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下）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下）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对同志和战友，对战士和人民，杨靖宇始终怀有朴素、真挚的情感。“朱德的扁担”，是他在群众工作中一直认真学习的榜样。抗联老战士、第一军军部传令兵刘金山终生不忘当年的情景：

1936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杨司令还趴在桌上看文件。那天晚上，我们轮班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推荞麦，轮到我的一班，是深夜十二点了。杨司令那时工作刚搞完，他披着件大衣走到磨坊，笑嘻嘻地对我们说：“同志们辛苦了，下面该我的班了吧？”我们怎么能让杨司令再参加劳动呢！他忙了半宿没睡觉，身体不休息是不行的，我们都劝他休息，他说：“休息？推荞麦是每人职责以外的义务，当司令的有当司令的事，当传令兵有传令兵的事，推荞麦可不是那一个人的事，都要吃饭，都该劳动！”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住，讲什么道理也会被驳倒，当时真是没有半点办法！

他把大衣一脱，将腰上皮带解开了，夺过磨柄就推，我们在旁边只好瞅着杨司令推。他是瓜子脸，身躯很高大，说起话来有些南方口音，不像东北人，但是每句话都能听懂。我那年才十五岁，在军部当传令兵，个子很矮，站起来只齐他腋窝。杨司令很喜爱小同志，他逗我说：“小刘，推磨大个子占便宜呀，你看我，五步就可以绕一个圈。”接着，他数着：“一步、二步、三步……”真的，五步就绕了一圈，把大家都逗笑了。他问我要几步绕一圈，卫队的一个同志说：“司令一步顶小刘两步！”司令听了也笑了，他说：“是呀，我的工作效率比小刘要高一倍，小刘快长吧，长高了好推荞麦。”当时，我的心真激动，我们的司令不仅能劳动，而且还那样乐观，我们和他在一起，一点也觉不出是司令，就像是很平常的同志一样。杨司令一面推，一面说：“咱们现在艰苦一些，将来便可以享福，把日本鬼赶出了中国，我们什么都好了。”他又说：“咱们的朱总司令还不和大家一样吗？同志们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不让他上山打柴（原文如此——引者注）。可是，他以后在扁担上写上‘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从此，谁也不敢动了。咱们领袖都这样做，我又有什么特殊的呢？”他一圈又一圈地推着，我们几次换他都没换成，他足足的推了一个小时，累得汗都出来了才下去休息，他的行动把我们感动得流出了眼泪。[100]

其实，这样感人的情景，在杨靖宇的战斗生涯中何止万千！无论是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是在人迹罕至的密营；无论是丰衣足食还是饥寒交迫，杨靖宇始终与群众同呼吸、与战士共命运！正如他的亲密战友周保中在《松柏常青——纪念杨靖宇同志逝世二十周年》中记述的：“他爱护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因此南满广大地区的群众，敬仰他，爱护他，用各种方法在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支持第一路军。靖宇同志对部队干部和战士，爱护周到、热情。平时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经常亲自进行教育；就是在战斗中工作中，也尽可能对几乎每个战斗员每个工作人员作必要的照顾。他对部队的纪律要求是严格的，而在生活上和战士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因此部队的干部和战士，敬他为师长，爱他如父兄。执行指示和命令，虽赴汤蹈火也不辞。”[101](www.guayunfan.com)

干部、战士们不会忘记那象征着将军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一件皮大衣：

1935年初冬，日本鬼子对东北人民抗日联军某些部队封锁较严，使军队得不到正常粮食和冬装的供应。得不到粮食倒勉强能想些办法，如打猎捡蘑菇呀，甚至还可以吃很早以前储蓄的一些干粮。但是，冬天没有棉衣穿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啊！搞不好是要冻死人的。

天愈来愈冷了，并下了几场小雪，驻在柳河四方顶子山的一军军部，只有一部分人穿上了棉的。有的是半身棉，有棉袄没有棉裤，有棉裤没有棉袄。还有将近一半人完全是穿着夹衬衫，冻得人们真是很难忍的。

杨靖宇司令是最能体贴下级干部的，他真是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这种情况下，他始终是穿着一身夹衣服，每次弄来的棉衣，他都指示先分给病号和身体较弱的同志，同志们多数将棉衣让给他，可是每次都被拒绝了，他说：“我的身体比同志们好，我很抗冻。如果我先穿上了棉衣，同志们还穿夹衣，我的心过不去！”他的这些话，立刻传到了每个同志耳朵里，大家觉得比得到真正棉衣还要温暖。个别怕苦的同志也不敢乱讲了，有的同志就这样说：“杨司令和我们一样没有穿棉的，他能抗得住我们为什么抗不住呢？”许多干部也学习杨司令，主动把棉衣让给士兵和下级穿，而下级对上级也很尊重，互相都谦让，谁也不愿意先着棉的，在杨司令的行动影响下，大家都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团结友爱精神，没有被困难吓倒。

