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的54个昼夜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战斗的54个昼夜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由于敌人已经制定了不惜一切代价、在任何条件下都要紧紧盯住杨靖宇的作战方针，因此，杨靖宇的每一次分兵，都只能给战友们带来相对的安全，而不能减少自己所处的危险。1939年底的分兵也是这样。进入1940年，战斗变得更加频繁而凶险。

1月1日，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听到的，不是辞旧迎新的鞭炮声，而是“讨伐队”不绝于耳的枪炮声。这一天，杨靖宇率400人在临江县大阳岔东北15公里处，与日军大原部队和伪警察激战一小时。4日，在临江三岔子东23公里一二八五高地，杨靖宇部又与日军有马部队和以唐振东为首的伪警察激战一小时。

经过这两次战斗，敌人终于抓住了杨靖宇的踪迹。6日至8日，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兼警察队本部长岸谷隆一郎在濛江伪县公署主持“讨伐”会议，伪吉林省“讨伐队”本部领导成员野崎茂作也亲赴会场。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甚至安排部署具体工作的会议也完全由日本官员主持，其必然结果，就是“讨伐”力度与日俱增。会议决定由吉林、通化“讨伐”力量通力合作，由吉林“讨伐队”负责将杨靖宇部压缩至通化境内，继而由通化“讨伐队”负责包围歼灭。1月9日，“讨伐”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杨靖宇在濛江两次与敌作战，一次是在错草顶子，一次是在青江岗北方的西岗，这次战斗持续六小时。抗联部队在人员和枪械上都有损失。关于这一天的战斗，文广魁留下了这样的回忆：

临近新年（1940年元旦），杨司令决定派一部分同志出去背苞米。回来时有一个人掉队了（也可能是被敌人俘去又放回来的），敌人跟踪而至，使我军驻地目标暴露。这一次，敌人兵力比以往多好几倍。我们发现敌情，立刻上岗。岗顶上都是石头砬子，山又高又陡，敌人攻了大半天没攻上来，反而伤亡很多人。战斗越打越紧，敌人通过无线电联系，不一会像从天上降下来似的，越聚越多。我军开始有伤亡，但多是轻伤。少年铁血队小战士们打得也很英勇。敌人几次想突破他们的山头，都被小战士们打退。太阳落山后，敌人撤退了。我军也顺岗往错草顶子北方转移，夜间，我们用雪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再把重伤员转移走后，才在大顶子山上靠着石砬子架火堆宿营。开饭时，除了用雪水煮的苞米粒子以外，每人又额外分得两铜勺（朝鲜族人用的汤匙）炒黄豆，算是过新年发给大家的“好嚼谷”了（实际上已是1940年1月9日），就这样，在紧张、频繁的战斗中度过了一个新年。(www.guayunfan.com)

吃过炒黄豆以后，战士们围在火堆旁边互相依托着，似睡不睡的休息。每几个小时，被值班同志叫醒，由杨靖宇同志指挥着大家，往山顶上爬。也没顾得吃饭，司务长把煮苞米粒塞在战士们的衣兜里，大家边走边吃。爬到顶峰，杨司令用望远镜一看，山下的敌人像蚂蚁似的，一团一团地正在往山上移动。这时，天亮了，敌机开始活动了，它先围着山包飞了几圈。我们站在山顶上，发现敌机过后，山的东、西、南三面的山根和小山岭上都点着火、冒着烟。凡是有烟的地方敌机就不扫射，开始，我们没弄明白这里的机关。后来，少年铁血队有个小家伙看明白了来由，说：“咱们也点火冒烟就好了。”于是，大家也都动手用干草和树枝点起火来，烟冒得很浓。果然，敌机马上就飞走了。敌机飞到后山，见那里已经熄烟了，便向那里狂轰滥炸一气走了。

这时，杨靖宇将军明白了敌人的计策，是想在敌机的掩护下把我抗联包围在错草顶子上，然后再逐步缩小包围圈，以便消灭我们。所以杨司令立刻命令部队乘敌人尚未形成包围圈之前，向敌布兵薄弱的北沟突围。他把机枪连和警卫旅一团调到前面打先锋，司令部和少年铁血队居中，警卫旅三团做后卫。整个部队以跑步速度顺沟直下。两边的敌人见山上还在冒烟，没有注意我们的突然行动。当冲到沟口时，敌机飞来向我军扫射、轰炸了一阵，一团四连指导员被炸伤。然而并未能阻止我军的行动。后来，敌人见我军已经冲出包围圈下山了，大势已去，便纠集数百人在后面紧紧追赶，遭到三团阻击队的有力打击，使敌伤亡很大。趁敌人整理战场之机，杨司令带领我们进入濛江莽莽苍苍的林海，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头。[1]

