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初期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初期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伍修权在检讨和接受批判之后，靠边站了一段时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主动来找他，邀他去中联部工作。王稼祥对伍修权说，他搞了多年外交工作，有相当的经验，又是中共中央委员，从事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正需要他这样的人。

王稼祥对伍修权的人品、能力知根知底。伍修权对王稼祥也颇为尊重，加之认为他此时相邀，不仅表示了对自己的信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对当时那场批判的态度，又多了一份感动。伍修权知道，中联部与外交部的工作有区别也有共性，此前在工作上多有联系。当中共中央接受了王稼祥的推荐，准备调伍修权去中联部工作时，伍修权问同他谈话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这次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外交部犯了错误，待不下去了才调动的？安子文明确告诉他，将他从外交部调到中联部主要是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认为他适合并能胜任这项工作，准备任命他为中联部副部长，说明中央还是信任他的。听了安子文的解释，伍修权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1958年9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伍修权为中联部副部长。12月，中直机关党委批准伍修权兼中联部机关党委书记。

当时的中联部，除部长王稼祥外，还有刘宁一、李初梨、赵毅敏和许立几位副部长。伍修权到任后，首先听取情况介绍，看了大量文件，对部里的工作任务有了具体的了解。中联部当时的经常性工作，一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向中央作出报告、提出建议；二是负责接待来华访问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三是出席外国各兄弟党的党代表大会。

伍修权调任中联部副部长之初，主要主管与苏联和东欧各党相关的工作。这是他在外交部期间的主要工作方向，也是他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接触最多的国际社交圈。但是，在进入情况，把研究国际共运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情况的重心投向中苏关系之时，伍修权敏锐地发现，此一时彼一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从“蜜月期”的分歧演化为“山雨欲来”了。对此，他深感忧虑。(www.guayunfan.com)

1959年伍修权（左一）陪同李富春（左二）欢迎卢森堡代表

1958年中苏关于共建长波电台和潜艇舰队之争，以及赫鲁晓夫对中国炮轰金门行动的明一套暗一套，表明中苏矛盾已经涉及关系中国主权的敏感问题。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1]但这些分歧仍被双方小心翼翼地遮盖着。赫鲁晓夫甚至把中苏关系恶化的外因推给尤金：“有人对我说，苏联正流传着一种看法，说是我挑起了中国与苏联争吵……令我惊讶、痛心和愤慨的是，尤金也在重复这种蠢话，而他这个人在苏中冲突的初期曾任苏联驻华大使……我们与毛发生冲突的外因正是源于尤金本人。”[2]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10周年，中国党和政府邀请各国派党政代表团出席庆典。中央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按照分工，各国政府代表团，由外交部负责接待；各个未执政的兄弟党代表团，由中联部接待；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由外交部和中联部共同接待。伍修权既是接待委员会成员，又是承担这次接待任务的中联部总负责人。他每天不分日夜地去机场、车站迎接外宾，安排活动日程，陪同中共中央领导会见应邀来华参加国庆盛典的贵宾和参加会谈，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苏联党政代表团的接待。赫鲁晓夫是在结束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戴维营会谈的第二天飞到北京的，可能还没有从访美的兴奋中摆脱出来，所以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在同毛泽东等的多次会谈中，大谈戴维营精神，强调与美国和平共处，并试图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于苏美改善关系。而其时美国把中国视为“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麻烦’”，正加紧“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3]。因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话不投机”。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后，在1959年的最后三个月里，又联系中印边境冲突等，指责中国企图“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是“好斗的公鸡”。伍修权感觉到，中苏矛盾公开化了。

伍修权对中苏矛盾公开化的感受，也来自去国外参加兄弟党代表大会及国际会议的相关活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党代会及重大庆典，都会邀请兄弟党参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具体负责组织安排这类活动，中联部的领导也是这些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伍修权1959年3月到1960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欧洲出席或列席的三次会议，加深了他对中苏关系恶化前因后果的了解与认识。

1959年3月中旬，伍修权作为以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于当时波苏关系正处于低潮中，苏共中央只派去了并非重要领导人的伊格那托夫。他代表苏共中央致祝词，重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应加强团结等老调。伍修权听得出，其中既有对波匈事件主角之一的敲打，又有对中国的旁敲侧击，弦外之音仍然是以“老子党”自居的“控制论”。

1959年3月，伍修权随朱德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左起：伍修权、王稼祥、朱德、王炳南）

波兰党会议结束后，伍修权作为以王稼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英国共产党于3月底举行的该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王稼祥和伍修权是第一次去非共产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参加共产党代表大会。王稼祥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时，因英共与中共的方针路线有着不小差别，对其斗争和活动仅表示一般的支持和祝贺，而苏联却对英共采取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方式称颂有加。中苏代表团没有正面交锋，却各敲各的锣，各唱各的调。

1960年2月，伍修权作为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共观察员代表团成员，列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各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2月4日会议开始，表面上由匈牙利政府总理明尼赫主持，实际上赫鲁晓夫不但在幕后操纵，而且直接走到前台，鼓吹世界已经进入了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建立持久和平的阶段，宣布苏联与“华约”各国将进行单方面裁军，苏军裁减三分之一，加上东欧各国，共裁军379.5万余人。会议还通过了贯彻苏联主张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赫鲁晓夫和“华约”各国领导人签字后即宣告生效。康生在发言时，宣读了在国内起草、经中央审定的发言稿，指出有关裁军等问题是一场长期、复杂的斗争，不能仓促行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会盲目追随苏联行动。这个发言无异于是在与赫鲁晓夫公开唱反调。赫鲁晓夫在当晚的招待宴会上，以祝酒方式当着各国代表团的面，对中国的主张进行了不点名的攻击，说有的党只是口头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应以苏联为首，行动上却是在拆台。伍修权一下就听出了赫鲁晓夫的矛头所向。次日，苏共领导成员之一波斯别洛夫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中国代表团时，波斯别洛夫宣读了一份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正式回答了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的发言，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直接的指责。伍修权目睹了中苏双方在国际会议期间的第一场正面交锋。

此后，苏共的《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许多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来而不往非礼也，在中共观察员代表团回国前，《人民日报》于2月6日发表了题为“维护和平的决定性力量”的社论，一方面阐明中国的立场和主张，一方面继续强调中苏团结的重要性。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连续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重要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苏共及赫鲁晓夫的言行，否定了苏共二十大以后的相关方针特别是其外交政策。“苏联报刊随即作出激烈反应，拉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4]

从进入中联部以来在国内外接触到的中苏纷争中，伍修权不无忧虑地看到，由于中苏之间战略利益的矛盾，尤其是霸权与主权、控制与反控制的碰撞，“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业已“无可奈何花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