杨司令没有穿棉衣的事，很快地就传到我们地方政府了，在当年我（刘文阁——引者注）是柳河县副县长，怎能对这事不关心呢？当然我们一直是在动员群众支援部队，可是要等到部队都穿上棉衣，也不是一件好办的事，尚需慢慢地来解决。我和县的几个同志一研究，决定托老乡进城去买衣料，火速赶制一件皮大衣送给杨司令，因为他是一军之长，冻坏了大家都有责任的。

费了整整四天工夫，大衣制成了。狐狸皮里子、黄卡叽布面、外加毡绒翻领，不但穿着暖和，而且式样也很好看。我亲自带着大衣匆匆地赶到四方顶子山去见杨靖宇司令。他住在一间很矮的茅草房内，四外透着风。那时他正与几个同志坐在一起烤火，身上仍是穿着一件半旧的黄色夹衣，手里拿着一本地图在看。他见我拿着件大衣进去，很高兴地问我说：“这件新大衣哪里动员来的，老乡舍得吗？”我说：“不瞒着司令同志，我们听说你还没有穿上棉衣，连忙托人进城赶制出来的。”他听了以后，两眉往中一皱，多少能看出他几分不满意的样子。他接过大衣看一下，很严肃地说：“有做这套衣服的成本，可以做三套到四套棉衣，那就可以解决三四个同志的困难，你们为什么要特别为我做件大衣呢？我经常和你们说：官兵应一视同仁、一律要平等，你们这次又违犯了！”他这番话把我训得面红耳赤，我们都知道杨司令有个老脾气，那就是从不愿自己生活比别人特殊，可是，谁能瞪着眼看司令挨冻呢？司令的身体比任何一个人都要重要，他身上担负着多重的担子啊！我不好用什么话来解释，最后只想出了一句话：“杨司令同志，下次我们再不这样了。”杨司令用两眼瞅了瞅我，我知道这是责备的眼光，自己就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连头都不敢抬了。他又轻轻地说：“你们经常说下次再不这样了，这是第几次的下次呢？”我默默无言，的确是干过好几次类似的事，每次都受到他的批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呀！杨司令稍停了一会，也许是看到我当时很为难的样子，不好再批评我了。最后转为安慰的口气说：“你回去告诉地方的同志们，你们工作辛苦我们完全知道，‘革命’两个字的含义就包括艰苦在内，不艰苦怎么能叫革命呢？你们还应从各方面多想办法给部队弄棉衣，部队每个同志的身体比我一个人的要重要多了。”我连忙说了几个“是”字，再也没有什么话敢说，只得带着羞涩的样子回到了政府。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地方的一些同志，大家都很感动称赞不绝，从此，我们的工作更积极了，不管敌人怎样严密封锁，我们也是大胆去发动群众支援部队，终于在不久，动员了许多套棉衣供应了部队。

后来，据部队的同志说，那件皮大衣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穿，让给一个身体最弱的同志穿了。[102]

乡亲们看着为不把大家吵醒而在雪夜露营的杨靖宇和战士们，看着穿得不如庄稼人的杨靖宇，感佩不已：

鹅毛大雪足足下了一夜，大清早我（王子杨——引者注）开门出去扫雪，冷丁看见迎着门前山坡走下来一队人。瞅着瞅着我的心就怦怦地跳起来：莫不是又来胡子了？还没等我来得及回身关门，那队人早已跨进大门坎。为首的一个人走到我跟前面带笑容的打着招呼：“做早饭了吗？”我揣摩不透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好照实回答：“还没有。”那人好像看破了我的心事，迟疑了一下，和蔼地说：“老大爷，你老别多心！我们是红军，想借你的锅烧点水。”

