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金枝简介资料_魏金枝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时间:2017-03-08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613 次

魏金枝简介资料_魏金枝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魏金枝(1900—1972),原名义荣。浙江嵊州市人,著名作家。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孝丰、上海等地从教并从事文学创作,1930年加入“左联”协助编辑《萌芽》,抗战胜利后主编《文坛》,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1917年,17岁的魏金枝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间因家庭变故中途退学,两个月后重新返校,1922年毕业。

求学于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

魏金枝就读期间,正值一师国文教育大兴改革之风。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等后来被称作“四大金刚”的名师均在1919年加盟该校。“一师风潮”之后,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名声斐然的大师也陆续来校任教,这无疑为一师国文教育的改革再次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有如此强大的师资力量执教讲坛,也难怪有论者强调魏金枝的文学基质是被一师所激发出来的,甚至他之后由激情诗人转至沉郁作家,同样是在一师铺就了心路。

当时的浙江一师,由具有新思想的“四大金刚”牵头革新国语教学,倡导白话文。学校研订了《国文教授法大纲》,并选辑《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中的时文进入教材。此外,学校还编写了《国语法》《注音字母教授法》等实用性强的教学用书。校长经亨颐大力支持国文教学改革,倡导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他把文言文比作鼎彝瓶钟之类的摆设,把白话文比作杯盘碗盏之类的必需品,强调“人人家室,堂上无鼎彝瓶钟犹可,厨下无杯盘碗盏可乎”?并认为“中国文字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的”“非提倡国语改文言为白话不可”。

教师如夏丏尊等则突破传统的“命题作文”,断然要求学生抛开八股文章,写自家的切身经历与感受。据《杭州师范大学百年史稿》记载,当时有一位学生文章中提到父亲客死他乡,自己“星夜匍匐奔丧”,夏丏尊就问那位同学“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而针对有同学文字中的消极思想,夏先生则质问“为何报考师范学校”。同时,新编写的国语教材把人生问题、家族问题、贞操问题、文学问题等16个问题作纲,各种杂志上关于各问题的文章作目,叫学生“用批评的眼光,去自动地研究”。如此强调讲真话、求实际、重思想,使得浙江一师的国文教育更加关注社会人生问题。而该校也因此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望道在《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五四时期,“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

在新文化、新思想的不断冲击之下,魏金枝们更是不满足于在教室中激扬文字,他们把激情带出了校园。求学期间,魏金枝以几近狂热的态度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他参加抵制日货活动,参与组织“全国书报贩卖部”,推销相关宣传新思想文化的书籍,并积极投身于“一师风潮”之中。

诗情洋溢的魏金枝

然而,谈及这位以“乡土作家”闻名的校友魏金枝,或许更应该回顾他在一师期间的文学生涯。

在1920年1月20日出版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第11号上发表诗作《泉》,或许可以看作是魏金枝文学创作的起点。次年10月,由同学潘漠华提议,汪静之、魏金枝、柔石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文学团体——“晨光社”。这也是继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后,全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之一。“晨光”即曙光,代表新思想,象征社员们对光明的热烈向往。社团邀请了当时在一师教学的朱自清、叶圣陶等担任指导老师,定期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集会,交流读书心得与各自的诗作,聆听专家讲座,并将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发表在《晨光》周刊上。

此外,魏金枝也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工人的借鉴》。但在浙江一师的求学阶段,他的创作主要还是以诗歌为主。

1922年,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应修人等一起结成湖畔诗社。然而诗人魏金枝却直到离开一师后的1924年才主动申请,由汪静之介绍入社。这或许是因为除发起人应修人以外,潘、冯、汪年纪相仿,入学时间相近,平日交谈更洽。但其深层原因则应是湖畔诗社初创时汪静之与魏金枝志趣上的差异。

据《杭州师范大学百年史稿》,潘漠华入学时间为1920年,冯雪峰和汪静之的入学时间均为1921年,他们就读期间,浙江一师的国文教学改革已经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他们一定没有听过夏丏尊先生“在教室里带着众学生摇头晃脑地哼着丘迟《与陈伯之书》不输于塾师的起劲”。因此,他们的诗作和诗情必然是“泛舟湖上”“春风拂面”似的清新,充满着浑然天成的可爱。www.guayunfan.com

1920年的魏金枝却因为家庭变故而退学,去湖北省做了两个月书记员才回到一师。回校后,他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帮助浙江印刷公司工人互助会创办浙江首份工人刊物——《曲江工潮》,却因为工人的内部矛盾激化,而被迫停刊。他在《工人的借鉴》一文中对此表达了沉重的苦闷。魏金枝这时充满斗争的诗风和湖畔诗人的清新是不太合拍的。

