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上）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上）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东北抗联除了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革命武装一样，也面临着在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占多数的情况下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任务之外，还有革命基础薄弱、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统战部队成分过多、战斗格外频繁残酷等特殊不利因素，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东北抗日联军也就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杨靖宇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领导抗联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杨靖宇始终坚持两个根本点，即坚定抗日救国信念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论对战士还是群众，杨靖宇都反复强调：“中国一部叫日本占了，咱们得起来救国。别看我们现在人少，可以慢慢扩大，火柴虽小，点着东西就会越烧越旺，也就不易扑灭了。我们的队伍也和一团火一样，也会由小到大，最后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77]

1936年7月，白家堡子惨案发生后，杨靖宇亲临吊祭死难同胞，请幸存的乡亲们讲述惨案经过，以日寇暴行作为教育战士坚定信念、誓死抗战的有力实证。亲历者王传圣记述了当时群情激奋的悲壮情景：

惠家沟、白家堡子的逃难群众见到杨司令，哭诉别后的悲惨遭遇。杨靖宇将军听了哭诉，也禁不住眼含泪花，来到爱国死难同胞就义的地方。我们大家站在杨靖宇的身后，见将军把军帽脱下来，我们和他一样，都脱帽默哀。随后，杨司令把军帽向空中一举，喊道：“一定为死难的抗日民众报仇！”我们大家也一齐举手宣誓，复诵着誓词。[78](www.guayunfan.com)

“他对党是最忠实的，时时刻刻都尊重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杨靖宇坚不可摧的党性，在他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联部队绝对领导的实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透彻。从东北人民革命军到抗日联军，杨靖宇在部队中一直强调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原则。他教育干部：“打日本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路线已经有了，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抗日斗争。”[79]有人问杨靖宇：“共产党中央在关内，我们在关外，怎么能够领导上我们呢？”[80]杨靖宇回答：“只要我们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那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了。”[81]

经过杨靖宇和干部战士的共同努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即以后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各连都建立了党支部，经常开会讨论群众工作，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战士学习政治、军事、文化。至1934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已发展党员78人、团员88人，总计166人，超过部队总人数370人的半数。至同年5月25日，杨靖宇还主持在统战部队“臣军”“两省”“双胜”“金山好”（后二者活动于辉发江以北）中建立了党组织。

通过较为完备的组织体系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和第一路军扩大了党在士兵群众中的影响，“队员大都知道人民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正确的”，在基本队伍和部分友军中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党组织体系，从思想觉悟和纪律约束两方面双管齐下，保证官兵平等、军民团结，并为抗联其他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杨靖宇作为“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抗日救国革命家”，很早就在东北抗日斗争中有很高的威望，正如1936年7月26日满洲省委向代表团的汇报中所说：“军长老杨——他的履历，中央知道的很清楚。他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不仅在南满首屈一指，在全东北也是最强的一个。自他到南满以来，工作有很大成绩，始终毫不懈怠地努力。在队内、地方、党内、南满人民中，信仰威信均极好，自己一举一动，个人行为，亦为全体所钦敬。”而且在1934年初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杨靖宇已经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在全党职务最高的领导人。1936年2月2日，中共代表团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还决定出版以毛泽东为首，包括朱德、周恩来、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等15名主要领导人的文集，以期“更广泛地宣传我们党的干部，并对敌人的造谣诬蔑予以回击……以便更加提高我党作为中国人民在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袖的威望。”[82]但杨靖宇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以职务压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中，从来遵守党组织的指示，遵守党的纪律，贯彻执行党的决定，从不计较个人利益、个人兴趣、个人安危。在他长期独立做领导工作的时候，注重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分工负责，从不包办代替，也不把自己的责任诿卸给别人”[83]。按照以陈云为核心的中共代表团的指示，杨靖宇已被任命为南满省委书记，但杨靖宇从东南满游击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的大局出发，不计个人职位，“和魏拯民同志及其他南满党政军领导同志亲密协作，事无大小，必经过共同讨论决定，即使他判断明了，胸有成竹，但从不自以为是、自作主张”[84]。

由于东北抗日斗争完全在日伪严密封锁中进行，因此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渠道极不畅通，杨靖宇对此十分焦虑，并多方设法。1937年1月16日，杨靖宇化名元海，亲笔致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原满洲省委书记陈潭秋（化名徐杰、文光），寻求加强同代表团的联系，信函全文如下：