说是红军，谁知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我怕惹是生非，赶忙答应了。那人朝我点头笑笑就进屋弄柴舀水，一会儿就把火生着了，蹲在灶前烧起来。我站在一旁一边看着一边寻思：都说红军过来了，莫非这些人真是他们？想到这儿，我犹犹豫豫地往外走，想仔细端详一下院里的人究竟在干什么。出门一看，啊！都规规矩矩地站在雪地里，西北风卷起屋脊上、树杈上、地上的雪粉末朝他们劈头盖脸的刮去，他们冻得打着哆嗦、跺着脚、搓着手，只是一个个精神头还挺足，有的垂下头拨拉着方才灌进脖领里的粉雪，冲我亲切的笑着。这么大的风让人家没遮没挡的站在外边挨冻，我有些不忍，就喊他们进屋暖和暖和，他们只呆呆地望着我笑不动弹，我以为他们没听懂我的话，就上前去拉，这个说：“老大爷，不冷呀！”躲了，那个说：“咱们是一家人，屋里外头一样。”他们越说我就越不过意，让了半天一个也没进屋，心里就核计：他们为什么不肯进屋呢？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兵咧！想着想着，心里突然闪出一条亮光：红军真的来了！只有红军才有这条规矩，不轻易进民宅。我马上回到东屋把儿媳妇和两个姑娘撵到西屋去，又到外边喊他们，可是还不进，我有点冒火了：“你们是不是瞧不起我老头子？”一个小伙子为难的凑到我跟前小声对我说：“老大爷您老别上火，您问问烧火的那人他让我们进不？”

他这么一说，我就猜出个七八分，那烧火的人准是个官。我悄悄地溜进了屋，那人在灶门前借着火光聚精会神的用铅笔往小本上写着什么，我不好意思马上打扰他，站在一旁，这回看真了他的面貌，瘦高个儿，黑长脸，粗眉毛，可能是饥一顿饱一顿折腾的缘故，他的眼睛显得格外大，被火光映得闪闪发光。看了看我笑了笑。我趁他加柴的工夫忙插了一句：

“长官……”

他笑了，把笔和本装在牛皮背包里说：“老大爷，我们这里还就是没有长官，你老叫同志吧！”

我说：“同志，东屋空出来了，叫弟兄们进屋暖和暖和吧！”

他说：“只要你老不嫌麻烦就进吧！”

那些人规规矩矩进屋了，我为他们生了两盆火，有的劈柴烧火，有的坐在一旁烤火唠嗑，有说有笑，不大工夫，我的小屋里便充满了快乐。我看着也高兴，我也算为红军做了一点事情。自己也很想找个人唠唠嗑。我选中了在灶前烧火的瘦大个子。我想他既然是个头头脑脑的人，知道的事一定多。看样子他还真是个有知识的人呢，他一边往灶门里添柴火，还一边捧着一本书看呢！我在他身旁蹲下了，试探着问：“你们这些人都那几位见过杨靖宇杨司令啊？”那烧火的人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说：“我们就是那个队伍的。”“你们都是杨司令队伍的，这我当然知道了，可是——”

“我问你常见杨司令的面吗？”我不大相信地问。这句话问得有劲，里边坐着的一个小伙子憋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烧火的人被笑得有点不好意思，脸稍微一红说：“我们常见面。”

这时我想起了我们这一带人们对抗日英雄杨靖宇的传说，我很想让他来证实一下真情实况。我说：“我们这里有人见过他，都说他是个红脸大汉，鼻宽嘴方，膀大腰圆，一顿能吃十大碗，一手能掐死两个鬼子，还多谋善断，神出鬼没，你说，他真是那样吗？”

他笑了，说：“真是那样你见了不怕吗？”

我说：“怕什么！福将自有天相！他在东山里也算得首屈一指，可惜我没福见着他，若是有朝一日见着他，脱裤当袄也要请他吃八大碗的酒席。”

这时屋里轰的一声都笑起来了，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冲着我乐，笑声中，一个小战士插了一句嘴：“大爷，你摆席吧！活该我们有这个口头福！”他见我愣住了，才补充说：“你身旁烧火的就是杨靖宇司令！”

啊呀！真没想到他就在我的身旁，我急忙站起身来，狠狠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端详了他一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鼎鼎大名的杨司令不该这样打扮：头戴一顶狗皮帽子，脚蹬双半旧的靰鞡，穿着一件遮过膝盖的棉袄，左肩破了个大洞，棉花露在外边，更不像样子的是腰上扎着根草绳，比咱老庄稼人还不如呀！我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敬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杨司令站起来，风趣的说：“看，你害怕了吧！”

