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遗首、惩办元凶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追寻遗首、惩办元凶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这是包括杨靖宇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浇灌的鲜花。在欢庆胜利的时刻，人民更加缅怀他们。1946年2月14日，在杨靖宇牺牲六周年前夕，根据全县人民的一致意愿，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并于同日发表了《为濛江县易名告各地同胞书》：

抗日烈士杨公靖宇，他是抗日联军的司令，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抗日联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他死了已是六年了。他死在我们这个地方、葬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了他的。因为他是死得壮烈、死得有代价的。他的死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特别是咱东北父老的存亡，不愿叫我们当亡国奴，他的死是高度的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他是威武不屈、富贵不移，他是革命先烈、他是民族英雄，他是优秀的中华男儿黄帝子孙。他是英勇的、坚定的、伟大的忠实于国家与民族解放事业的，为全人类谋利益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是我们民族的好榜样。六年前的今天，他为了中华民族、为了东北的不亡、为救咱东北的父老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对于他的死，我们既悲愤、又痛心；悲愤、痛心的是他死得太早了。

回忆六年前他的起居生活和工作，他的司令部不是什么洋房、茅屋，而是丛丛的密林、深深的山沟；他铺的不是什么洋毯毡垫，而是乱蓬蓬的一堆野草，常和他的部下围坐在一堆野火边，商量如何进攻敌人、如何坚持东北抗日；他吃的是火烤的豆饼片，渴了他喝几口雪水；晚上天上的星星闪耀着，好像自然界赐予他们的电灯。

自从杨司令死后，日本鬼子在这地方更加猖狂，所行无阻了。出劳工、拔国兵、青年训、出菏、献纳金、采葡萄、打明子，少吃缺穿，饥寒交迫就更加重了，也就随着他的死落到我们身上了。也就是说，杨司令死后，有不少的人民受尽了敌伪的侮辱和拷打，监狱里、刑场上、煤矿里、大道上、壕沟里、明子树下、葡萄蔓里（打明子采葡萄是我们濛江百姓特有的苦衷，别的地方所尝受不到的）（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物资匮乏，遂强令濛江百姓采摘葡萄以提炼酒石酸、采摘松明以制作火把——引者注），饿死、冻死、跌死、打死、压死、电死、洋狗咬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呢？(www.guayunfan.com)

杨司令不愧为我们的救星。杨司令为了我们的存亡而牺牲了，我们悲伤、我们追悼他，祭吊他为国为民的伟大精神是永远活跃于人间的。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之下、在国民党不抵抗卖国求和妥协的亡国政策之下，杨司令牺牲了！我们忍受了人间少有的十四年地狱生活，我们为永远纪念杨司令，故将濛江县改为靖宇县，以作长久纪念。请大家不要再叫濛江而称靖宇县，来追念抗日救国的先烈杨靖宇司令吧！[66]

与靖宇县命名同时，当地群众还自发捐资重修杨靖宇陵墓，并于2月23日——杨靖宇殉国六周年，也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杨靖宇牺牲纪念日——举行落成仪式。在杨靖宇墓前，抗联同志和当地群众放声痛哭，情景极为悲壮。

抗战虽已胜利，但杨靖宇的遗首仍下落不明。为此，党中央和东北局多方设法寻找杨靖宇遗首，终于得知杨靖宇遗首存于长春原关东军司令部大楼，日本投降后该建筑物已改为长春医学院。在东北局社会部的领导下，长春地下党将寻找杨靖宇遗首作为主要工作之一，最终在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之际成功寻获。对于寻找杨靖宇遗首的经过，刘亚光留下了这样的回忆：

1948年的长春，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全市人民陷入腥风血雨之中。当时，我在市内东二条街开亚光医院。我的老同学李野光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联络处派往长春的一个地工小组负责人，以东二条街富源长米厂和亚光医院为联络点。李野光与李广德、高博儒、侯建飞等同志经常在我院秘密会面。其间，提出查寻杨靖宇将军遗颅一事。这年的6月3日，富源长米厂遭到破坏，高博儒、李国栋（李野光之兄）二同志被捕，于7月31日遇害牺牲。因此，李野光同志离开长春去九台，到松花江军区前线指挥部汇报工作，由李广德同志负责小组的工作。