这时，为给尽可能多的战友们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杨靖宇在1月上旬和1月11日又进行了两次分兵，将第二方面军和警卫旅部分部队派走他处，这样，他身边的战士人数削减近半，共计200余人，分别为隶属于机枪连一排、特卫排、警卫旅一团四连和少年铁血队。为等待原定会见的第一路军军需处长全光，杨靖宇及其身边部队在青江岗北方西岗地区滞留20余日。

此时部队滞留、给养耗尽，杨靖宇不得不派出小部队下山筹粮。不幸的是，行踪因此暴露，被伪警察和伪军骑兵八团包围。1月18日至21日，杨靖宇率部在濛江西岗西方、马架子南方、东方等地与敌连续作战。21日，警卫旅一团参谋丁守龙在马架子被俘叛变，出卖了杨靖宇行动计划、主要根据地所在、抗联一路军编制等核心机密，从而使敌人确知杨靖宇所在的方位，并按部署放弃了对分兵部队的追击，增大了杨靖宇及其身边部队的压力。不仅如此，敌人根据叛徒的供述，更加缩小了包围圈，形势急转直下。敌机的侦察轰炸也更加频繁。文广魁回忆说：

没想到，第二天太阳刚升到一竿子高时，敌机又出现在我军驻地上空。这是一架战斗机，它围着我军驻地转了两圈，发现我军帐篷后，再升到高空，再旋转一圈，然后调转机头冲下来，开始向帐篷内猛烈扫射。机枪子弹打得雪地直冒烟。我们每个人依托着大树，和飞机围着树转圈圈。飞机越打越猖狂。杨司令发火了，命令朝天架起机枪，向飞机扫射。说来也真灵验，敌机马上就升上高空了。我们对空还击一阵，待敌机飞走后，也叠起帐篷，集合了部队转移。有的战士已负伤，我的左胳膊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敌机打伤的。部队离开驻地还不到一小时，敌机又飞回来了。这次又带来一架战斗机、两架带炸弹的轰炸机。敌机一来就发现了我们，战斗机在前面俯冲扫射、轰炸机跟在后面扔炸弹，欺负我们没有高射武器。那时，敌机非常猖狂，在没有树的地方飞得比树梢还低。我们对空射击又没有经验、不得要领，就是打也打不中敌机。就这样，一天和敌机打了三次仗，伤亡10余人，直到下半晌才进入林子里，把敌机甩掉。[2]

这时，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所面对的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敌人在地面上有大批部队轮番跟踪追击，在空中还出动飞机扔炸弹，用机枪朝我们射击，进行侦察、联络和指示目标。敌人陆空结合、立体作战，我们完全暴露了。我们既没有替换部队，也没有人员补充，牺牲、负伤、冻伤不断增加，部队不断减员。”[3]为此，杨靖宇更加注重利用地形地物特别是积雪，“领着我们从深雪上滚行，爬到外面去。鬼子追来一看，莫名其妙地说：‘红胡子飞一样的！’有时为了迷惑敌人，靖宇将军又想出一个奇妙的办法，叫我们把鞋倒绑在脚上。印在雪上的脚印出现了相反的方向，敌人便向我们的逆方猛追。”[4]

1月29日，当行至位于辉南西方顶子西坡的马屁股山时，因大雾弥漫，杨靖宇和部队陷入日伪“讨伐队”埋伏圈，部队先是被立体火力封锁，继而又在肉搏中被敌人分割包围，面对突如其来的敌情，杨靖宇指挥若定，凭借敌人的枪声喊声判定双方所在方位和敌人兵力部署情况，战士们也个个血战到底，终于冲破敌人的包围而重新集结，战斗中击毙一批敌人，但杨靖宇所部也伤亡70余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鉴于此，杨靖宇决定尽快撤离该地，“穿越公路回那尔轰去”。[5]撤出战斗后，杨靖宇和战士们冒着刺骨的严寒，涉水渡过尚未结冰的暖泉河，来到马屁股山的另一侧。在这里，杨靖宇坚决拒绝了王传圣劝他暂时离队、在精干队伍掩护下隐蔽的建议，明确表示：“你们不怕死，难道我怕死吗？要死咱们一块死，要活咱们一块活，要干咱们一块干。我不能离开队伍，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如果离开了队伍，这个队伍就会慢慢解散，我在这个队伍，这个队伍就不能散，就能同日本侵略军坚决打下去。”[6]

1月30日夜，部队在烂泥沟附近宿营。31日，在这年的农历“小年”腊月二十三这天，杨靖宇率部在濛江东双丫沟再次与敌激战，战斗中，抗联部队再次受到重创，战后杨靖宇身边仅剩60余人，在战斗中王传圣小腿负伤，被杨靖宇安排护送疗养，但王传圣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可亲可敬的老首长的永诀：