我笑了笑没答腔，我眼睛一直没离开司令腰上的草绳，我想着心事。

这一天我们真是唠了个够，我们不是胡扯南朝北国，我们是在讨论国家大事：咱们中国将来会怎么样？咱们庄稼人会怎么样？关于这些，杨司令讲了很多深远的道理，虽然有些话我有生以来头一回听说，可是听起来还是挺入耳。真的，这短短的一天，我好像过了两个朝代。晚间，杨司令和弟兄们都睡了，我回到自己屋里打开了箱子，从里边找出我那条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扎一阵的新腰带，然后悄悄地走到东屋，看见杨司令睡熟了，怕惊醒他，就轻轻把放在枕边的那根草绳子拿过来扔在地上，端着那条跟我过了几个年头的腰带子，把它放在枕边，看着熟睡的杨司令，心里叨咕着：“杨司令！我穷得请不起你八大碗的酒席，你就扎上我这根腰带子吧！有朝一日，果真像你讲的那样，穷人坐天下，我一定补上……”

这样，我的心才稍稍感到舒服了些，回到西屋就睡者了。

第二天我醒来，家里人告诉我，杨司令和他的弟兄们天刚亮就出发了，我忙到东屋一看，我的心咯噔一下，好像压上了一块石头：腰带子好端端的放在炕沿上，地上的草绳子却不见了，留下只有些断碎了的黄稻草根，那是我昨晚上把草绳扔掉地上时的痕迹。我猫腰捡起一根稻草棍，我真后悔了！为什么不早早把草绳子藏起来！

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悔呀！[103]

对战士、对群众，杨靖宇始终坚持以教育启发为主的方针，十分注重工作方法，特别强调发动群众民主讨论，使正确观点在干部战士心中扎根。1935年底，部队在桓仁山区休整，杨靖宇曾发起过“政治和武器哪个重要”的讨论，战士们各抒己见、争论激烈。最后，杨靖宇向大家阐述了“政治与武器都重要，缺了那个都不行”　[104]的道理。与此同时，杨靖宇还注重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尤其率先垂范，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

1937年7月10日，《救国时报》刊发署名梁泊的通讯《小英雄口中的杨靖宇》，从文中内容来看，所采访的“小英雄”就是当时正在莫斯科学习的赵振华，文中对杨靖宇的思想政治工作成就、方法和在战士中的崇高威望，作了翔实生动的记述：

记者问：听说杨司令在队伍中的信仰很大，我想他一定有什么特长，你能够告诉我么？

答：是的，他有很多使人不能不佩服的地方。首先就是他的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舍身救国、坚持抗日到底的精神。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就投身于抗日运动，组织抗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直到现在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经过了数百次的战争，遇到无数次的危险，但是他从没有灰心动摇过，所以东北各地的老百姓都称他是抗日英雄。至于其他令人佩服的地方，那还多得很。比如说我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老百姓送给他的野鸡，哪怕只有一只，他也叫熬一大锅汤，使大家都喝点，他什么时候也不自己吃。如果说，到什么地方，睡的地方很狭小，他也和大家一样，挤在一块睡，如果挤得很厉害，他第二天早晨只是笑，从来不说一句不满意的话。

问：他打仗勇敢么？

答：那当然，他打仗勇敢极了，越到困难的时候，他越有精神，大家都佩服他，事实多得很。当袭击敌人的时候，他怕队员有些胆小，自己就拿着匣子枪，跑到一切人的前面。一个队员一手把他拉过来，问道：“司令干么？”杨司令说：“前进哪！”队员理直气壮地说：“难道我们不会前进么，把你打坏了，我们怎么办呢！”这样一来不要紧，大家你拉我推地把杨司令送到后面，个个勇敢地前进起来了。

问：我听说杨司令在山林队中的信仰也很大，这是事实么？

答：是事实，他的信仰一天比一天大了。

问：老百姓对杨司令有什么感想呢？

答：我说一件事实，你一听就知道。有一回，当杨司令向老百姓讲话之后，一个老头对别人说：“我活的年纪也算不小了，可是从没有见这样的队伍，说是胡子？也不抢不夺！说是军队？他不打不骂！真的！这是日本鬼子逼出来的好人。”于是老头偷偷地买鱼、肉、酒送到队上，一面交给司令，一面说：“我是穷人，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弟兄们，这点小意思，司令留下吧！让弟兄们吃点，好去打日本子。”这样的事情很多。

问：你们常吃好东西，难道你们没有过着困难生活么？

答：哪里的话！困难的时候多得很，但有杨司令和我们在一起，一点也不觉痛苦。有一次在过新年的时候，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只有苞米。但是没有磨不能磨成面，大家只好炒苞米花吃。杨司令一面吃，一面给大家讲故事，说南方红军曾遇到过如何的困难，曾经过了多少艰难，然后问大家：“你们现在过年吃苞米花，觉得难受吗？”大家都说：“不，不，真香！很好吃！北方人难道比南方人熊么！”

