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西征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时间:2019-08-24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9 次

组织西征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前后,杨靖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西征的筹划中。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军事行动,是在1935年至1936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之下,杨靖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必然选择。

1935年,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已经沦亡四年的东北,每天都在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和刀尖上演着无数人间惨剧,不仅如此,日本法西斯利用国民党政府的退让妥协,日益加紧了侵略全中国特别是华北地区的步伐。并唆使汉奸殷汝耕炮制了“满洲国”第二——“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6月9日和27日,日本侵略军与国民党当局先后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实际上攫取了察哈尔北部和河北省、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8月5日,日本外相、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又提出了要求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与日“满”合作、中日共同防共的“三原则”。亡国灭种,已成为每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最现实威胁。

1935年,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革命日益高涨的一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7月25日至8月21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举行,杨靖宇的亲密战友魏拯民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确立了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进入靠近华北和东北的陕甘宁抗日前进阵地,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全民族广泛接受,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所有这些,都给予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正如《六三指示信》指出的:“江西红军的西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这一切国内国外的有利条件,给了东北民众解放以光明胜利的前途。”

1935年,这还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领导和组织的一年。随着陈云(化名史平、施平或史宾)、陈潭秋(化名徐杰)、滕代远(化名李光)、曾山(化名唐古或唐谷)、潘汉年(化名白林)、孔原等同志相继加入并负起主要责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在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指导下工作。10月2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成立了以陈云、曾山、潘汉年、孔原、杨松(化名吴平)、魏拯民(化名冯康或冯空)、赵毅敏(化名一民)、王明、康生为委员的满洲问题委员会,统一领导东北抗日斗争。(www.guayunfan.com)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中国革命已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进入“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62]。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继遵义会议之后,纠正了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鉴于主力红军在地理上与东北更加接近、介于西北和东北之间的华北地区又即将成为抗日战场的现实,会议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研究了主力红军与东北抗日联军互相配合的问题。12月23日,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立了主力红军东征直接对日作战、加紧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对此,决议作了如下的论述:

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指冀东殷汝耕汉奸伪政权辖区——引者注),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63]

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如下……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64]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中央又决定进一步加强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对抗联部队实行双重指挥,即在接受以陈云、杨松(吴平)为核心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的同时,接受以刘少奇(胡服)为核心的中共北方局的领导。1935年12月29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北方局目前有三个人在那里工作。工作情形怎样不清楚,只听说反帝工作有开展。不论工作怎样,它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少奇可以去。我已和少奇同志商量,已得到少奇同意。他去可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工作,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他去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目前学生运动要提高,要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除了北平之外,还要加强对热河、满洲的领导。”[65]

为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实现主力红军直接对日作战,1936年2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发起东征,渡黄河挺进山西,直指热河、察哈尔、绥远,虽然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斗争全局的要求下,东征红军于5月撤回陕北,但已在精神上给予日本侵略者巨大威胁,甚至引发了日本关东军兵力以长城为中心的重新部署。6月15日,杨松以化名“松山”致函周保中等,向东北抗联通报了红军东征的情况:

自去年七次大会(即共产国际“七大”——引者注)后,吾党新政策在关内已得很大的成效:A.抗日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之下,已到达陕甘,并于最近东渡黄河而至山西省腹地;北出长城而向内蒙绥远进展,这么一来,红军日益接近到与日寇及“满洲国”军队直接冲突的时期了,并且,使全国各阶级民众,日益相信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这是自去年七次大会后,在关内政治形势新的变动,这些变动,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有很大的好的政治影响,给游击运动一种推动。[66]

的确,主力红军的长征和东征,“日益接近到与日寇及‘满洲国’军队直接冲突的时期了”,不但极大地振奋了东北人民和抗联部队的民心士气,而且也促使东北抗联的领导同志们认真把握有利时机、筹划军事行动,以期达到与主力部队会师和开辟新游击区的目的。不仅如此,这时的杨靖宇,还以自己的丰富实践敏锐地预感到“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和先锋”。而这种形势就必然要求东北抗日联军同时承担两副重担,即坚持东北抗战和支援华北抗日斗争、迟滞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地的侵略,进而将主力红军与东北抗联、东北和华北两个抗日战场联成一体。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刚刚胜利结束、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将近一年时,杨靖宇就能提出“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与先锋”[67]这一思想,足见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洞察和高超的战略思维。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传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以陈云为核心的中共代表团和满洲问题委员会据此研究形势,指示抗联部队西征热河,一方面设法联系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另一方面也扩大游击区。魏拯民返回东北后,向杨靖宇详细传达了上述精神。在此前后,杨靖宇和东北抗联也已从敌伪报刊上了解到红军东征的一些情况,并作为制定行动规划时考虑的重点因素之一,得出了与代表团指示大体相同的结论。

决策确定后,杨靖宇开始具体部署,确定以第一军第一师主力进行西征。这是一支由杨靖宇、李红光领导,以磐石游击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部队,政治军事素质俱优,战斗力极强,当时又正在兴京、本溪一带活动,距关内最近,最适于承担西征任务。参加西征的部队四百余人,包括师部、保卫连、三团、少年营等。由师长程斌、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参谋长李敏焕率领。

