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简介资料_潘天寿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潘天寿简介资料_潘天寿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潘天寿（1897—1971），原名天授，浙江宁海人，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1915年考入我校，在校时得经亨颐、李叔同等名师指导。1923年至上海，先后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及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28年定居杭州，任西湖艺术院教授，翌年赴日本考察美术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随西湖艺术院内迁。1944年至1947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9年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美协浙江分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中国绘画史》《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款之研究》等。

文化部于1991年为潘天寿建成的纪念馆

在杭州南山路景云村一号有一座风格独特的画家纪念馆。青砖叠成的一堵三丈多高的墙面，无窗、无檐，别致之中，显示着古朴大方和凝重端庄。步入展厅，3米多高、2米多宽的大玻璃一块连一块，守护着一幅3丈2尺的巨作，那磅礴的气势，不由使人产生一种震慑、一种折服。

经李门下

潘天寿于1897年3月14日诞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自署懒道人寿者、古竹园丁寿者，晚年常署雷婆头峰寿者。曾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美协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潘天寿自幼爱好艺术，1915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当时在一师任教的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等名师对潘天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叔同精于西画、音乐，在书法上也堪称大家；经亨颐擅长书画，尤以一手清新俊逸的书法闻名遐迩。潘天寿受经亨颐的影响学写《爨宝子碑》，还常将自己所作印蜕，请先生指教。潘天寿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自认为刻得满意的，老师认为不好，而自认为平正呆板的，刻得不好的，老师反认为路子正。”后来看到老师与高班同学刻的印章都是较规矩的汉印一路，于是潘天寿开始悉心临摹汉印，并终成别具风格的“寿”体。www.guayunfan.com

经、李对潘天寿的影响还表现在艺术观上。经亨颐主张学画必须诗、书、画、印四全，李叔同书法中以拙寓巧、至淡至远的高格调，经亨颐书法中的精美用笔和舒卷气概，都对潘天寿的书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经、李的艺术作品中，潘天寿体会到了中国艺术的重要特质：贵藏不贵露，贵含不贵显，贵内敛不贵外肆。www.guayunfan.com

潘天寿在一师5年，不仅在课堂上接受了名师的指导，而且在课余时间也刻苦学习。在以研讨篆刻为主的“乐石社”“寄社”，他是骨干，经常与同学一起研究切磋。磨墨、伸纸、挥毫、洗砚占去了他大部分课余时间。他的书法日有长进，也乐于助人，课余时间他常常为同学作屏条、对联，凡同学有求的必欣然接受，约期交件。所作以对联为多，间架图稳，笔法毛糙，看去别有风格，自成一体。

去西泠印社等处参观印展与印拓，是潘天寿的一件乐事，常常乐此不疲。此外，如果要说潘天寿当年还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就要算逛裱画店了。每逢星期天，他几乎总要到几家裱画店门口去看看。这不为别的，只“因为裱画店总是把最好的名画贴在墙上，使大家可以看到，以招徕生意”。

在一师毕业前夕，潘天寿的国画已有相当的水准。表现在选材上，已有喜欢松柏和牛、马、虎、象、雁等飞禽走兽的特点，追求粗犷豪放的精神。在刻印方面，“老大一利”“潘天寿”“三门湾人”“阿寿”“老天”“天寿小玺”等印章也已相当成熟。应野平在《回忆潘天寿二三事》中，就记述了潘天寿当时的艺术成就。

有一天，潘天寿与应野平的父兄谈论艺事、切磋诗文，一时兴致所至，潘天寿拿出两张四尺宣纸，泼墨挥毫，大笔淋漓，两幅大画一气呵成。所做的一幅山水，一幅花卉，均使应野平佩服之至：“其磅礴的气概、磊落的胸怀、大胆泼辣的笔触，已可以看作他的非凡才华。难怪到了上海以后，吴昌硕一见到他的作品，就倍加赞赏。”不久，刘海粟就请他到美专教中国画习作课和中国绘画史课。用刘海粟的话来说，这“一方面因为他画画很好，一方面他是师范出身，能讲课，有的国画家能画不能讲，所以我就请他来教国画”。

自成一家

潘天寿的国画艺术是我国传统画的延续、发展和变革。他远承两宋的董、巨、马、夏，元代的吴仲圭、方方壶，以及清初的石溪、八大山人、石涛诸家，又曾深受吴昌硕的影响，创作另辟蹊径、自成一家。