问：这样说，杨司令的品格实在不错，但是杨司令没有使队员不高兴和不佩服的时候么？

答：他平时很和气的，虽然他批评人的时候很厉害、很不客气。无论如何狡猾的人都逃不过他的手，可是他不轻易发脾气，他很能忍耐。要真是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他一定能不客气地把人说得闭口无言。所以除了真正的坏蛋，谁都佩服他。

问：听说杨司令是共产党员，对吗？

答：对了！杨司令常对我们说共产党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说共产党和红军的英勇事实。我们几年来能打败日本子，都是靠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好策略，不只是杨司令，而且在我们部队的官长弟兄中有很多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是特别勇敢不怕死。打冲锋他们领头，打败仗他们就挡后，弟兄们都特别敬爱他们。

杨靖宇在战士和群众中威望如此之高，除了平等待人和同甘共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急群众和战士之所急，对破坏群众利益的恶霸土匪及时清除，“就是在战斗中工作中，也尽可能对几乎每个战斗员每个工作人员作必要的照顾”。

当时在磐石猪腰岭有个恶霸地主王发福，平日鱼肉乡里、无恶不作，磐石游击队兴起后，又极力破坏，四处散布“土枪打不了胜仗，就是打胜了，红军一走，人家还不砍穷人的头？”被当地群众刘宽举报，“杨司令听我介绍王发福多少年来一贯作恶的罪状，气得把筷子一撂，饭也吃不下去”，[105]当即派部队将王发福捕获，公审后按照群众意见枪毙。群众眼见汉奸地主如此下场，奔走欢呼。

抗联部队除与日伪军作战外，对危害群众利益的土匪也全力剿灭，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1937　至1938年间，东北临江、辑安一带出现了不少土匪。他们到处抢粮食、劫财物、绑票、奸淫妇女，真是无恶不作。最残忍的是所谓‘捐大沟’命令全庄百姓出钱，由百家长给土匪送去。拿不出钱的人家，就要受到枪毙、火烧、推大沟（即活埋——引者注）的处分。轻者也把家人抓去，坐烧红了的铁锹，或者赤着脚在上面走，土匪叫这为‘坐火车’和‘步步登高’。靖宇将军在山上接到许多老百姓的控告信，请抗日联军下山来为民除害。为了保卫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靖宇将军特别下了一道命令，在抗联活动的地方，如果发现土匪，一定要全部消灭。有一次，我们在临江县的大小清沟附近发现一伙名叫‘满山红’的土匪，头子名叫‘山头’，为人极端顽固，整日价带领土匪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于是，靖宇将军亲自带领一个团的兵力跟踪追击，足足跟了六天，可是连影子也没有看见。没有办法，部队只好在大清沟驻扎。有一天，忽然一位老百姓来报告说，‘满山红’现在正在附近一个名叫清沟掌子的小村里。靖宇将军立时领着我们分两路去包围他们，起初，靖宇将军怕惊动附近的老百姓，叫我们不要放枪，向他们喊话，叫他们缴枪投降。等了好半天，这股匪徒一点动静也没有。靖宇将军又命令我们对空打了几枪，要他们快点投降，结果还是无效。最后，靖宇将军命令我们往村子里冲锋，但不准往老百姓的屋里打枪，要设法把匪徒引出来。我们冲锋了，最后，‘满山红’土匪全部被我们消灭，‘山头’当场毙命，附近大小村庄的老百姓见我们把土匪消灭干净了，都高兴万分，纷纷杀猪、杀鸡，慰劳人民子弟兵，慰劳靖宇将军。靖宇将军接到老百姓的慰问品后，一点没动，拿着全部食品，亲自到附近的山里慰劳伤病员去了。”[106]

针对东北抗日斗争特殊艰苦的环境，杨靖宇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还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善战士们的生活，由杨靖宇主持研究的军用帐篷，就是其中效用最为明显的一例：