1940年初，马屁股山战斗第三天早晨5点钟，敌人又追上来了。高队长派一班去回头岗地方和敌人打起来，少年铁血队其余人员堵住沟口，掩护司令部上山。打了半个钟头后，山上几架机关枪继续向敌人射击作掩护，我和队长开始收拢部队、撤退。

当我们从小树林里撤走时，忽然一阵枪响，射过来一排子弹。打得我身前身后雪地直冒烟。一颗子弹打中我右小腿骨。我一头栽倒在雪地上。

高队长回头指挥把左边敌人打回去。来拉我，我已经不能走了，而敌人攻得又紧。我要队长不要管我，队长不同意。正在我和队长争论时，机枪连连长带两架机枪回来接应我们少年铁血队。连长发现我已受伤，一句话没说，背起我就走。到了岗顶，杨靖宇司令过来看我。问：“伤重不重？”我告诉他右小腿骨被打断。

杨司令叹了一口气说：“情况这样紧张，你又负伤，真糟糕。”说完，他叫人把我背到后边山顶上，又去指挥部队阻击敌人。

我来到后面山顶，看见特卫排战士王牛倌正在化雪水。我负伤口渴得受不了，向他要了两饭盒开水喝了，感觉好多了，说：“谢谢你。”

王牛倌苦笑一下说：“你谢什么？这些日子一团的部队分出去收不回来，都靠你们铁血队打仗。前边有事上前边，后边有事上后边，也够你们受的了。”

“指导员，你知道吗？你受伤后总司令知道了，他‘唉’了一声，说‘在这种紧张的时候小王又负重伤，铁血队……’再往下他就没说什么，但我也明白他的意思。”王牛倌继续说：“你知道吗，他对你非常信任，他曾经说过多少次，你是一个很能打仗的小家伙。”

这时杨靖宇司令和徐哲处长又来了。我依靠在一棵大树上，看见杨司令和徐处长在商量什么，一边说话，一边回头看看我。

他们两个商量完，杨靖宇司令站在那里抬头看了看我后，一句话没有讲，扭过身走了。军医处长徐哲走过来对我说：“小王，你受伤很重，不要跟部队走吧。把你藏起来，从今天起每五天一个联络期。再派一个人帮助你，给你留下三面袋高粱吃。”说完拿出一把火柴，递给我，又给了一块大白布做药布用。[7]

随后，杨靖宇率部转移至五斤顶子附近三角卧石和那尔轰古石山一带。王传圣被战士董春林护送到附近隐蔽处所养伤，他以坚强的毅力，在简陋的物质条件下战胜了伤痛，于1940年3月只身回到部队，这时杨靖宇已牺牲，王传圣在魏拯民的领导下继续战斗，于1941年初越境进入苏联，在苏军远东情报机关领导下，多次回国侦察敌情。其间他一再要求返回抗联教导旅，均未能实现。

这时已进入了1940年2月，艰苦和危险日甚一日，由于长期在严寒气候中奔波转战，杨靖宇又患上了重感冒。黄生发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2月，山林里正是最冷的时候。大树冻得啪啪直响，粗大的树干都裂了缝。林外的积雪三尺多深……在林子里，我们被敌人层层包围了，走了一个晚上，也没把敌人摆脱掉。正巧，落了一场小雪，把我们的脚印盖上了。天亮以后，杨司令高兴地对我们说：“好了，老天爷替我们埋蹓子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在一个密林傍的山沟里，我们住下了。这时候帐篷、火炉全丢了，地上的雪很深，找不到一块空地。幸好，我们还有斧头和锯，就动手砍树枝在雪上打铺。杨司令是最爱看书的，每到一个地方，他把一切布置好，我们安营他总是看书。常在吃饭的时候还不放下书本。有时走着路，前边一停，他就依着一棵树看起书来。现在我们替他背的一些书都丢了，他再没有一本书好读了，就和我们一块搞树枝、讲些笑话。

这几天，他得了重感冒，身体很不好。我用一个罐头盒煮了苞米汤，给他喝了，把一条小皮褥子铺在树枝上。又找了截木头当枕头。他连身上的枪也没卸，盖着那件皮大衣就躺下了。他躺下以后，翻转了几下，把身下的树枝压平坦了，高兴地向我说：“好舒服呀！你也抓紧时间睡一会吧，养足了精神，好跟敌人干。”我怕他冷，在他身旁生了一堆火，然后，就在他对面的一堆松树枝上躺下了。

等我醒来，杨司令正坐在火旁边，拿着一根小麻绳缝补棉裤。糟糕，原来我替他弄的那堆火，烧着了他身下的树枝，把他的棉裤烧了碗口大的两个洞。这怎么办呢？我们每人都穿着仅有的一套衣服。我看到自己的袄里子张了个口，就撕下了一块，要给他补棉裤。杨司令说我不该撕，可是已经撕下来了，他也只好让我替他补了。针线我们不缺，缝缝补补也不是外行，一会的工夫，我就替他把棉裤补上了。杨司令一只手在补的地方来回摸了一下，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想想看，黄布棉裤上贴着块白补丁，能说得上很好吗？[8]