文光兄：

我们在去年6月开南满党代表大会时，根据到国际七次会议上参加回来的东满魏同志带来的中央指示，东南满建立了南满省委。以后魏同志担任书记的责任到东满去，一方面给中央详细报告，另一方面建立交通关系。但他去后因敌人进行“大讨伐”关系，特别交通关系之恶劣，早已断绝联络关系，所以不知魏同志给你们写去报告没有，更不知你们接到他的报告没有。同时我们与你没有发生关系，甚为着急，想要经哈关系，将与你发生联络中。这次更带来经他发生关系之通知后，今天才写头一次的报告。但因我们交通关系之恶劣，这次不提关于党在执行整个路线中，特别几年的游击运动中我们的胜利与缺点和我们的队伍布置等问题。这要下次详细作报告，这次不过提出简单紧要不提不可的几个问题。

1.我们自从满省时代至现在差不多二年多的长时间，除在前年冬接到一封王明同志给东北负责同志的信外，没接到一封的整个指示与文件。不过最近十日前接一份中共十五周年纪念的文件。同时满省取消后，至今与你没有联络关系，不能得到指示与领导，而完全独立的状态中进行工作。在这工作上有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一问题感觉到有了最大的遗憾。因此，我们要求不仅现在要有密切的联络关系，而且最好是在东北建立总的指导机关，否则建立与你能发生密切关系的机关为要。

1937年1月16日杨靖宇写给陈潭秋的信

2.关于干部问题，上次已在经哈关系向你报告过，这当然我们自己没培养出更多的新干部，是我们站在自我批评的立场上，首先指出这是极大的错误。同时原则上在斗争中培养出新的干部是我们承认的，但在实际上在现在环境中困难到极点。在数年的游击运动中，特别最近二年中，队伍虽然没得到应有的发展，但无论如何也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更增加干部的损失，特别是军事干部。现在干部困难到在现在的队伍数量的范围的，维持现状的干部也不够。这种严重现象更障碍于队伍的更大发展。因此我们在以先虽然对满省在每次报告中都提出过，但一个也没给帮助。所以这种严重情况不仅有了报告的责任性来作报告，而且站在领导整个南满革命运动的立场上，不得不着重的提出这一问题，望你们勿论如何急速帮助几个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为要。

3.我们经常得不到各方的消息——整个政情的变动与党内文件。望以后（寄）大批的各种党内文件与各方的消息。

4.代名，以后的代名，你名文光，我名元海。

别的问题这次不提。

布尔什维克敬礼！

此致

元海

1月16日

遗憾的是，虽然这封信保存了下来，但在现在可以查到的档案中，并没有发现陈潭秋和中共代表团收到这封信的记载，更谈不上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了。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中央为进一步推进东北抗日斗争，决定将东北抗联收归党中央直接领导，原中共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也完成历史使命而自动解散，组建由毛泽东和陈云亲自领导、杨松具体负责的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但由于日本法西斯的封锁更加严密，党中央最终与东北抗日联军完全失去了组织联系，一系列具体措施和指示都未能传达给东北抗日联军。

在始终未能与党中央和代表团恢复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杨靖宇更加注重遵循党的指示，并结合实际加以灵活执行。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为指导，发出由赵毅敏和滕代远（化名李光）起草的《给东北负责同志的信》（即《六三指示信》，因签署者为王明和康生，历史上一度称为王康指示信或王康信），信中对东北抗日斗争形势作了恰如其分的估计：“我们应该清楚的估计到目前的状况，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期，而是准备争取最后胜利条件之时期。因为现有的反日力量，还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驱逐出去，我们当前的敌人是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关内的红军与国外的革命运动暂时还不能直接给东北反日运动以帮助，特别是东北极广大的民众，还没有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武装起来。因此，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的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指示东北抗日斗争的政治方针应该是“要实行全民的统一战线……不是机械的应用，而应估计到实际的环境，各队伍的具体条件”；在军事斗争中，要更加注重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和发展自己力量，尤其“不要死守根据地而损失反日的武装实力”；注重群众工作和伪军工作；加强党的建设，重点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这个文件于当年冬季经吉东特委传达到南满，立即被杨靖宇悉心研读并完全接受。在杨靖宇的主持下，中共南满特委认为该信“异常重要”，指示全南满负责同志“细心研究”。1936年4月15日，中共南满特委以《六三指示信》精神为指导，制定了《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新方针》，提出将“游击队和党的力量深入于南满广大的地域与群众中”，在“群众多而且现在和将来在军事上很必要的地域上”，组织一连或一排的地方游击队，以几个大屯为中心开展活动，“领导与组织群众日常要求的斗争”。地方游击队“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战术”，可以“灵活集合各小部队切实的领导起来获得大的胜利，如果不便于长时间的活动和困难时，立即分散各归在原定区域去进行工作”[85]。