1937年初，杨军长带队从桓仁县老秃顶子密营过春节后，就把军部秘密地转移到桓仁县东南的刀尖岭一带山区休整。这时，严寒的冬天还没有过去，部队的露营生活十分艰苦。事实上，在那种游击条件下，每逢冬天一到，山里常常是北风吼、大雪飞。特别是进入“三九”天，夜里气温在摄氏零下四十多度，机关枪冻得都打不响了。部队要行军要打仗，每个战士背的枪支、弹药、粮食等有五六十斤重，穿多了走不动；穿少了又冻得受不了。在游击战争环境下，部队宿营又要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必须找背风、隐蔽的地方，拢上篝火取暖，也仅仅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睡觉时大家都围着火堆躺一圈儿，脚朝里，头朝外，为的是保护双脚。这样睡法若遇上大雪天，早上醒来便能发现人都被埋在厚厚的白雪下面，有的战士风趣的把这埋在雪里的睡法称为“三卫生”：睡的“卫生炕”、穿的“卫生衣”、盖的“卫生被”。尽管如此，几乎每天都有手脚被冻伤的战士，部队在不断减员。《抗联歌曲》里写道：“雪地游击，不比夏秋间。朔风吹，大雪飞，雪地又冰天。风刺骨，雪打面，手足冻开裂。爱国男儿不怕死，哪怕艰难。”这真切感人的词句，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夏天虽然比冬天好一些，但一遇上阴雨连绵的天气，每个战士的衣服都是湿的。即使是晴天，战士行军打仗要出汗，衣服也总是湿的。对这种生活，《抗联歌曲》里写道：“夏日游击，我们不辞劳。日光晒，身出汗，天热风又少。不怕饥，不怕难，哪怕蚊虻咬。革命幸福在将来，谁能烦恼……”这种生活苦是很苦，但从战士们那豪迈的歌声中，可以看出有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闪光。

杨军长看到战士们在夜晚宿营时冻得睡不着觉，白天还要继续行军打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暗自慨叹：多么好的干部和战士，忍饥挨饿，不怕冷、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一意同凶残的敌人拼死作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宿营这一难题。他向部队一些干部表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倘连宿营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坚持长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如果我们再不改变这种夏热冬寒的宿营状况，不用敌人打我们，硬冻也把我们冻垮了。他郑重宣布：“目前必须尽快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设计出适合部队宿营的帐篷，否则，我们就没有力量打击敌人。”

从1937年4月开始，杨军长就亲自参与军用帐篷的设计研究工作。他经常和几位领导同志在一起琢磨，边讨论边画草图。基本成型后，又用纸剪出样子，再用糨糊粘在一起。做一个不行，就再做一个；还不行，就再做……不知做了多少个模型，都不很理想。杨军长和几位领导干部为这事绞尽了脑汁，饭吃不好，觉睡不实，一连几天都在为帐篷的事伤脑筋。

有一天，军部教导一团的许国有团长去外边背粮食回来，因天气不好，雨雪交加，就在头上戴了顶破草帽。他到军部向杨军长汇报情况时，一进门就把头上的破草帽摘下来扣在地上，说：“报告军长，粮食弄回来了……”杨军长问：“弄了多少？”他答道：“有五石多……”这时他发现杨军长虽在向他问话，却把眼睛盯着扣在地上的草帽，并又打住了话头。这时杨军长突然脱口喊一声：“问题解决了！”其他几位军领导都很惊讶，忙问：“什么解决了？”军长答道：“草帽儿。”“什么草帽？”“就是这顶草帽启发了我呀！”杨军长兴奋地指着地上的草帽说：“咱们做一个草帽式的帐篷怎么样啊？”大家顿时反应过来，都眉飞色舞地说：“好啊！”“能行！”“一定能成！”大家一阵忙活，很快就做出个帐篷模型。几位领导又高兴地围在一起琢磨，经过反复修改，终于试制出第一顶帐篷。这个帐篷是圆形的，用白花其布缀成一大块圆形的布，当中用根木柱支上，周围用绳子穿起，再用木柱子往地下一钉，留一个门。就这样，一个圆锥型帐篷支了起来。里边能住十五六个人，帐篷一支起来，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我们几个传令兵弄些干草铺在帐篷里，几位军首长索性就在里面研究问题了。我们在外边拉着许团长说：“多亏你了，你戴回个破草帽，军长会变魔术，还给你个圆帐篷。”我们围着这个帐篷转呀、看呀，一边看还一边议论说：“这一玩意真好，夏天下雨防水，晴天防晒，冬天防风又防寒。”可高兴劲一过，我们又觉得这帐篷不太实用，一是冬天地一结冻，周围的木桩就钉不下去，用铁的又太重不便移动；再是，一旦敌人突然袭击时，帐篷既推不倒又拿不走，假使敌人用机关枪封住帐篷的门，人就跑不出去了。能不能做出像房子那样，住人又多，遇有紧急情况，又一推就倒，容易迅速拆卸的帐篷呢？我们就争论开了。