2月1日，形势进一步恶化，司令部特卫排长张秀峰携带枪支、机密文件和近万元现金，向五斤顶子伪森林警察队投降，敌人因此进一步掌握了杨靖宇的行踪，立即从桦甸、安图大批增调敌伪军增援，连同原有的“讨伐队”，采用所谓“狗蝇子战术”，一味紧追不舍。2月2日，在程斌引导和飞机配合下，大批敌伪军包围了那尔轰古石山，杨靖宇虽再次率部成功突围，但部队折损近半，仅余30余人。4日，杨靖宇率部攻克新开河木场，缴获一批物资，但在运粮途中又与敌遭遇，背粮的15名战士被冲散，以后他们在战斗中有的牺牲，有的被俘叛变。7日（农历除夕），杨靖宇部在沈家烧锅北方11公里处再次与程斌“讨伐队”遭遇，战后，杨靖宇身边仅存15人。

这时，抗联第二路军一名交通员带着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信，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找到了杨靖宇。周保中的这封信是在1939年12月20日写给杨靖宇和魏拯民的，全文如下：

南满——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杨总司令靖宇同志、魏政治委员拯民同志：

廿七年（民国二十七年即公元1938年——引者注）春由吉东省委派往南满之联络员李老头，同年秋偕贵方代表回抵吉东省委所在地之某城市，联络员李老同志突被日贼捕去，贵方代表幸得逃回南满，惟未得与吉东省委接头，遽受险阻。同年游击计划中，二军五师陈师长、侯副师长（即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正副指挥陈翰章和侯国忠，侯国忠已于1939年牺牲——引者注）由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付与主力西移，务必达到奉天东边地区贯彻东西联络之任务。同时该师主力部队应即归还二军军部之直接指挥掌握，但因敌情奇重，进行困难，迟滞于敦额（敦化、额穆——引者注）间。今年夏秋吉东省委、第二路军总部对二军五师之灵敏联系亦大受阻碍矣。柴军长（即抗联第五军军长柴世荣——引者注）今夏初率队由依、方（依兰、方正——引者注）南去亦未达到预期目的，由此可见不但我南北满军事联系与内部工作进行上发生困难，对于全东北游击运动一致性之进展上亦甚缺陷。吉东省委、第二路军总部目前对此已作成新行动计划，估计现状首先有与贵方恢复交通联系之可能，希望贵方亦努力向东衔接。

此次由××方面（原文如此，下同——引者注）派遣之交通员或交通队持余此信，由余介绍赴贵方接洽一切，请于该交通到着贵处之后，予以接待。新近内地抗战，我方渐趋有利之局势，以及日寇内外日濒穷促，国际新变化等等。又，北满、吉东地带我抗日联军局部状况，该交通人员必能详述，余甚盼望籍此次××方派遣交通联络之便，由贵处派负责代表偕来吉东省委余处集议一切。特此致达。

并致抗日救国最后胜利敬礼！！

第二路军总指挥　周保中

廿八年十二月廿日[9]

就在寒冷的密林里，在战士们点燃的篝火旁，杨靖宇一边看着周保中的信，一边认真听取二路军交通员的汇报。黄生发回忆说：“杨司令坐在当枕头的那截木头上，跟二路军来的交通员谈话。他拿出那支能转三色的铅笔，不时往小本子上记着。有时还捏几个小雪团在面前摆着地形。我知道他们交谈关于整个部队活动的事，也不便靠近听。”[10]

谈话还没有结束，敌人已追到眼前，以后的几天里，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都是在激战中、在寒冷中，更是在同甘共苦中度过的，黄生发留下了这个时间段真切的记录：

我和其他几个同志正化雪做饭，突然岗上响了一枪，发现敌人了，杨司令站起来一看，挥着手向我们说：“快进林子！”他抽出自己带的两支匣枪，双手对敌人开火。我是杨司令的警卫员，一看敌人到了跟前，一面抵抗，一面催杨司令先走。

森林是我们的老家，一入林子，敌人就没办法了。可是我和朱文范跟杨司令失掉了联系。我们蹲下查看脚印，发现了杨司令那双草鞋踏的印子，就顺着脚印往前找。

天已经黑了。我们走过几排树，看见一个人躺在雪地上，走进一看，是二路军来的那个“交通”，被敌人打伤了，我们去搀他，他着急地问：“司令呢？”我说失掉了联系。他猛地推开我们，斩钉截铁地说：“快，不要管我，找司令去！”后面就是敌人，我们怎能不管他呢，一定要架着他走。他生气了，严厉地说：“我牺牲了有什么要紧，丢了司令怎么行！快！快去找！”我们也懂这个道理，只得把他放在一棵树下，先去找杨司令。