《六三指示信》发出不到两个月，中共代表团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于8月1日发表了由杨松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高度评价了由杨靖宇和王德泰、周保中等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组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八一宣言》传入东北后，与《六三指示信》一起，有力地指导了东北的抗日斗争。

杨靖宇以自己坚定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指示的模范行动，为整个东北抗日联军树立了光辉榜样，在他的领导下，南满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形成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并与以周保中为核心的吉东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密切协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与“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86]的恶劣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杨靖宇始终注重宣传毛泽东的革命事迹，以毛泽东著作作为根本指导方针，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的伟大胜利，激励战士们坚定信念、振奋斗志。1932年4月15日和26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名义，起草并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和通电，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地解放和独立”[87]，同时“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88]。这些文件传到东北后，被杨靖宇确定为群众政治工作的基本教材而广泛宣传。1933年5月31日，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杨靖宇将“翻印中央苏区党的上级党部公开文字（对日宣战通电等等）经常散发”[89]作为宣传鼓动工作的第一项。这也是现存东北抗联文献中提到的第一篇毛泽东著作。1933年2月，在以满洲省委特派员身份视察西安（今辽源）煤矿工作时，杨靖宇用两小时向煤矿中的党员介绍了中央苏区的基本情况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来据陈润田（即张金）回忆说，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这个名字，就是这次听杨靖宇讲的。”[90]

1936年8月10日，在全民族抗战迫在眉睫之际，毛泽东致函上海救国会主要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艰苦的战争，是要经过千百次的大小战役，才能最后战胜敌人”[91]。高度评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我们看了东北义勇军能够长期英勇抗战，据敌报说，敌人损失了十余万生命与数万万金钱。而且相当牵制了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本部的进攻。他们虽然还没有最后战胜敌人，但他们对于全国民族已经有了极大的功劳和帮助。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说东北义勇军不能单独抗日的话”[92]。1937年初，毛泽东的这封信传入东北后，杨靖宇组织抗联第一路军认真学习，以此教育干部战士了解全国形势，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认识自己所从事斗争的意义和价值并坚定意志和信念。金日成曾回忆说：　“1937年初，登在苏联的国际政治刊物《太平洋》上的致全中国救国会成员的信中，毛泽东举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活动，作为证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斗争——抗日主张是可以实现的生动事例。他写道，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在几年的斗争中共消灭了十万名以上的敌人有生力量，使敌人受到数亿元的损失，从而牵制和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关内的进攻。对东北抗日游击队的这一评价，也包括着对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业绩的评价。”[93]

1936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为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撰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忆》，指出：“在党内外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苏维埃的、红军的优秀领袖，如我们最敬爱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同志，正在领导着中国人民作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斗争。”[94]1937年1月6日左右，杨靖宇收到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来的这篇文章，他立即将其作为抗联第一路军政治教材，对抗联同志了解党的历史，认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巨大贡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杨靖宇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以各种方式对战士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第一军政治部内设宣传队，成员近十人，承担召集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教唱革命歌曲等任务；各连、排设有识字班、研究组。1935年7月，田汉、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传到东北后，全军普遍学唱。在杨靖宇领导下，抗联部队经常举行范围不等的各种会议，宣讲形势政策，讨论决定问题，既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又培养了部队中的民主作风。

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中，杨靖宇特别注重发挥报纸的作用，因为在日伪当局的严密封锁之下，报纸几乎成为抗联部队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救国时报》，该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陈云直接领导该报工作，吴玉章为主笔，李立三参加编辑出版。自1935年12月9日至1938年2月10日，《救国时报》共出版152期，在当时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正在长征途中的状况下，《救国时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唯一一家面向世界发行，受众最为广泛的中央级党报，广泛宣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宣传了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等国人民与德意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宣传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事迹。该报共发表毛泽东的著作、生平、图片35篇（幅），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给上海救国会领袖的信、与斯诺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党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和结论（即《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引者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重要著作和依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陈云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代表团监察委员会委员兼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期间，也化名“史平”为《救国时报》撰文。