潘天寿善作巨幅国画。每当要作巨幅画时，必须在地板上铺上旧报纸和废宣纸，然后铺上丈二特大宣纸。这时，他的家人就自动退避，免得扰乱他的思路。他脱下那双布鞋，双脚走进巨幅宣纸，凝神眯目良久之后，他就指蘸墨色，在宣纸上走来走去地勾勒，随意泼、抹、点、染、勾、勒、描、皴，于是一幅幅巨作如《无限风光》《梅月图》等就慢慢地在他脚下出现了。

不论画幅大小，潘天寿都喜欢从高处、远处、大处和最新处立意，致力于意趣的奇特。他有意把主要的东西放在画幅的边角上，在中间却留着大块空白。这种反常规的做法，使观众一看画面就把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边角上，使主题更显新奇。如《正午》，即是一幅极其大胆的构思。

潘天寿画作《正午》

日当午，

深藏黠鼠，

莫道猫儿太懒，

睡虎虎。

这是潘先生给《正午》一画所做的题词，这词把画的主题给点了出来。睡猫被安排在画面的左上角，猫上面留下的那一些空间，正好使观者可以透透气。猫儿确实是在悠闲自在地睡觉。猫身上的黑点子，点得好极了，疏疏落落，有意无意，但恰好是猫身上的东西。画面虽为巨石布满，仍然显得不闭塞。右下角的蒲公英，与左上角的睡猫，在图上互相呼应，造成得势的均衡感。从右上角开始的题词，字体在篆隶之间，一线排开，压住了阵脚。朱色小图章紧押在“寿”字之下，不即不离，这位置和距离恰到好处。这幅画上的猫的形象，偏于文静。此幅题词中有“写邻园所见”数字，庭院正午宁静的气氛，谁没有见过石头上的睡猫呢？这普普通通的画材，在潘天寿先生的笔下，竟如此自然地化成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画杰作！

构图的奇险，还表现为极繁复时，满幅似无空白，但仍觉境界空灵。如《雄视图》，以一上大下小之长方形巨石，突兀图中，石上再立双鹫，更显得上重下轻，“岌岌三乎危哉”。然而，他在图左山间引出一水，潺潺下注，不仅上下气脉贯通，增加了下部的重量，并使鹫有了注视的目标，居高临下，意气扬扬，顿显灵气。他的这种画法是故就其难，在浓墨粗笔画成的石头几乎塞满画面的情况下，使“山穷水尽”的局面突然“茅塞顿开”，出现“柳暗花明”的意境。正如潘天寿自己所说：“运笔应有天马腾空之意致，不知起止之所在；运意应有老僧补衲之沉静，并一丝气息而无之，以静生动，以动致静，得矣。”两株山花挺身于杂草乱石之间，两只蟾蜍匍匐于水滨怪石之上，雨后蛛网，目下老梅都是静中之动，堪为神奇之笔。

在作毛笔画的同时，潘天寿还常作指画。他的指画可谓画坛独步、世无其偶，有杰出的成就。他说：“间作指画，何哉？为求指笔间运用技法之不同，笔情指趣之相异，至为印证耳。”他用指作线比用笔更刚、更拙、更辣、更涩，也更见风骨，作起指画来，往往会心手两忘、指掌并用，有挟风雨雷霆之势，具神工鬼斧之奇。邓白评他的指画代表作《无限风光》“构思之妙，意境之妙，意境之高和章法之严谨，手法之生辣，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此外，潘天寿还是一位功力深厚的书法家。著名书法家沙孟海的评价说得好：“两三千年来各个不同的体制、流派，经过他的分析、赏会、提炼、吸收，应用到笔底来，无不沉雄飞动，自具风格。”潘天寿的艺术正是融诗、书、画、印为一体，意境高华，气势磅礴的艺术，既根植于民族传统，又有强烈个性。

献身教育

潘天寿国画艺术的成就无须多言，他的作品陈列在纪念馆中的虽仅百余幅，但都是国宝。然而在他看来，“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一位饮誉海外的国画大师这样说自己，似乎很难理解。但只要考察一下潘天寿的生平和他所做的努力，我们就能理解了。