天已经黑得看不见人影了。我从山上滚下来，刮起一层雪沫，把脚印埋没了。我和朱文范正在为难，杨司令出现在我们面前了。他和我们失去联系以后，也很着急，正四处找我们。杨司令一见我就问：“后边还有人吗？”我说：“别人没见，只见着了二路军的‘交通’，他的胯骨被打伤了。”杨司令一听，责备我们说：“你们怎么没架他来，快，快去人找！”

朱文范和聂东华去找“交通”，我砍树枝生火。烤火，只能取暖，一天没吃东西了，肚里饥得不行，我拿出背袋里仅有的一块苞米干，掰了一块给杨司令，低声对他说：“司令，你烤烤吃吧！”他两手放在火上，看了我一眼说：“就这一点干粮，为什么给我吃呢？你搞碎煮点汤大家喝吧！”

我知道他的脾气，在生活上从来都是大家同甘共苦，现在他不吃，也只好想办法煮点汤。可是，我们做饭用的脸盆丢了，身边连个罐头盒子也没有，用什么煮汤呢！我忽然想起来了，山下有个破锅，是刚才从那里走看到的，就跑回去找。拿到手里才知道，这是一片锅铁，最多能煮两茶缸子水。不管怎么样，它总可以烧点水喝。我用雪擦了擦，装上雪，放在火上熬。雪化了，把那块苞米干掰碎放下去。这时候，聂东华、朱文范把“交通”找回来了。我们七个人，围着火堆，用一只小铜勺轮着喝那点雪水煮的苞米汤。谁也不愿意多喝一口，小铜勺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大家都让负伤的“交通”多喝一点，“交通”喝了两勺，又把勺子传给了别人。

杨司令看着我们的脸，大概是觉得我们有些泄气，他像平时那样镇静沉着，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敌人是搞不过我们的。”他握了握拳头，又继续说：“就是我们这几个人死了，还有人继承我们的事业。革命总是要成功的！”他这番话，使我感到全身来劲。是的，敌人想缴清我们，那是梦想。

烤了一阵火，喝了几口汤，我们有了精神。杨司令站起来，搓着两手说：“暖和过来了，走，我们趁黑天翻过山去。”这时负伤的“交通”向司令说：“司令，你们走吧，不要带我了。我的伤很重，会增加大家的麻烦。”杨司令弯下腰，安慰他说：“不，同志，我们只要有一点办法，是不能把你丢下去的，忍着点走吧。”

到处是敌人“讨伐队”的岗哨，漫山遍野是敌人燃起的篝火。我们在大雪中转了半夜，也没翻过一个小山岭去。这时候，不知谁低声向杨司令说：“我们不要过山了，趁天不亮，还是往回走吧。”杨司令对下级，是从来不动声色的，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可是，他这回像是生气了，严肃地说：“为什么要那样想呢？我们自己的生命要紧呢，还是整个部队要紧！”是啊，我们一些当战士的，这时候想到的只是司令的安全，却没为整个部队着想啊！司令他是全军的总指挥，这时候想的，只是很快冲过去找到伊主任。

天快亮了，我们找了个密林隐蔽下来。这是个原始大森林，日本株式会社几百人的森林采伐队在这附近采伐树木。杨司令听见伐木声，向我说：“你出去找些吃的来。不要跑远，可以向伐木工人要些多余的干粮。注意不要吓唬他们，向他们多说些好话。”

我走出不远，是一条林中大道。一些伐木工人带着干粮正往山上走。我站在路旁，向过路的工人说：“我是抗联的战士，现在没有吃的，你们有带的干粮，送给我们一点吧！”工人们有的给我一块苞米干，有的给个白面饼。不多一会，我要到了十几斤干粮，还向一个工人买了只铁筒，准备拿回去当锅用。我心里很高兴，对自己说：“敌人想消灭我们，想割断我们和人民的联系，是完全办不到的。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就能坚持下去。”

我正要回林子里去，又看见走来一个工人，他穿着棉衣，披着件黑布面的白羊皮袄。走得满头流汗。我忽然想到：昨天晚上司令的皮大衣丢了，这样冷的天，他怎能受得住呢！我们年轻力壮的人，不穿大衣都挺不住，他为革命坐过五次牢，身体很不好，多么需要一件大衣啊！我就和那位工人商量，请他把大衣卖给我。这工人挺好，马上把皮袄脱下，递给我说：“同志，拿去穿吧，你们为黎民百姓遭这样大的罪，送给你们一件衣服我还不肯吗！”当然，我们不能白要，我塞给他几块钱，就跑了。