就在我们争得不可开交时，许团长出来说：“你们这些小家伙吵吵什么？像是蛤蟆吵湾，有事慢慢讲嘛。”我们把争论的原因告诉他。他点点头：“你们的意见很好！”说完他走进帐篷向杨军长汇报。杨军长高兴地对许团长说：“这些小家伙的意见不错，让他们接着讨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没过几天，一个长方形大帐篷的模型试制出来了，是用白花其布做的像一般房子那样大的帐篷，周围再也不用钉木桩子，而是在两边用石块或泥块、雪块，甚至是一根树干压上就可以了。帐篷用四根带丫的木杆架起一根梁，把帐篷布往上一搭，两边抻开、压上，在顶部中间开一个四方口，中间开个门。冬天生火可从口上冒烟；夏天可通风。就这样又设计成了新的帐篷。当然，什么事情都很难一下子做得十全十美。这个大帐篷支起来后，又出现了新问题：两边好塌腰。大家又凑在一起琢磨，有了！用四根带叉的小棍和两根长横杆搪起，每边两根小棍支起一根长横杆，这样就解决了塌腰问题。就这样，在杨军长的带动下，几经修改，一种简便实用的帐篷诞生了。有了这样的帐篷，既解决了防寒问题，又解决了住人少的问题，一个大帐篷能住下一个排三十多人。

从这时起，我们抗联一军有了自己制作的军用帐篷。以后，我们又把这种帐篷逐步改进，在夏天天气热时把帐篷的两头都打开门通风，形成了两边都是门的样子，遇到紧急情况，从哪边都能跑出去。同时，这种帐篷既轻巧，又灵便，一个人就可以背起来行军。就这样，我们住进了自己发明的行军帐篷，心中充满了自豪。

对于我们发明的军用帐篷，杨军长曾在全军会上做了高度评价。他说：“从今往后，我们宿营时再也不必受地形的限制了，无论在平原还是山沟，也无论是山坡还是山顶，只要地形对我们防御有利，我们都可以放心地住下去，现在我们的‘房子’能够随便搬家了，部队只要需要驻扎，就可以支起帐篷。有了帐篷，我们就能在大山里生存和战斗。”就是这种帐篷解决了我们宿营的大问题。有了它，我们夏天再也不挨雨浇，冬天再也不怕风和雪，保证了部队的休整，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也是我们抗联一军在东北坚持长期抗战到最后胜利的一个客观因素。[107]

对党的基本队伍如此，对各路抗日武装，杨靖宇也一直致力于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在行军作战的间隙中，与义勇军山林队联络也是西征部队的重要任务，仅在李敏焕日记中记载的与西征部队联络配合的义勇军山林队就有“忠臣”、高维国、“压东洋”“二柜”“常胜”“抗日军”“大南洋”“金山好”“两江好”“占山红”“中央”“北国军”“平东洋”“老北风”“天合”“治国”“占东洋”“黑字”等近20支部队。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更是杨靖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对战友、对人民，杨靖宇剖肝沥胆、似海情深，对被迫助纣为虐但良心未泯的伪军和伪官吏，杨靖宇也言传身教、苦口婆心，给他们提供改恶从善的机会和出路。根据《六三指示信》精神，杨靖宇在中共南满“二大”决议中，对伪军伪员工作做出部署：“兵士工作，估计‘满’兵对抗日救国的同情和对日‘满’匪人的不满，地方党部和抗日联军的政治部应采用各种方法，从各方面推动进行，派人直接打入内部或利用社会亲属封建等关系，敌我两军在阵地作战时，动员一切队员，宣传鼓动工作，在内部工作特别要注意到秘密工作，抓紧下层士兵的不满，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特别要关系到抗日救国，因为‘满’兵动摇哗变对我们武装工作有很大的政治军事意义，所以使士兵工作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今后派很好的干部专门负责进行，过去只派消极不好的同志进行这一工作是不对的……对于敌人的保甲制度、协和会等组织，亦不要只是站在外面空喊反对他们，应当双方并行。”在实践中，杨靖宇一方面对如邵本良和徐伟儒那样的铁杆汉奸严厉打击、坚决消灭，另一方面大力分化瓦解，争取大多数伪军伪员回心抗日，从东北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国工农红军的俘虏政策。对伪军俘虏除罪大恶极者惩处外，基本上予以抗日救国教育后发路费释放，如在活捉徐伟儒后，对其本人枪决以平民愤，而对其随行的家属和护兵均教育释放并发给路费，黑石头战斗中对伪军眷属的保护，更令伪军官兵感动不已。在杨靖宇的大义感召之下，伪军警官吏们中的许多人也逐渐良心发现。在处决徐伟儒后某日，杨靖宇派一名战士到通化县城办事，返回途中在徐伟儒碑墓碑旁休息时，恰遇一名伪军士兵。战士故作不知，向伪军询问碑的来历，伪军答：“日本子给徐老狗立的。”战士又问：“徐老狗叫谁给打死的？”伪军答：“叫杨军长的人民革命军给打死了。”战士接着问：“那么此地很危险呀，你穿着军装不害怕吗？”不料伪军竟答道：“怕什么！我是一个当穷兵的。杨军长是真正为国为民打日本子的，对我们当穷兵的无有仇恨，待遇更好。他知道我们是无法子。抓去倒好，能得几元钱花花呢！”　[108]