接受西征任务后,第一军军部和第一师部队在5、6月间进行了紧张的筹备。5月23日,第一军军部在本溪汤池沟附近召开一师党的干部会议,部署由一师三团从本溪、凤城中间突破,进入辽阳,之后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插辽西、热河。四团和六团则活动于南北两翼以分散敌人兵力。次日,一师部队在军部接受杨靖宇指示精神后行军,杨靖宇本人则率第一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由本溪返回宽甸、辑安一带活动,以吸引敌军并掩护西征部队。

自5月24日至7月初,西征部队连续行军,清除了潜伏在部队中的叛徒奸细,并与所到之处的抗日武装建立了联系,手枪队还截获了敌人运送粮秣的两辆马车。6月13日和20日,在鹿角沟川里和车古流沟,西征部队两次击溃追敌,17日又在天桥沟击退敌军骑兵。28日,西征部队在草河口与敌交战半小时。7月1日越过安奉铁路,到达朝天贝。这时,西征部队的行动已完全暴露,日伪军加紧围追堵截。7月2日至6日,西征部队连续在光头顶、高家堡子等地与敌交战,其中6日下午5时的高家堡子战斗是与三百名敌军展开的。8日,在倒岔沟姜家堡子(今岫岩县大房身乡太阳村),西征部队决定化整为零,分三部分活动,9日敌情更加严峻,日军出动飞机侦察西征部队去向,10日部队附近又发现敌军三百余人。自10日至14日,西征部队先后在东老岗、南麻峪、柳家堡子、生铁岭沟、王家堡子、三道沟等地发现敌军,三团政治部主任李铁秀指挥部队在岫岩磨扇子沟与敌交战。

7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一师师部率保卫连行至本溪与辽阳交界的摩天岭,在这里与围追的驻连山关日军守备队第二中队激战。日军守备队长今田大尉登高瞭望时,被抗联战士击毙,其余80余名日军亦被全歼,并缴获步枪30余支、手枪5支、望远镜1个;战斗尚未结束时,敌军追兵又至,结果又死伤60余人,总计歼敌140余人,是为西征中战果最著的摩天岭战斗。不幸的是,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在此役中牺牲。至7月下旬,三路西征部队先后返回本溪、宽甸、桓仁老游击区。

在西征期间和部队返回初期,杨靖宇正在桓仁、宽甸一带活动,而且由于长期艰苦斗争的疲劳,杨靖宇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还患有疟疾。7月,中共满洲省委人员在向以陈云为核心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时就曾说:“老杨的身体,诚如《救国时报》所说,是弱了!而且最不好是摆子病,在他给士兵讲话到一点钟以上,往往要休息半天才能继续讲下去。”[68]但他仍时刻关心着西征部队的情况。10月上旬,他率第一军军部来到兴京窟窿榆树沟里四平街堡子,在这里与第一师师部会合,听取了师长程斌的西征汇报。举行了追悼李敏焕等西征烈士暨一师干部战士大会。会场上,杨靖宇眼含热泪,率全体与会者为李敏焕等烈士默哀三分钟。对西征部队的英勇战斗特别是摩天岭战绩作了充分肯定,指示部队认真休整,会后又为一师补充了新战士。与此同时,杨靖宇认真总结教训,认为“一师西征失败主要原因是:步兵行动迟缓,目标明显,勇于暴露;行军季节在夏季,天热雨多,行军多有不便所致”[69],考虑到一师远征疲惫且损失较大,杨靖宇决定将第二次西征任务交由三师执行。

11月上旬,杨靖宇率军部及教导团两个连离开宽甸天桥沟密营,在桓仁外三堡与第一军第三师部队会合。在这里,杨靖宇主持了第一军军部和第三师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与会者有军参谋长安光勋、秘书处长韩仁和、军医处长徐哲、军需处长胡国臣、三师师长王仁斋、师政委周建华、师参谋长杨俊衡。在以后的战斗中,韩仁和、王仁斋、周建华、杨俊衡先后为国捐躯;安光勋、胡国臣叛变投敌;徐哲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朝鲜,历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华大使、中央检阅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我中纪委书记)等职,授大将军衔,1992年病逝。

在杨靖宇主持下,联席会议决定三师进行第二次西征,跨越南满铁路和辽河,挺进热河,与主力红军取得联系。以此分散日伪军兵力,牵制日伪当局正在进行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针对一师西征的教训,会议“决定把三师部队改编成骑兵,在冬季利用江河封冻之际,由第三师骑兵队伍进行西征,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挺进热河,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进而找到党中央,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与关内的抗日斗争紧密结合起来”[70],会议还决定给三师半个月时间筹备西征,重点为组建骑兵部队。