杨司令坐在一堆火旁的木头上。他还是那么沉静、稳重，正和大家说话，话里还时而有爽朗的笑声。他看见我回来了，高兴地说：“你回来了，啊！搞了这么多吃的，这回可好了。”可是当他看见我拿的小皮袄，脸就沉了下来，望着我问：“那里弄的衣服？”我对他说：“向工人买的。”他这才不那样看我了，随后说：“既然是买来的，看谁冷，就给谁穿吧。”我说：“还是你穿吧。”他摇着头不要，同志们都劝他，趁他说别些话的功夫，我把小皮袄给他披在身上了。

天黑以后，我们又开始走，这时“交通”说什么也不走了，他向杨司令说：“你们不能再带我了。为了党的事业，多活一个是一个，我的伤很重，把我留下吧。”起初杨司令不肯，最后见“交通”实在不走，情况更紧急了，我们又要去联络部长的关系，就把他留在一个树枝搭的小棚里了。杨司令从身上脱下那件买来的旧皮袄，亲手披在“交通”的身上。“交通”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司令，你走吧，祝你们胜……利！”他说着泪水从眼眶里流出来。我们都很难过，要是有一点办法，谁愿意把自己的同志丢下呢！

这天晚上，我们没走出去，转移到新的地方，埋好蹓子，又隐蔽下来。这时，敌人已被我们迷惑住了，找不到我们的踪迹。为了探听情况和寻找吃的，天一亮，杨司令又派我出去了。在林外，我碰上了昨天被敌人冲散的老吴和孙九号。老吴是特卫排的机枪射手，是个傻大胆；九号（他姓孙，当时为了保密，每人都编了号）也是特卫排的战士，打仗也很猛。他俩见了我就问：“司令在哪里？”我没告诉他们，已经分散了一个晚上，谁知道他们叛变了没有？问清了情况，我才把他们领到杨司令跟前。他俩一见司令，就呜呜地哭起来了。杨司令拍拍他们的肩膀，安慰着：“同志，不要难过。你们回来，我们多了两个人，又多了两份力量。革命就像浪潮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现在我们困难，咬牙过去这一阵就好了。”他这样一说，我们都感到好像一下子又增加了不少的同志。

在这个地方，我们住了两天。晚上，我们围着火堆，听他讲革命故事；白天，有时候我们搞柴火，他就一个人坐在火旁边，用他那支三色的铅笔在小本本上写。他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喜欢作诗作词。《抗联一军军歌》《中韩民众联合歌》都是他写的。我估计，这工夫他也许是在写诗。

第三天，我们的干粮没有了。有的提出再去找伐木工人要苞米干。杨司令背着两手，在雪地上来回走着，慢慢地摇摇头说：“不能再那样做了，工人的生活很苦，我们不能光讨他们的干粮。”他忽而停住脚步说：“有啦，我们去搞匹敌人的牲口来，你们说不好吗？”我们一听，大家就像吃起骡子肉来。

几年来，我们饥一顿、饱一餐，早把肠胃吃坏了。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但吃过冻错草、干树叶，而且还吃过蘸水的棉花套子。肠胃里一点油水没有，那里经得住吃这白水煮的骡子肉！到了晚上，大家都拉肚子，没有药吃，只得吃大烟。

第二天刚一亮，敌人几架飞机在树梢上嗡嗡，轰炸又扫射。这个我们不在乎，山林很大，扫射投弹起不了什么作用，只不过吓唬吓唬山雀罢了。杨司令用雪洗完了脸，四处观察了一番，派我出去看动静。这时候他很担心别的部队派“交通”来找不到我们。

我出了林子，迎头碰上一个伐木工人，他拿着一张敌人的传单，问我说：“弟兄，别在这里受罪了，降了‘小鼻子’（指日寇）吧，他们……”我用枪把他的话止了。真想给他一枪。可是又怕司令知道不愿意。我拿了传单跑回来，要求司令批准我去枪毙那个瓦解我的工人。司令摆摆手说：“他不是敌人，不过是受了敌人的欺骗宣传，杀了他有什么用呢！你也有嘴，应该对他宣传才是。”他说着把那张传单丢到火里烧了。

现在，我们唯一的食物就是骡子肉，但是雪水煮白肉，不加一粒盐，早吃不下了。司令想了个办法：把一根骡子肋骨放到火上烧。烤熟了，他一面吃，一面笑着对我们说：“烧的比煮的好吃”。于是，我们都吃起火烧肉来。正在这个时候，敌人又追上来了，我们一面掩护，一面催杨司令转移。敌人向我们喊叫着：“投降，投降了有白面大米吃。……”

我和朱文范抡起双把匣子，对着冲上来的敌人猛扫了一阵，一个滚滚到山下去。山下的伐木工人听见枪声，把东西一丢都跑了，我捡了一块苞米干放进衣兜里。这时感到左腿不得劲，伸手一摸，棉裤里湿呼呼的，才知道负了伤。不管怎么样，找司令要紧，我向前爬了几步，就见到了他。他见我负了伤，疼得直哆嗦，叫聂东华掰了块大烟给我吃了止疼。我刚把指甲大的一块大烟放到嘴里，敌人又叫喊着冲上来，我们抵抗了一阵，趁敌人混乱的时候，钻进了林子里。