1924年加入湖畔诗社后的魏金枝倒确实创作了不少诗篇,并结集为《过客》。原本是打算作为湖畔诗社继《湖畔》《春的歌集》后的第三个集子出版,后来却因为无法筹到印刷费用而不再排印,但是与魏金枝同时入社的谢澹如诗集《苜蓿花》,却在1925年的3月自费出版了。魏金枝的表侄女欧阳翠在若干年后的回忆中说道:“如果魏金枝的《过客》能在当时出版,一定也会在文学界产生反响,而使魏金枝以诗人的形态走上文坛。”可以想见,诗集的未能出版,对于25岁的魏金枝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不说无法以“湖畔诗人”的称号走入文坛,至少是少了一个彰显才华的机会。

一师传统与沉郁风格的形成

而他离开浙江一师,却也颇为无奈。1920年“一师风潮”后,蒋梦麟推荐暨南大学教务长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姜琦出任浙江一师校长。姜琦在上任演讲时称“经亨颐是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并强调“当极力地贯彻经校长的主义”。上任后,姜琦坚决推行“学科制”等经亨颐极力主张的办学思路,大部分师生渐渐接受了姜校长。而魏金枝却仍试图组织学生再掀学潮,坚持“留经目的”,反对“一切新来的校长”。他在《柔石传略》中曾经提到:“有一次,学生们反对一个新来的校长,我是反对新校长的,而柔石他们却是新校长的拥护派。我们之间的思想距离竟有如此之远。”魏金枝虽试图继续反对姜琦的到任,终因应者寥寥而离校赴浙东乡间。1922年夏天,浙江一师仍准许魏金枝毕业,颁予毕业证书。

我想说的是,正是学生运动的受挫和诗集出版的无望,使得魏金枝蓄积的诗情渐次冷却,转而形成沉郁的风格。离开学校后,魏金枝开始他的小说创作。写于1925年的《留下镇上的黄昏》中,魏金枝念叨,“正像活了好几个世纪般,自己觉得自己是苍老了!第一原因为着无事可做,第二原因也为着不愿去做”,“行尸般踱来踱去”,“天天遇着一样刻板的生活”……这被鲁迅先生认为“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作品,满溢着无所事事的郁结,似乎也正表达了作者当时的心境。这篇小说于1935年被鲁迅先生选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由此,魏金枝开始以“乡土作家”的身份在文坛崭露头角。

围绕“文人相轻”的论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是魏金枝的伯乐,然而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却在1935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当年4月,魏金枝在《文饭小品》上发表《再说“卖文”》一文,对茅盾有所责难。鲁迅在《“文人相轻”》中对此提出异议。魏又在《芒种》上发表《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一文,对鲁迅的观点也提出异议。鲁迅连续发表《三论“文人相轻”》《四论“文人相轻”》两文,对魏的观点进一步提出批评……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纬度来考察这场论争,这似乎并不见得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然而却对魏金枝本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57年,有人搬出这次论争,说是魏金枝站在“第三种人”的立场攻击鲁迅。“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也因此把魏金枝列为围剿鲁迅的干将。直到1977年,魏金枝在这次论争中的重要文章《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仍然被编入《“围剿”鲁迅资料选编(1927—1936)》。而魏金枝本人也对此感到不平,他在《自传》中表示,“《文学》方面的人,也在鲁迅先生面前弄是非”。

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两位曾经在浙江一师工作或学习过的校友之间发生的故事,从而来准确把握两人之间的关系。

据鲁迅1929年10月20日的日记记载,当天“魏金枝来,柔石得Gibbings信并木刻三枚以给我”。这或许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然而在此之前,鲁迅就已经注意到这位年轻作家,并对他的创作给予支持。1925年春,魏金枝写下《留下镇上的黄昏》,向《莽原》半月刊投稿,鲁迅把这篇小说校编后发在1926年6月25日出版的《莽原》第12期上。魏金枝对此十分感激。

1929年的会面之后,魏金枝经常拜访鲁迅先生,鲁迅也乐意与这位诚恳的年轻乡土作家交流,对他悉心指导。据魏金枝《有关鲁迅先生的几件旧事》,鲁迅曾指导魏金枝“写得实在些,也就会更好些”,并告诫魏金枝不要在题目的选择方面花太多时间,“文章的好坏,和题目的好坏,关系并不大”。

