新潮社”,推举俞秀松为负责人,担任《浙江新潮》主编。在第一期上他发表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他鲜明地提出了以“改造社会”为宗旨,认为改造社会的责任在于“转变农工劳动者的思想和地位”,方法就是“自觉与联合”。俞秀松首先提出了人类所面临的三大问题:“宇宙的将来究竟是怎样”“人生最后的目的是怎样”和“真理恒久的标准是怎样”。然后,他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回答了上述三大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生活”“幸福”“进化”。

俞秀松明确提出了创办《浙江新潮》的四大旨趣,即四大宗旨:第一种旨趣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也可作为本周刊的宗旨);第二种旨趣是改造社会(也可作为本周刊的目的);第三种旨趣是促进劳动者自觉和联合(也可看作本周刊的方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也可看作本周刊的方法)。这表达了他们决心改造社会的强烈意愿。

从这篇充满着战斗精神的檄文中可以看出,俞秀松等青年学生在目睹黑暗的时局后,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已经开始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认识到改造社会才是最终使中国彻底摆脱列强欺侮、迅速富强起来的出路和前途。他指出,要达到“生活”“幸福”“进化”的目标,要谋求“生活的幸福和进化”,必须具有“自由”“互助”“劳动”三大条件。而要具备这三大条件,便“不可不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东西,建设自由的、互助的、劳动的社会”。这“破坏和建设”,就是真正地改造社会。那么改造社会的主体和方法是什么呢?俞秀松认为,改造的责任在于工农劳动者自身,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觉”和“联合”。俞秀松初步考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状,看到其他阶级因其固有的弱点,无法担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而“劳动阶级占全世界人类的最大多数,而且都能尽互助、劳动的责任;但是生活的苦痛唯有他们受得最甚”,所以,“必为改造的责任不能不由劳动者担任”。

而为完成改造社会的责任,“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青年学生作为“中国很有希望的平民,教育劳动者实在是他们最重要的责任”。如果能通过学生自身的努力,“以学生的自觉和联合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并进而“使学生界和劳动界联合”,最终“使学生都成为劳动者,谋劳动界的大联合”,那么,改造的目的就易于达到。

这些观点表明,俞秀松不仅开始看到了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只有同劳动者相结合,才能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这也正是李大钊提出的“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思想的重要发展,也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补充。

这些文字已经表现出俞秀松等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们初步设计出了一套中国社会改造与解放的方案。尽管限于个人的理论修养与社会实践的不足,他们还没能学习和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未能真正找到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但已经在“劳动神圣”的口号下,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进了。

可以看出,《浙江新潮》的内容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份刊物已经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非常明白的。以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举例来说,刊物转载了日本《赤》杂志上的一幅《社会新路线图》,指出了新社会改造的方向,必定将走向“布尔什维克”。也正如毛泽东所言:“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因而,在《浙江新潮》第一期的文章中,有傅彬然写的《学生今后的方针应怎样》,有汪馥泉批判“三报”的文章《寄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的主笔》,还有汪馥泉、査猛济的新文艺,夏衍倪维熊(当时署名Y.Y.生)的随感录等。

《浙江新潮》刊登的文章篇幅不大,但言论之犀利,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也成为当时浙江宣传新思想最鲜明的一面旗帜。

《浙江新潮》第二期发表了由施存统撰写、经俞秀松修改的文章《非孝》。施存统作此文的初衷,是因为他的父亲残酷地虐待他的母亲,让身为人子的他很为难——顺父逆母,不孝;帮母斗父,亦不孝,怎么办呢?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施存统从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上和国内一些新杂志,如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进化》《民声》《自由录》《近世科学和无政府主义》上看到许多新鲜的学说,这些学说要求打破包括家庭在内的一切偶像。他结合自身家庭的处境,即母亲病危后无人医治、无人照料,他借来的治病钱却被视钱如命的父亲藏起来的事实,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旧式伦理观念根本不对头,为此,“要改造社会,的确非先从根本上改造家庭不可”。于是撰写了《非孝》一文。文章认为,人类社会应当是自由的、平等的、博爱的、互助的。“孝”的道德观念与此不合,所以应该反对这种封建的“孝”。该文主张,在家庭中应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从根本上推翻家庭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