在长春解放前夕，我们在分析形势时，李广德同志对我们讲：长春近期就可解放，上级指示我们，要把市内的重要机关、企业、工厂、学校、医院保护好，防止敌人撤退时破坏。这时，我已查明杨靖宇将军遗颅的下落，可是存放杨靖宇将军遗颅的长春医学院，已被国民党骑兵第二旅占据，又查知该旅卫生队设在长春医学院附近。如果能够打入该旅卫生队，就有可能进入医学院，寻机查找杨靖宇将军的遗颅。李广德同志向上级作了汇报，得到批准。不久，由国民党骑兵第二旅军需官王明玉介绍，我打入了该卫生队，当了中尉军医官。

我利用去医学院给国民党军官兵巡诊的机会，多次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均无结果。一次在夜间巡诊时，我乘机潜入解剖学教室，在微弱的手电光照下，经仔细观察，未发现任何迹象。在将要离开出门时，忽然发现尚有一侧室。随即进入。遍寻室内，只见有一大型厨柜，陈列的玻璃罐内装着人的内脏标本，经逐一观察，看到两个大型标本罐，各装一颗人头，用福尔马林浸泡封闭。又经仔细观察，见每个罐上都贴有纸条，一写杨靖宇，一写陈翰章。找到了杨靖宇将军的遗首，我禁不住心中的激动，对烈士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随即返回卫生队。

次日黎明，便向李广德同志作了汇报。当天，动员了数名国民党军士兵，雇了车辆，以到医学院拉取医疗器械为名，拉走显微镜、纱布罐、污物桶、聚光灯多个，并拿走装有心、肝、肺、肾与畸形婴儿的标本罐，趁机将装有杨靖宇和陈翰章二位烈士遗首的玻璃罐装入车中，用一些旧纱布覆盖在上面。就这样把两位将军的遗首运到卫生队的前厅。

当日午夜，我和爱人周玮潜入卫生队前厅，将两位将军遗首藏在卫生队五官科门头内。在长春解放的第二天，将两位将军遗首迎入亚光医院，仅安放四天，即由李广德等同志恭送到松花江军区前线指挥部驻长办事处（在东二条建华医院）。[67]

杨、陈遗首寻回后，东北局特派专车和警卫部队来长春迎请至哈尔滨，但当时铁路交通尚未完全恢复，火车仅能行至五常，于是七位警卫战士轮流手捧装有遗首的玻璃罐，在严寒中步行数日，终于在1948年12月24日将烈士遗首安全护送至哈尔滨，暂时安放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陈翰章遗首后于1955年移葬哈尔滨烈士陵园，2013年百年诞辰之际经中央批准迎回家乡敦化与遗骨合葬。

值得指出的是，杨靖宇遗首寻获的整个过程，都发生在东北解放战争激烈进行的时期，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承险担惊、顶风冒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寻回杨靖宇将军遗首。

面对杨靖宇的遗首，曾在他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白朗感慨万千，这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烽火硝烟的革命文学家万万不会想到，自己和杨靖宇的“重逢”会是这样的特殊与震撼！

十六年的日子是长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已模糊不清了，有的甚而连根忘掉，而伟大的老张却不曾在我的记忆中淡去，每一思及，都还有着深切的感激和惦念，他在时刻地鼓舞我前进、前进、坚决地前进。

“八一五”日寇投降，我得以重返故土，一入东北境内，便听到不少被东北父老传诵着的抗烈名字，然而在这里我找不到我所敬仰的“老张”，行军生活结束以后，曾经到处寻找抗烈的遗绩，也听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壮烈故事，却依然没有老张的名字，就连个张姓的烈士也没听到。难道老张就这样无声无息毫无做为的了结了吗？按照我对他的估计和了解，他虽不一定像杨靖宇将军那样悲惨而壮烈的牺牲了，但是他必然会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幸而未死，也终会有一番伟大的作为，同时我还相信，他如活着的话我们定能在东北相逢的。