《魏金枝短篇小说选集》封面

1928年5月,魏金枝在上海人间书店出版短篇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但却没有引起评论者的关注,文坛对此没有反响。鲁迅先生却看到了这部作品的优点和作家的进步,他在1930年4月1日的《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中发表文章《我们要批评家》指出,“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叶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书信的自传》,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的赞扬,对于魏金枝的鼓舞是显而易见的。《奶妈》《白棋手》《父子》《校役老刘》《前哨兵》《报复》等作品都是在这段时间创作或发表的,形成了他创作上的一个高潮。

此外,鲁迅先生对魏金枝在生活上也给予过关心和帮助。据张惠达先生《魏金枝文学年谱》和《有关鲁迅先生的几件旧事》,1930年3月20日,魏金枝从杭州来到上海,鲁迅、冯雪峰、柔石在新亚饭店为他接风。他当时想搞创作,却又不愿去镇江茶捐局当税务员,就去请教鲁迅先生,鲁迅就说:“革命不能不吃饭,写文章也不能不吃饭,离开社会就无法生活,也无法革命。”鼓励他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去。当魏金枝实在受不了茶捐局乌烟瘴气的环境而回沪后,鲁迅则又推荐他编辑左联刊物《萌芽》,他才得以以每月30元的编辑费维持生计。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由柔石介绍加入了“左联”。

因而,魏金枝对于鲁迅也是尊重和关心的。1930年9月17日,鲁迅先生五十寿辰,魏金枝和柔石、叶圣陶、冯雪峰等一起参加酒会,为先生贺寿。1931年,柔石被国民党逮捕,魏金枝闻讯,四处寻找鲁迅,在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找到先生后,他除了告知柔石事件的情形外,还请先生“当心一点”。这或许也是魏金枝当时所能为先生做的唯一的事情了。

那么这场论争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依次来看上文提到的几篇文章。

首先是魏金枝在《再说“卖文”》一文中说,在一次宴会上,茅盾“问我为什么到教会学校教书。语义之间,似乎颇为不屑”“但日子过得不多……茅盾的一个亲戚,想到我在教书的教会学校来找事做了”。而鲁迅的《“文人相轻”》,本是批评林语堂辈把文坛的进步与反动、正确与谬误的斗争笼统地归之为“文人相轻”,是“混淆黑白”“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同时,他也顺带讽刺了魏金枝,“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以致施蛰存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呀’,魏金枝先生式的‘他的亲戚也和我一样了呀’之类,都不在内”。

而对于鲁迅的批评,魏金枝发表《分明的是非与热烈的好恶》进行辩驳,强调“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除了是非之外,还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这当口,我们的好恶,便有些为难了”,并列举一些攻击《文学》杂志的事例作为论据。此文的立论,与鲁迅相悖,在《三论“文人相轻”》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魏金枝所谓的是非难分其实是有是非的,并在《四论“文人相轻”》中进一步阐明“魏先生所拥护的‘文人相轻’,并不是因为‘文’,倒是为了‘交道’”。但是朋友分好多种,“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在他们自己之间,却也叫作‘朋友’的”。鲁迅以此点醒魏金枝不要被什么交友之道蒙住了眼睛,而充当了杜衡一类人的“帮手”。

魏金枝虽然一时还不服气,但终于没有再发文辩驳,只是在当年10月,给鲁迅一封信,解释自己的观点,并声明与“第三种人”没有关系。鲁迅也就没有再对此进行批评,但对这件事情很看重,认为魏金枝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将《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附在《三论“文人相轻”》文后备考。

这就是魏金枝和鲁迅二人围绕“文人相轻”进行论争的整个过程。仔细阅读这几篇论争文章及魏金枝那段时期的经历,容易发现,他反对“第三种文学”的观点,没有发表过支持“第三种人”的文艺观点,对鲁迅也没有恶意,它的攻击对象是《文学》杂志。而论争的发生,也包含着杜衡等“第三种人”的挑唆。关于这点,魏金枝后来在《自传》中也有相关表述。

在此,我不想对前辈文人及这场论争妄加评论,只想强调,浙江一师时期所形成的激进、论辩传统依然深深扎根在魏金枝身上,在他毕业10余年后又一次爆发出来。而这种勤于思考、敢于斗争的精神我们似乎还可以在一师的发展史上寻到踪迹:1909年,鲁迅先生积极投身的“木瓜之役”;1919年,魏金枝反抗到最后,直至“离校奔赴乡下”的“一师风潮”;1935年,这对浙江一师的校友相聚于“文人相轻”的论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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