从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救国时报》在宣传东北抗联及其主要领导人时，特别注重宣传由杨靖宇创建和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军。该报共发表关于东北抗日斗争的文章和图片102篇（幅）。在反映抗联各军斗争的29篇通讯中，有11篇是介绍以杨靖宇为军长的抗联第一军的。其中一些重要文章因篇幅过大，还采取了分期连载的形式。这些文章有署名胡育的《东北义军致本报信——述东北抗日联军组织的经过》（连载于该报第11、12、13、14、15、17、18、19、21、23、26期）和署名松五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英勇战绩之追述》。这两篇长达数万字的文章，详细记载了杨靖宇指挥部队模范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壮大南满抗日力量、活捉并处决伪通化县长徐伟儒、全歼邵本良伪军等英雄事迹。此外，《救国时报》还于1936年8月30日和1937年9月18日发表了署名分别为王亚和松五的《东北义勇军战迹拾零》和《东北最坚强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两篇文章，对杨靖宇的游击战术和抗联第一军的部队建设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在杨靖宇生平介绍方面，《救国时报》于1936年6月30日转载《世界知识》第4卷第4期署名虎啸的《民族英雄杨靖宇》一文。文中高度评价杨靖宇是“东北人民唯一有希望，有信仰的能有把握收复失地的民族英雄”之一和“东北反日反帝战争的坚决领导者”。1937年7月10日，《救国时报》又发表通讯《小英雄口中的杨靖宇》，记述了第一军小战士叙述的杨靖宇事迹。

《救国时报》出版后，通过由杨松主持创建、杨春山（即石大纲、斯达干诺夫）具体负责的国际交通线和原东北义勇军领导人李杜驻上海办事处的努力，陆续经苏联和关内传入东北，成为东北抗联同志了解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最主要渠道，成为联结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的桥梁纽带和指导东北抗日斗争的精神武器。《救国时报》对遵义会议以来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长征和毛泽东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北抗联与世隔绝的状态，使东北抗联了解到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切身感受到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中国革命即将迎来新高潮的国内形势和全世界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对中国抗日斗争的大力声援，从中得到思想上的指导和精神上的鼓舞。吴玉章曾于1962年回忆说：“1958年我到哈尔滨参观革命博物馆（即东北烈士纪念馆——引者注）时，就看到东北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救国时报》，有些还是烈士们的遗物。据说明员同志说，该报在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中广为流传，深受广大官兵热爱，对于他们坚持东北游击战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95]

杨靖宇十分重视《救国时报》，始终把学习《救国时报》作为贯彻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它对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独创性作用，一直将其作为随营学校乃至整个抗联第一路军的主要政治和文化教材。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杨靖宇在给陈潭秋的信中所谓“没接到一封的整个指示与文件”，是指组织渠道联络不畅而言的，并不是说抗联部队对党的形势政策一无所知，因为通过《救国时报》，杨靖宇和抗联部队也确实读到了大量党的重要文献，并及时学习贯彻。最明显的一例就是1936年7月的中共南满“二大”，会议文件中有关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就完全以《救国时报》为材料来源和指导思想。为学习《救国时报》，以杨靖宇为军长的抗联第一军军部还曾下令：“（1）全军将士及弟兄均须分组读完各期报纸；（2）读后各组分头进行讨论；（3）读后，报纸由各班班长保管，均须一律实行照报认字。”第一军战士视《救国时报》为珍宝，争相阅读。

为支持《救国时报》的出版发行工作，杨靖宇还领导抗联第一军战士，在自身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向该报捐款1300元。为此，杨靖宇于1936年8月12日亲笔致函《救国时报》，全文如下：

救国时报诸位爱国同志公鉴：

关内某代表来，带来贵报及其他救国刊物等数十份，我们因为做游击战争，驻地不定，国内消息，非常隔阂。今得读贵报，全军如获至宝，无不争先抢阅。原先以为国内有此好报纸，诚不可多得，事后乃知悉，贵报在法国巴黎出版，且为热心爱国志士等所创办。从前我们原听第四军李军长（李延禄——引者注）说过，巴黎有一个《救国报》，不但宣传救国，尤其同情义军。今读《救国时报》不知与《救国报》有何关系？贵报之内容精彩，议论正确，固不必说，而所标出的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我们的口号也是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只要是抗日救国的，都一致联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故贵报甚得敝军全体士兵欢迎。我们应该更感谢贵报的，就是你们关于东北义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我们在不顾一切困难情形之下，进行不断的苦战，正和你们的远在海外艰苦努力一样。看见贵报上所公布的各地读者捐款，知道你们的办报经济上是很困难，似有不能维持之势。贵报的救国事业，也即是我们的事业。我们虽苦，给养尚可获得各地人民之志愿供应。所以我们全体士兵都一致同意通过，由本月饷项中节捐出国币一千三百元，作为援助贵报捐款外，并公推兄弟用全军名义致函贵报，聊伸微意。捐款已设法由上海汇上，谅能收到。兹更代表全体士兵，向贵报要求两点：第一，我们在关内设有东北义军情报处，向国内外送发情报，请贵报尽量多登载东北义军艰苦英勇的抗敌消息，藉以鼓起同胞救国勇气：第二，光靠我们东北义军收复失地，目前实力有未逮，故甚望贵报多在督促国内各党派及实力满腔热情团结方面尽量宣传，以期达到早日出兵抗日，并与我们会师。现在东北义军的实力尚有十余万人，所苦者给养与械弹常缺，不能给日寇以重创；倘使关内有朝能够出兵抗日，则东北义军之活动力必更加强，东北四省之河山固不难恢复旧观也！军中不便，恕用铅笔，草率不恭。此致