在三师全体干部战士的努力下,为期半月的筹备工作顺利结束。11月下旬,在师长王仁斋、师政委周建华、师参谋长杨俊衡、师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率领下,三师骑兵部队400人从兴京县境和桓仁外三堡出发,昼伏夜行,经清原、铁岭,跨过南满铁路北段,仅用15天即挺进至法库县三面船石佛寺辽河东岸,但当年气温偏高,辽河并未封冻,而这时日伪军不仅已探明西征意图,还把与杨靖宇体貌相似且同姓的杨俊衡误认为杨靖宇,于是围追堵截的大批日伪军蜂拥而至,西征部队既无法徒涉过河,也未能夺取已被敌控制的渡船。加之长途行军、人困马乏,又处在新区,情况不明,只得分散作战,且战且退,绕道返回,于年底回到清原、西丰、兴京一带。在此期间,居住于沈阳与抚顺交界处肥牛屯(属抚顺县管辖)的爱国乡医张荣武应抗联战士之邀,半夜来到伤员所在的腰路沟半山腰石棚,三次义务出诊并赠送药物食品,和父亲张福春一起,为救治西征部队伤员竭尽全力。为此,他曾被抚顺日本宪兵队拘押刑讯18天,后虽经学医时的日本老师谷春营救幸免于难,但在敌伪时期始终是被监视居住的所谓“要视察人”。在《我的父亲——一个山村医生的传奇》一文中,张荣武之子张大庸根据父亲的讲述,记下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抗联一军三师袭击南满铁路,颠覆敌方列车

那个石棚是一个天然的溶洞,能容纳几十人。日俄战争的时候,村里几十个老百姓躲在那里面半个多月,洞的周围都是灌木丛,很隐蔽。父亲进洞一看,眼前的一切使他惊呆了。洞里躺着七八名伤员,伤势最重的是李队长,肩上有被机枪打中形成的贯穿伤,血流不止。左侧大腿被炮弹炸得骨头外露,弹片尚未取出,高烧39度多,非常危险。其余几个人受了轻伤。有的是又累又饿、身体虚弱,起不来。一个叫王参谋的对父亲说:“相信您是一位有中国人良心的医生,我们是抗日部队,在辽河边与日军作战受了伤,大部队往东山里去了,我们只好留下来养伤,希望您能帮帮忙。”父亲立即对伤员们作了简单的处理。“你们受的伤太重,需要做手术,我明天早上来给你们做手术,这样伤口才能长好。”后半夜两三点钟,父亲才回来,他思绪万千,心想这些人为了打日本人,受了这么重的伤,我冒多大风险也要救他们。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着手术器械和药品,奔向腰路沟。爷爷那时候还活着,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老人。他听说这件事后,非常同情,就拉着家里的毛驴,驮上小铁锅、小米、苞米面、火柴,还有一锅高粱米面大饼子和一床破被,往腰路沟方向走去。

父亲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为李队长取出三块炮弹皮,并对伤口作了缝合,对贯穿伤周围的皮肉也做了清理。手术足足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爷爷为他们煮了一锅小米粥,吃上了大饼子,大部分人都精神起来。王参谋说:“这些天也没吃上一口热乎饭,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父子了。”

他们在这山洞中住了八天,父亲晚上又去了两次,给伤员们换药。临走的前一天,父亲到永发庆杂货铺买了二斤炉果,又带上一大批外用药,向东山腰路沟走去。这时,大多数抗联同志的伤势已经有了好转,李队长高烧已经退了,已经可以随队转移。[71]

东北抗联两次西征都没能挺进关内,部队自身也损失很大,在总共动用的九百余兵力中,牺牲、负伤、被俘、失踪者在三分之二左右。

然而就全国抗日斗争而言,西征“是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72]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进一步凸显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意义,实现了毛泽东和瓦窑堡会议赋予的“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的任务。

就东北地区而言,西征部队挺进至沈阳、抚顺、辽阳、法库、岫岩一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辽阳等地群众欣喜相传,‘东山里的红军打过来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联军在辽河流域的影响”[73]。对日伪军的牵制作用更为明显,据李敏焕行军日记记载,自6月3日至7月13日,被第一次西征部队牵制的敌军即有1400人左右,超过西征部队总人数3倍以上,这还未将摩天岭战斗中歼灭的敌人列入。第二次西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游击区的压力。“与此同时,留置吉海线老游击区的二师部队,在磐石、桦甸、海龙、西安、双阳、伊通各县,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抗日联军二军四师六团围绕着长白山麓及江右各县猛烈打击敌人。”[74]所有这一切的共同结果,就是“整个南满地区的敌伪统治被动摇,伪满首都‘新京’受震动”。[75]

在主力红军与东北抗联遥相呼应之际,杨靖宇特作《西征胜利歌》一首,表达抗联战士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殷切向往:

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惊。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俱欢迎,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

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西征大军,夹攻日匪,快快来会面。日匪国内,党派横争,革命风潮涌,对美对俄,四面楚歌,日匪死不远。

紧握枪刀,向前猛进,同志齐踊跃,歼灭日匪,今田全队,我军战斗好。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盔甲枪弹,缴获无数,齐奏凯歌还。

同志们快来,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拼着热血,誓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铁骑纵横,满洲境内,已有十大军,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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