相逢呵，真的相逢了！然而我见到的却不是老张那个活跃的人物，而是被敌人罪恶的屠刀割下的头颅遗容。看着那照片，真使人悲愤莫名、心胆俱裂。我捧着它，老张的面容迅速地在我眼里扩大起来，最后竟像一座大山一样，庄严魁伟的巍立在我的面前了。回忆好像一面网，把我全部思维都罩在里面了。

这时我才如梦方醒，原来被东北父老最尊敬最爱戴的抗联第一位名将，曾以雪地为床、草根为食，与敌寇血战十余年，最后壮烈牺牲的杨靖宇将军，就是当年教育我、领导我，更教育领导了无数抗日志士、革命青年的“老张”！

我的心真的惋惜极了，但是我没有掉下一滴泪——从接受靖宇同志教育开始，我就变得顽强了。看着靖宇同志那颗伟大的头颅、听着被敌人剖腹的残忍故事，我的悲痛成了对敌人的血海深仇，它使我更加坚定、更加奋勇。

先烈的血，灌溉了革命的花，革命的花已经结下了硕大的果，东北能有今天的形势，靖宇同志也有着不小的功绩，靖宇同志虽未能亲见敌人的溃灭和东北人民的幸福，但也足可安息于地下了。靖宇同志，你是东北之光，你虽死犹荣，现在你伟大光辉的遗容已经高系于烈士纪念馆的壁间了，千万人向你致敬，曾经被你教育领导过的革命青年也将分得其荣呢。[68]

1949年2月23日，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的凯歌声中，哈尔滨举行了杨靖宇殉国九周年公祭（陈翰章公祭同时举行）。中共中央东北局敬献挽联：“将军血战长白山忠贞义烈光党史大军直捣长江南歼彼丑类慰忠魂”。当时已经来到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李济深、沈钧儒等56位民主人士在祭文中赞誉：“杨将军虽死，东北人民得永生矣，是亦杨将军不死也。”5月，郭沫若在参加布拉格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后返回北京途中，在哈尔滨参谒东北烈士纪念馆和杨靖宇遗首。当即慷慨悲歌：“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古，于今赤旆满山河”[69]，以志永念。

1949年8月底，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烈士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他就是当年杨靖宇初到东北时的老上级、这时刚刚秘密访苏回国的刘少奇，陪同他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的，是他和何宝珍烈士的女儿刘爱琴，还有蔡和森和向警予烈士的遗孤蔡博。在杨靖宇的遗首前，刘少奇深情地三鞠躬，表达着无限的怀念。直到35年后，蔡博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当刘少奇叔叔看到杨靖宇将军的遗首头颅时，神情凝重而严肃。他对我们说：我认识杨靖宇，他身材很魁梧，说话带有河南口音。那时我任满洲省委书记不久，杨靖宇也来到奉天与省委接上了关系，我俩谈了一个晚上，然后把他派到抚顺任特支书记。后来听东北抗联的同志说，他已经牺牲了。杨靖宇是一位在群众中很有影响的民族英雄。然后，他领着我们向杨靖宇将军的头颅三鞠躬，深切表达他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70]

人民没有忘记先烈，同样没有忘记那些残害英雄的刽子手们。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杀害杨靖宇的凶犯们，终于没有逃脱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岸谷隆一郎在杀害杨靖宇后，又被派到热河指挥制造“无人区”，双手再次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1945年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之际，自知穷途末路的岸谷隆一郎杀死家人后自杀身亡。1946年2月23日，在杨靖宇牺牲六周年纪念大会暨新墓落成仪式上，靖宇县民主政府遵照人民的意愿，将“二二三”出卖杨靖宇的汉奸赵廷喜、特务李正新公审处决，以告慰英灵。新中国成立后，在镇反肃反运动中，又捕获惩办了一批残害杨靖宇的凶犯。伪警察大队长唐振东于1950年被处以死刑。“二二三”刽子手王士洪、桑文海于1951年9月8日在靖宇县伏法。1929年在抚顺出卖杨靖宇的内奸范青（胡杰三）于1961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曾在抚顺逮捕并折磨杨靖宇的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原伪吉林省“讨伐队”本部领导成员野崎茂作、大汉奸王之佑等日伪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教育和宽大政策感召下，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1954年8月15日，野崎茂作在审讯中供认：