随之，就是伪军们暗中帮助抗日的实际行动，如赵振华亲历的一幕，这一幕发生在1935年的春天：

后面的追兵向我们开了火。由于敌人很多，把我们团团包围了。我们被迫退守在一个山上，居高临下，向敌人反击。为了节省子弹，战士就往山下滚石头、砸敌人。敌人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就拼命往山上冲。等到敌人接近了，我们就开枪打。这样，接连打死了很多敌人。这次和我们作战的，是日本关东军和驻通化的伪军廖旅，双方打到下午三点多钟，廖旅的人就问我们：“你们是谁的部队？”我们说：“是杨靖宇的部队。”他们不信，又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要真是杨靖宇的部队，就派来一个人到中间地带谈判。”我们经过商量就决定派一连徐连长去了。他去了以后，对方说：“你们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你们常走的路日本人都下了卡子。”然后又问：“你们子弹怎么样？”我们的同志说：“子弹是足的。”其实，这是撑着说，因为摸不清对方的情况不能说实话。这时对方又说：“我们给你们一些子弹，你们今天晚上就可以从我们防区撤出去，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连连长回来把情况汇报了，我们就决定他们如果给我们子弹，我们就把一些烟土送给他们。后来，我们又问：“怎么把东西送去呢？”他们说：“你们先让出一个山头，我们把子弹搁到那儿。你们去拿。你们再把破烂枪支、衣物扔下一些，把病马、瘦马、不顶用的东西扔下一些，我们就可以交差了。”我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也真的把子弹送来了。我们过去时，他们就往天上打枪，我们每个人都得了不少子弹，又把烟土给了他们一些，然后，趁着天黑我们就撤出去了。我们部队刚撤出，他们就跟日本人接火了，打得很凶，一直打了一夜。到了天亮，日本关东军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打错了，他们就说：“杨靖宇从天上飞了！”这段战斗情景，回顾起来是很有趣的。[109]

还有孟昭堂，表面上的桓仁县伪“协和会”会长“孟二爷”，顶着“大汉奸”的骂名，干的是杨靖宇的军需、桓仁县救国会马圈子分会会长，为支援抗日，曾变卖自家土地数十亩之多，为抗联部队筹措了大量物资，“他们每次往抗联运东西都装上七八辆大车。有一天深夜父亲将我（李志成——引者注）叫醒，让我到院里帮他们装车。我一看成麻袋的粮食、布匹、衣服及药品、电池、洋火什么的，还有大小不一的木箱，装的都是枪支弹药和手榴弹。这次是往尖山子送的”。[110]为此，杨靖宇曾亲笔致函表彰。据当时在孟家做长工的李志成回忆：“某天深夜外边敲大门，我去开门，突然进来十几个带武器的人，其中一个大个子对孟二爷说：这是杨司令给您的表扬信……孟二爷管那个人叫李长官，对他很客气。我听得很清楚，不到一小时来人就全部撤走了。”　[111]又据孟昭堂夫人李雅芹生前回忆：“一天晚上，昭堂领来一名朝鲜族的金大姐，是抗联的交通员。她在我家住了一宿，我给她送被子时听她对昭堂说：‘杨司令、李副官非常感谢你，上次送的东西很及时。日本人已经盯上你了，可千万要小心啊！’第二天一早金大姐就走了……”　[112]1936年初夏，孟昭堂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最后一次用大车将武器送到横道川抗联密营。同年9月16日不幸暴露被捕，在狱中将日寇审讯官踢伤，1938年3月18日以“叛徒”罪名在奉天陆军监狱被折磨而死。

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争取瓦解伪军伪职人员的经验，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正如朱德在1938年《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东北，许多被迫做了伪官的人，暗地里资助游击队的也很多”，“抗日游击队为着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斗争，它是能取得全体同胞（除了汉奸托派以外）的拥护和援助的。”[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