1920年夏，潘天寿从浙江一师毕业，即在家乡宁海正学高小开始教师生涯。1923年，他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次年被聘为国画教授，与诸闻韵共创全国第一个中国画系。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经过他整理的讲课笔记《中国绘画史》。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院（后改名为杭州艺专）成立，他受聘为国画系主任，同时在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兼教国画。抗战期间，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内迁湖南沅陵、昆明、重庆，他一直任国画系主任，1944年曾接任国立艺专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国画教学和创作，复任过国画系主任。1957年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1959年复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和学校管理中，潘天寿旗帜鲜明地倡导和坚持了现代中国画教学的民族性、独立性，在中国画的教育思想、教学体制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浙江美术学院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中国画教学体系。

他在长达几十年的身体力行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画的民族性特征。他强调传神写意，注重艺术格调；强调笔线造型，反对揉揉擦擦；强调艺术要博采众长，独创风格；强调“绘画不须三绝，而须四全”；强调教书育人等主张，对培养新一代画家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在教学实践中，他引导学生欣赏和体会古人优秀作品的神情、气韵、意境、格调，取法乎上。他一再告诫“艺术的重复等于零”，“谁没有创造，谁就淘汰”。正如花盆里总长不出参天的苍松翠柏一样，他用这形象的比喻教育学生“笔正则画正，心正则画正”，“人格方正，画品亦高；人品不高，画品也低档”。

作为一直担任着领导职务的艺术教育家，潘天寿的功绩不仅表现在直接培养学生上。他主张分系分科教学，注重师资配备，设置全面课程，丰富藏画资料，在中国画教学体制建设中有独到的建树。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潘天寿就多次在全国美术教学会上提出人物、山水、花卉、书法分科教学，以培养人、山、花、书各方面的专精人才。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1961年，中央美院和浙江美院试行人、山、花分系科教学。次年，浙江美院招收第一批书法专业学生。1979年，浙江美院还招收了一届书法篆刻研究生。

同时潘天寿也注重师资队伍建设，早在重庆主持国立艺专时，他就聘请了许多有名望的艺术教育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增强浙江美院国画系的实力，他亲自联系，物色人才，商调成就高、功力深、学问好的画家学者来校任教。如顾坤伯、陆俨少、陆维钊、黄曦、陆抑非等老教授，加上原有的吴茀之、诸乐三、邓白、潘韵等老教授，组成了强大的教师队伍，并积极培养青年教师。

在绘画须四全的思想指导下，潘天寿在浙江美院中国画系设置了全面的课程。为给学生提供临摹研究充足的古画，潘天寿与吴茀之等老画家一起，亲自搜罗鉴定了1000余幅民间藏画，分类造册，加以装裱整修，花极少的经费，增添了极为可观的资料和珍品，使浙江美院中国画系成为国内收藏古画最多的中国画系。在他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成名的学生不计其数。

潘天寿书法作品

作为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他还为推广书、画、篆刻等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62年秋，潘天寿以当代中国书法代表人士的身份，任中国第一个书法家访日代表团副团长，对中日书法的互相联系、互相借鉴，从自己的角度做出了贡献。

他的一生有效地加速了当代书法发展的过程。陈振濂在《书坛巨匠》一文中说：“他堪称是中国书法走向兴旺发达的一个历史性人物。”“他的业绩，是完全可以载入史册，载入书法历史的‘凌烟阁’中去的”。

寿者风范

由潘天授改成潘天寿，并以“天寿”名，引出一大串带“寿”字的落款来，实在不是偶然。早在浙江一师求学时，他就因一副憨态、有大智若愚之风而被同学呼为“阿寿”。被人冠之以“寿”而欣欣然接受，则更显其寿了。在浙江方言中，“寿”就是“寿头”的意思，即是指那些不懂人情世故、处处吃亏而自得其乐的人。潘天寿乐“寿”爱“寿”，也表明他为人正直谦逊。

他的“寿”，表现为始终保留了农民式的生活习惯。自制的腌白菜，似乎是他每餐必不可少的佳品。年轻时不论菜好坏，每餐必定三碗；年纪大了，也还能吃两碗。他不喝牛奶、可可、咖啡，甚至很少吃零食。工作疲劳了，不喜欢躺到床上正儿八经地睡，倒喜欢趴在桌上，并且很快入睡。他对于失眠总是缺乏体会，当他的夫人何愔因神经衰弱而睡不着时，他总觉得不解：“怎么会睡不着呢？你眼睛闭起来睡着不就是了吗？”