此时,施存统和俞秀松还没有认识到社会改造不是单单解决“非孝”问题就能彻底完成的。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篇向封建伦理道德开火的文章。该文一经发表,犹如一颗炸弹投入还在为封建伦理所麻醉的人群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正如鲁迅所说的,“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当时的守旧分子,尤其是浙江省省长齐耀珊和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等看到这篇文章后,大肆地进行迫害和报复。

他们以“非礼、废孔、共产、公妻”“主张社会改造,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贻害秩序、败坏门风、明目张胆、毫无忌惮”为罪名,派人到“一师”向校长经亨颐索要浙江新潮社的社员名单,责令校方立即开除俞秀松、施存统等学生,解聘陈望道等进步教师。

当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严词拒绝后,立即下令调离校长经亨颐,又以“主张社会改造、家庭革命、宣扬劳动为神圣、非议忠孝”为罪名,查封浙江新潮社,勒令浙江印刷公司将已经排好版的《浙江新潮》第三期全部毁掉,责令印刷公司经理周佩芳具结,今后不得再印,并通令全省各印刷厂一律不得承印《浙江新潮》,还下令禁止《浙江新潮》出版、发行与邮寄业务。同时,反动当局还指使思想反动的“一师”学生凌荣宝,创办了一份与《浙江新潮》观点针锋相对的刊物《独见》。

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并没有使学生屈服。俞秀松等闻讯后,立即召集“一师”的浙江新潮社社员开会商讨对策。会上,俞秀松愤怒地谴责了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并提出了初步对策。经过社员认真讨论,形成了三项决议:《浙江新潮》第三期内容不做任何变化;向社会各界人士声明《浙江新潮》的态度;立即派人去上海联系印刷厂,继续出版刊物。

随后,俞秀松把《浙江新潮》第三期的稿子带到上海,在《星期评论》社和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等人的帮助下顺利地印刷出来,并秘密带回杭州散发。第三期《浙江新潮》不但内容原封不动,还在中缝处增加了《特别启事》:“读者诸君鉴:本刊一再受到官厅的压迫,但我们的精神和主张不变,将出版不定期的刊物。本刊系少数学生组织,与广大师生无涉,特此声明。”

以省长齐耀珊为代表的反动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气急败坏,老羞成怒。11月27日,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和省长齐耀珊联名密电北洋政府大总统和国务院,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查禁《浙江新潮》。北洋政府接到密电报告后,一改往日办事拖沓的作风,于12月2日就通令各省要“立予禁止印刷、邮寄《浙江新潮》”。

为革命走遍东西南北

“非孝”事件后,俞秀松拒绝父亲为他安排的亲事,并立誓如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新女性,终身不娶,并决心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

1920年1月,俞秀松到了北京,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哲学系旁听。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公开宣称“我此后不想做一个学问家,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1920年3月,俞秀松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5月,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参与制定党的纲领等活动。8月,受上海党小组的委派,负责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其时,除参加编辑《劳动者》刊物外,进入厚生铁工厂做工,组织工人夜校、俱乐部和工会,还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办了旨在培养干部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其学员后来大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任弼时、刘少奇等。

11月,团临时中央局成立,俞秀松任书记。在陈独秀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后,负责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指导全国的建党工作。1921年3月,受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上海党团组织的委派,他到莫斯科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留俄学习,并负责联系选送国内革命青年赴苏俄留学事宜。

1922年初,俞秀松参加远东和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3月,回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和赴各地建党建团工作。4月,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任书记,并到绍兴指导团工作。5月,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兼经济部主任。9月,任团中央书记。同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委员。

1922年10月,俞秀松去福建、广东等地协助孙中山工作,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官,随许崇智讨伐陈炯明。同年,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一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协助国民党改组。

胡耀邦题词“俞秀松烈士陵园”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上海地委联合学校和社会团体公祭顾正红烈士,并发动罢工、罢课、罢市等爱国活动,俞秀松任内部指挥。是年冬,受党中央派遣,率100多名党、团员赴苏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和任教,曾任中山大学联共支部局委员、中国部中共支部副书记、国民党中大特别党部主席、校学生公社主席。其间,因反对和抵制王明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而遭到打击和排挤。

1933年,被派到苏联远东地区工作,任联共边区党委机关报《工人之路》(中文)副总编辑。曾任新疆民众反帝总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1935年12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俞秀松再次遭诬陷,被捕入狱。1938年6月,转押苏联。1939年2月21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错判死刑。1962年,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1996年8月,俄联邦军事检察院为其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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