救国的敬礼！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率全体士兵同启

八月十二日写于与日贼作战后磐石军中

据赵俊清考证：“文末署‘八月十二日写于与日贼作战后磐石军中’，似因军事行动保密，故意而署。1936年8月，杨靖宇正在辽宁宽甸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并非在磐石。”此信经吉东地下交通线送莫斯科中共代表团转巴黎《救国时报》编辑部，读者无不为之动容。11月15日，《救国时报》在第67期上全文刊发此信，并配发编者按如下：

这是很宝贵由东北辗转寄来的一封信，信是杨靖宇军长亲笔，但可惜是用铅笔写的。因辗转传递，字迹已异常模糊，没有方法把这封信制版登了出来。杨军长是现在东北义军中极有威信的抗日民族英雄，谁都知道。当我们意外地收到了这一封从远道寄来的信时，本报同人全体读之，真是感动得要流泪了！杨军长及全军士兵同胞们！你们的钱也是从中国广大的劳苦群众间一点一滴的捐来的，你们一样的也是感到经济困难，承你们对本报的同情和赞助，慨然捐助本报一千三百元，这算得是极可感的一件义举！本报同人对杨军长所指示的两点，那是我们应尽的天职，义不容辞，同人自当勉力做去。本报出版不及一年，已能风行海内外，尤其是能达到志切抗日救国的东北义勇军手中，这也是我们引为极大欣慰的一件事！同人等除极端敬佩杨军长及全体士兵在东北作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外，特在此仅布谢忱，用彰义举。本报同人。

11月30日，《救国时报》又在第69期头版头条刊登鸣谢启事：“兹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军长及全军将士由月饷节出国币一千三百元捐助本报，特此鸣谢。杨靖宇军长曾致缄本报，谓该军对本报极表赞同，并一致节饷捐助本报国币一千三百元，本报业将该缄发表（见本报第六十七期），现该款亦已收妥，特此致谢，用彰义举。当本报经费极端困难之时，连年喋血抗日于白山黑水间之东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一军慨将巨款见惠，更使本报同人倍加感激。”直至26年之后的1962年，已年逾八旬的吴玉章提及此事仍未忘怀，他在回忆中写道：“各地读者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我们，而且在经济上也援助我们，其中有杨靖宇同志和全体将士捐输的，也有国内外同胞捐输的”[96]。

1936年11月15日，《救国时报》第67期在发表杨靖宇信函的同时，刊登了陈云以“史平”名义撰写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破坏》（1936年10月1日撰写，收入《陈云文选》第1卷时改题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一文。这是陈云在领导代表团期间影响最大，对东北抗日斗争指导作用最为显著的一篇文章。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背景下，全面论述了反奸细斗争的重要性和识别奸细的方法，提醒全党在扩大统一战线和壮大党的队伍时注意保持党的纯洁和巩固，特别指出“在现在这样极端受压迫的困难条件之下，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常常会遭受破坏，与每个革命者有失去联系的可能。这虽然是革命运动中相当的损失，但这决不是说每个革命者就不能进行独自的革命工作。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革命者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是常有的。外国有过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不能存在，而只能由很少数的领导人出版一种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时常登载指导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那些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革命者，也并不因为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而不能工作。恰恰相反，他们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做法，反而创造出许多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97]。陈云的这篇文章通过《救国时报》传入东北后，一直是东北抗联反奸细斗争所遵循的主要依据。以后的事实证明，杨靖宇正是“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锻炼成为“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的。