在1939年10月1日成立吉林省“讨伐队”本部，由森警务厅长任本部长（后由村井矢之助继任），以下有渡边政雄、牧芳太郎和我具体领导“讨伐”工作。牧芳领导特搜班，渡边与我领导各“讨伐队”，在桦甸、敦化两地各设“讨伐”本部。两地共有“讨伐”的警察人员2850名。……

1940年1月6日，我代表森警务厅长出席通化省濛江县由岸谷警务厅长召开的关于“讨伐”射杀杨靖宇将军的讨论会，决定由吉林省出兵到吉林、通化省境，将杨靖宇将军的抗日武装部队追赶到通化省境，进行包围残杀。会后，我回桦甸将约定协助“讨伐”的决定报告给吉林“讨伐队”本部长，并由我起草“协助讨伐计划”。2月10日，命令吉林“讨伐队”出动。命令奉天“讨伐队”500名到间岛省和通化省境，在吉林省、通化省，我命令大蒲柴河“讨伐队”200名、红石砬子“讨伐队”200名、锦州增援“讨伐队”200名，共计600名。并命令吉森“讨伐队”50名和乌畑“讨伐队”150名，深入到濛江县内，在濛江县西北三公里的山地，与杨靖宇将军部队约50名交战两回，击毙18名，掠夺步枪15支。在交战以外的行动中，击毙杨靖宇将军部下68名，烧毁民房15座。在吉林省和通化省境的“讨伐”行动中，击毙杨将军部下20名，烧毁民房20所。在间岛、通化省境的奉天、滨江“讨伐队”，击毙杨将军部下20名，烧毁民房30所。迫使杨靖宇将军率领部下离开山地，退到通化省濛江县城南，终于使杨靖宇将军在1940年2月23日为通化省警察“讨伐队”杀害，这与我的以上活动是有直接责任的。[71]

此前，同年5月21日，王之佑也在亲笔供词中交代：

我是应负致他（杨靖宇——引者注）于死的最大罪行的责任。因为我接受这个伪司令官职时，就是受命要与杨靖宇将军为敌的。我到任后的准备行动，也是面对着以杨靖宇将军为领导的抗日力量，就是没有野副昌德的指挥讨伐，也是要予杨靖宇将军以打击的，尤其是在8月开始后的行动上，首先就是采用了断绝食粮的毒辣手段。为断绝抗日军的食粮就连老百姓的生活也不顾了。在搜索无人居住地带的行动中，伪二旅的部队曾给予杨将军部下以损害，迫使杨将军向通化、吉林交界的山林中撤退。我又把伪一、二两旅兵力派到吉林地区，在1940年1月某日于桦、濛交界地，给予杨将军以重大损害，以致杨将军不得已又化整为零，在饥寒交迫中不幸遇难。我虽未杀杨将军，杨将军实是由我而死，杨将军的流芳千古，就是我的遗臭万年。我愿在人民面前俯首请罪。[72]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最大叛徒、杀害杨靖宇的主犯之一程斌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杨靖宇牺牲后，他也和岸谷隆一郎一起，被派到热河“扫荡”八路军，制造“无人区”，添加着如山的血债。1945年日本投降后，程斌摇身一变，下令枪杀了一批已经放下武器的日军战俘，以这种卑劣手段，给自己戴上“抗日英雄”的假面具，然后率所部伪军投靠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用，历任东北保安纵队大队长、副师长、五十三军（即东北军周福成部）军部高级参谋等职，授少将军衔，在东北反人民内战中又犯下了新的罪行。全国解放后，程斌再次施展“变色龙”的诡计，隐瞒罪恶历史，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军械处，希图潜伏隐蔽，在镇反运动中被识破揭发。经彭真、刘仁批准，于1951年4月28日逮捕归案后解往承德审判，5月12日公审处决。金日成在回忆录中写道：“人民法院对这个背弃信念、叛变投敌，给革命带来莫大损失的卑鄙龌龊的败类作出了应有的判决，程斌的命运生动地说明了放弃信念、出卖同志的人将落到什么样的下场。”[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