这次，我们又受到的损失：朱文范左臂受了伤，刘福泰的左手穿了个洞，孙九号也被打掉了一个大拇指。[11]

这时已是1940年2月12日了，在危险每时每刻都在迫近的紧急关头，杨靖宇最后一次分兵，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

天一黑，敌人又不敢追了。我们找了个地方隐蔽下来，也不敢生火了。杨司令沉思了半天，把我们叫到跟前，向我们说：“看来情况更加紧迫了，我们最好分开走。”我们一听，都哭了。纷纷向他说，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杨司令说：“死到一块有什么好处呢？多活一个人，就是一份革命力量。”我躺在雪地上，一句话也不说，抱定决心，只要有一口气，也要保护着杨司令冲出去找到伊主任。这时，杨司令忽然叫道：“黄生发”，我听见叫声，勉强站起来。只听他说：“我命令你带领刘福泰、孙九号、好宝贝（又作好赛贝，真名洪瑞泰，绰号小老虎——引者注）往回走，去找关系住下养伤，我带朱文范、聂东华去联络伊主任。”这时候，往回走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敌人的兵力都往前集中了。找着空子可以钻出去，继续往前走，危险更大。为了缩小目标，我们只得服从命令。最后杨司令给我们规定了将来会面的地点、暗号，还给了我一块大烟，伤口疼的时候好吃。要分手了，我把兜里那块捡来的苞米干偷偷地交给朱文范，并对他说：“你要好好保护司令，找个地方把干粮烤给他吃。”

杨司令一一和我们握手，这时候我看见他下巴上密密的胡子，都结了冰。他的眼睛闪着亮光，声音还是坚强的。他说：“同志们，为了革命，我们要坚持到底。就是死，也不能泄露党的秘密，也不能向敌人屈服，革命总是会胜利的。”

我们四个人离开杨司令，在雪地上滚爬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钻到敌人的背后。在我们休息的旁边，就是敌人“讨伐队”曾做过饭的地方，雪地上丢着一些空罐头盒子，我们找了很久，没找到吃的东西。在这里不敢久停，我们拣了个空罐头盒，就往前走。走了不远，我看见一群麻雀在雪地上跳来跳去，心想：能抓只麻雀吃也好呀，求生的欲望，指使着我慢慢地向那群小麻雀爬去。麻雀被敌人“讨伐队”闹得也机灵了，不等我爬到跟前，呼的一声飞上了树枝，也巧，就在麻雀飞开的雪地上，有一小堆大米，看样是敌人的米袋子破了漏下的。不管它，我们围上抓起来就吃。因为米还不算少，我们并把米分装在几个罐头盒里，放上雪，找了个僻静地方，加火烧着吃。这真是很好的一餐啊！可惜米太少了。

第三天头上，我们回到了二路军“交通”负伤隐蔽的地方，但是，他已经牺牲了。手枪没有了，他身旁留下了一堆弹壳，我们都哭了。这时候，我们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有的同志说：“我们死在这里吧，不要再挣扎了。”我想起杨司令对我们说的话：“多活着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的力量。”我说：“怎么能死在这里呢？不，我们要活下去，要去找关系，要活着见到杨司令。”我掰了几块大烟分给大家，让大家吃下去提提精神。然后就鼓励着同志们往前走。我当时坚信：敌人的兵力再多，他们是找不到杨司令的。

我们在大雪的森林里，爬了六天六夜，饿了吃错草、渴了吃把雪，在一天晚上，终于找到了二团派来的“交通”关系。我们冲出重围。[12]

然而，黄生发他们刚刚回到部队，就收到了杨靖宇牺牲的噩耗。无限的悲痛，化作了黄生发继续战斗的无穷力量。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后，黄生发被编入第一营，参加了整训侦察工作，被授予少尉军衔。1945年大反攻之际，黄生发被派到吉林蛟河县，参加了那里的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黄生发曾在《星火燎原》上发表回忆录《杨靖宇将军在重围中》，为后人留下了杨靖宇最后时刻的宝贵史料。

黄生发等人走后，杨靖宇、朱文范、聂东华以棉絮充饥、白雪解渴，在齐腰深的雪地上又艰难跋涉了三天。2月15日，激烈的战斗再次在五斤顶子打响，这是连日本法西斯自己都认为是“最苦劳的”[13]一战。这天，敌伪“讨伐队”在追踪十几里后，发现了一排脚印。正如岸谷隆一郎所记述的：“按雪上的足迹多少、幅度、方向等情况，可以判明敌人大体的数量和行动方向。这是敌人也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不管有多少人走路，留下的脚印象一个人走过留下的一样。但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也有足迹的权威者。按雪上被踏得坚实和深的程度，就能知道有多少人走过。”[14]果然，叛徒、伪警察大队长崔胄峰这个“足迹的权威者”一看，就又进行了一次无耻地出卖：“沿这个足迹走，走到一里半地，一定有匪贼。”[15]敌人立即加速前进，终于发现了“连我们做梦都不忘的杨”。[16]