巴黎《救国时报》刊登的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捐助表示感谢的“鸣谢启事”

在充分发挥《救国时报》作用的同时，杨靖宇还特别注重创办地方党组织和部队报纸，据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1934年10月25日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记载，当时杨靖宇部队定期出版三种报纸和两份画报，即《人民革命军报》《青年义勇军报》《吉海路工人报》《人民革命军画报》《青年义勇军画报》，以后又有《反日画报》《救国青年》《南满抗日联合报》《列宁旗》《中国报》等。以短小精悍的报道、通俗易懂的文字、手工绘制的插图，随时向战士和群众报道“身边事”，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其间也穿插一些国际国内形势，以使大家开阔视野，明了大局，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和对敌宣传的有力武器，更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中许多细节为其他史料所未载。如标注出版于“中华民国廿五年（即1936年——引者注）五月卅日”的《救国青年》创刊号，就发表过题为《“满”军对走狗王刘等狗尸之态度　公开大谈吃喜猪都能拿出钱》的报道，记载了奇袭热水河子战斗后，邵本良逼迫伪军士兵为“刘大绝户”发丧，而伪军士兵却为这个惯喝兵血、恶贯满盈的汉奸军阀的丧命而人心大快，公开表示“一分钱也不拿，因为他死了，我们吃喜猪则拿多少钱都可以”[98]。

抗联第一路军出版的《中国报》《南满抗日联合报》

难能可贵的是，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中，杨靖宇还特别注重法制建设，使得部队建设有章可循，以法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补充和保证。他主持制定了东北抗联第一部简明军法——《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全文共20条，内容简明扼要、奖惩兼备，可操作性极强。主要内容是：（1）临阵脱逃者枪决。（2）拖枪逃跑者枪决。（3）强奸妇女者枪决。（4）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5）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6）偷子弹与军需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7）烧杀人民者枪决。（8）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警告。（9）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察看或开除。（10）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装者警告或开除。（11）随意放枪者开除。（12）走火者罚岗五点钟（放枪伤人者按情形处罚）。（13）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开除。（14）漏岗者罚岗二点钟到五点钟。（15）秘密行军时吸烟及喧哗者罚岗五点钟或警告。（16）丢子弹与军需品者按情形处罚。（17）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18）丢文件者罚岗五点钟。（19）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士分别予以：A.物品奖励；B.升级。（20）如果有特别功绩时得给以名誉奖励（勋章）并升级。

对于部队纪律，杨靖宇不仅注重制定，更加强调执行，把纪律严明作为人民军队与伪军的本质区别之一。他反复强调：“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子弟兵，有铁的纪律，不准打骂群众，不准动群众一针一线，哪怕群众家里挂着猪肉，我们也不吃。红军不同伪满军。”[99]对违反纪律而又屡教不改的害群之马，杨靖宇绝不姑息。1935年，杨靖宇专门处理了军部参谋高国忠的问题。高是南方人，1934年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到第一军独立师，曾任师政治部主任，并被内定为师长候选人，但此人来队后革命意志衰退，借口言语不通、东北饭吃不了，多次提出请假离队。调任后方总指挥后，高变本加厉，公开散布“革命快完蛋了”，竟在临江红土崖与伪军接头，让伪军以300发子弹的代价，割下一名被人民革命军部队枪毙的“胡子”（土匪）人头向日军交账，导致一时间遍传“红军出卖中国人脑袋给日本人”，影响极为恶劣，其个人私生活也日趋腐化，最后发展到与有夫之妇私通。为此，杨靖宇在多次批评教育无效后，建议军党委给予高国忠留党察看一个月处分，撤职调任教导连教官兼参谋。但高国忠不仅不认识错误，反而更加要求离队。鉴于这种情况，1935年6月，军党委在板石沟附近召开会议，同意杨靖宇关于开除高国忠党籍军籍，允许其离队的提议。“高离开部队时，杨靖宇考虑到他的安全，还特意送他一支手枪、十余发子弹，望其好自为之。部队指战员常以此事赞赏杨靖宇人格高尚，也常将杨与高相比，说都是省委派来的领导干部，而两人的思想品质、作风竟有如此天壤之别。”以后高国忠上山为匪，在随同匪伙活动时被打死。不久，二师参谋长丁守龙为夺取指挥权，竟擅自将师长曹国安缴械。杨靖宇得知后，召集军部开会决定曹国安仍任原职，给予丁守龙以处分并调军部反省。丁守龙后于1940年初被俘叛变，是杀害杨靖宇的主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