与种花相比，他更喜欢的是种瓜菜。丝瓜、南瓜、辣椒、番茄，是他家小院里的“宠物”。与亲手掘地浇水相照应的是，他当了院长，小汽车整天停在院子门口的车库里，很少坐，宁愿走路或坐公共汽车。别人劝他，他总说：“还是走走好，走路是一种活动。”他整天和书画打交道，却仍然和农村的劳动生活保持着密切的感情联系。他在遇到天气反常时，常常会发出感叹：“这天气真不好！”“这样下去今年要歉收。”“好一场及时雨！”活脱脱一个农民的心态。

他的“寿”还表现在不随大流、疏于应酬。

1962年，潘天寿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康生看了以后津津乐道。后来他还通过浙江一位领导向潘天寿索画。潘天寿完成“任务”后，款署康生为“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不用“同志”用“先生”也只有潘天寿才做得出。后来，康生在一次会上看到潘天寿，特意邀请他到北京专事绘画，因为潘天寿不愿抛开教学专事绘画，便拒绝了。几年以后，康生还在刘开渠的面前抱怨：“我请潘天寿到北京来画画，他都不肯来。”等到江青说“潘天寿的画丑死了，秃鹫真难看，又暗又丑”，姚文元帮腔“画很阴暗，与他搞特务有关。潘天寿喜欢画的秃鹫，是特务的化身”时，曾崇拜潘天寿的康生对潘天寿就远不只是不满了。“像他这种人至今想的还是过去那一套，不可能真心实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服务。”康生就同“四人帮”沆瀣一气，加入了陷害潘天寿的行列。

在“文革”中，一次又一次挨批之后，潘天寿还是毫不开窍，尽管此时他已过古稀之年。有一次批斗，有人问他是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他说，反动两字不要。有人训他：“你与吴茀之狼狈为奸。”他认真地解释：“怎么叫狼狈为奸？狼前脚短后脚长，狈前脚长后脚短，搭在一起跑路。我们不是野兽，没有四条腿，怎么叫狼狈为奸呢？”在游斗中，人家追问他犯了什么罪，他待了半天，说：“我画画创新创不好。”后被诬为“国民党特别党员”，更使牛棚里的潘天寿莫名其妙。批斗之后，他还懵懵懂懂地小声问牛棚里的难友：“国民党员自己总该晓得的吧，我什么时候入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填过什么表格，怎么会是国民党员呢？”

然而，批判会的调门还是一次高过一次。曾被誉为“高华绝伦，造诣独绝”的苍鹰成了“凶相毕露”的怪物；被赞为“妙契神理，古今独步”的寒鸦成了“对共产党充满刻骨仇恨”的载体；被评论家看作“强悍有力”的水牛，成了“懒牛”。在没日没夜的摧残下，一次次的批斗、游街，最硬朗的身体也忍受不了，何况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

1969年冬，潘天寿被押回老家宁海批斗。白天在寒风中游街，夜晚只有一件破旧的大衣做伴，没有床没有被。他依然默默地忍受着。“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回杭途中所做的这首诗，愤慨之情穿透纸背，也是他刚直不阿、铁骨铮铮的高尚人品的印证。

拖着病重的身体，不给治病，不给药吃，还得排队走着到工厂去劳动。剧烈的咳嗽、高烧，昏昏然中，潘天寿不能住院，连“观察室”也待不下去。

1971年9月5日，75岁的寿者含冤逝世。

火化那日，除了子女亲属，只有浙江美院的教师诸涵和另一位朋友。

没有举行追悼会。

历史曲直自有公断。潘先生逝世6年后，中共浙江省委宣布为他平反昭雪；7年后的忌日，“潘天寿先生追悼会”在杭州隆重举行；10年后的忌日，经文化部批准建立的潘天寿纪念馆在他的故居揭幕；1991年，重修的潘天寿纪念馆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纪念馆内的庭院草坪上竖着一截断裂的白色大理石。有人说高高低低的起落中蕴藏着先生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人说那粗粝质朴的表层又如先生的为人作风，象征着先生清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