关于这以后发生的一切，敌伪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岸谷：可是，不用说别人了，就是大个子崔君怎么追也没追上杨。杨这时连部下只有三人，两名部下到村里去找粮食已经好几天了。他已经饿了好几天肚子，但逃跑的速度却很快，两手摆动得越过头顶，大腿和屁股的姿势，像鸵鸟跑的那样。但是，终于在山顶追上了。杨利用地物连续射击，我们也伏下应战，这时队副伊藤警尉补在距300米远的前方。对杨的方向大声喊道：“归顺吧！”对方喊道：“要归顺，立即停止射击。”接着又说：“在归顺前我有话要说，你一个人上来吧！”“好，我马上就去。”这样喊着，伊藤警尉补就站了起来，就在这瞬间，哒哒哒射来几枪，伊藤“啊”的叫了一声，三发枪弹接连命中胸部，他向前一探身，“扑嗵”倒了下去！

益子：使的手枪是毛瑟尔式一号手枪，射手恐怕是杨。他是能在200米以内开枪打掉树上苹果那样的名手。因为他手握的是毛瑟尔手枪，射程1000米，真是了不得！

尹：（一半用日语说）伊藤被打倒了，老崔发火了，就向杨匪追了上去。于是老崔又被打倒（尹君脸带悲壮神色）。

岸谷：打伤了腿部，不止崔一人，那天在杨的毛瑟尔手枪下战死者一名（这个战死者不是伊藤，伊藤意外的得救了），负伤者六名。我们为了让杨活下去，使他的才能向好的方向转化，才考虑劝他归顺。但眼下情形，不能容赦他出来，于是喊道：“哎！射死他。”大家这才一齐射击，于是他受不住而逃走了。完全像巨人那样跑着，最后他终于逃进密林之中。而这时我们一同在雪上找到了杨的血迹，沿着它追去。

绪方：但糟糕得很，天已经黑了下来。

益子：于是大家把带来的火柴一根一根地划着，在昏暗中寻着血迹向前走。这时，寒气袭来，疲劳也袭来，加上大家从早晨出发到现在已有十几小时没有饮食，肚里已咕咕作响，还有些痛……

绪方：在雪中啪嗒倒下去的人也出现了，这不是因为找不到杨而灰心丧气，是因为在这一天蹶着屁股跑了15里（日本里）以上山坡路的缘故。一个人啪嗒倒下去之后，就像流行传染病那样猛烈，接着那里、这里都啪嗒啪嗒倒开了。掉队的出现了……这样一来，在早上出发有600多人的讨伐队，不大一会儿就剩300名、200名、100名了。

岸谷：即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放慢追击，跨越掉队者的身体向前进军！就是最后剩下一个人，也要追击到底。就这样，15日过去了。到了16日凌晨两点钟，仅仅剩下了50名队员。于是将仅有的火柴，用被冻得失去感觉的手，一根根地划着，小心地寻找着杨的血痕和足迹。真是逃者善于逃，追者也善于追！幸亏后来遇到了给我们送粮食的大卡车，这才得到了救助。

记者：那杨的去向判明了吗？

益子：没有，那一天的搜查是白费了劲儿。[17]

甩掉敌人以后，杨靖宇等三人来到位于朝阳镇至抚松公路南侧的七个顶子一带，在这里，杨靖宇派朱文范和聂东华去附近村屯购买食物，自己在此等候。但也就在这时，敌人已经“确信杨只剩下一个人了，而且受了伤，又饿着肚子，是逃不脱的”[18]。于是加紧缩小包围圈，搜查程度更加密集。18日，朱文范和聂东华在距濛江县城东六公里的大东沟“集团部落”购买食物时被汉奸告密，大东沟伪警防队和特搜班立即出动，朱文范和聂东华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手枪、现金、口琴、钢笔和杨靖宇印章等物，越发认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除进一步压缩包围圈外，还向附近村民发出了“入山打柴绝对不准携带午饭”[19]的禁令，以切断其食物来源。

这时，杨靖宇孤身一人，在规定的时间未见朱、聂返回，遂立即转移。此时的他不仅数日未食，而且重感冒未愈，加之2月15日五斤顶子战斗中左臂所受枪伤，杨靖宇已是伤病累累、身处绝境。然而，就是在这样凶险的环境中，杨靖宇仍以惊人的毅力，与敌人周旋于山岭密林中，长达数日之久。

1940年2月22日，在漫天风雪中，杨靖宇度过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正月十五元宵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