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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关系逆转风波中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时间:2022-08-24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南关系逆转风波中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当1958年行将来临,也是中南两国建交进入第四个年头的时候,我们以满意的心情来回顾中南两国友好合作关系……”3月29日,伍修权又给中联部和外交部发回了《对南共纲领草案的初步意见》。1958年4月1日,国内电报通知伍修权,中央已经决定派遣包括伍修权在内的中共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呼吁他人要理解南共对其他共产党拒绝派遣代表团的不满。

在中南关系逆转风波中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当1958年行将来临,也是中南两国建交进入第四个年头的时候,我们以满意的心情来回顾中南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伍修权应贝尔格莱德电台之请,向南人民发布的1958年新年祝词的开头。然而,“满意的心情”很快难以为继,中南友谊再次面临风风雨雨的考验。

风雨起自南共七大所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1958年2月17日,铁托签署了邀请中共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的邀请书。次日,伍修权发回内容为“南共邀我派代表团参加南共七大”的电报,后附邀请书全文,并告知政治报告、南共纲领等的报告人及南共邀请他党、他国出席大会的情况。2月27日,中联部发给伍修权内容为“我党决定派代表团参加南共七大”的电报:

伍大使:

一、请即通知南共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派遣代表团出席南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www.guayunfan.com)

二、请你处代中央草拟一个在大会上宣读的贺词,用电报拍回国内审改。

…………

3月12日,伍修权遵嘱发回了供中联部参考的贺词。其中在肯定了南斯拉夫在南共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之后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根据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出你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新的领导形式、方法和作风,这是很自然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体贡献……如何使民族特点同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是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严重责任……我们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对某些问题具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足为奇。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各国间的所有问题,完全可以在严格遵守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加以解决。”3月29日,伍修权又给中联部和外交部发回了《对南共纲领草案的初步意见》。“意见”归纳了南共纲领与我们的共识,提出了带有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性的分歧,如否定了南共针对苏联提出的“反对思想垄断和政治霸权”,基本结论仍然是:“但南斯拉夫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渴望和相当的干劲也是事实,而且这是最本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可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主观、客观条件下,贺词和“意见”却给伍修权带来了一场灾难。1956年,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彻底否定和批判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中引起了严重思想混乱,直接引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苏联采取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平定了这些事件。对此,铁托于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海滨城市普拉公开发表演说,反对苏共的行动,使刚刚恢复的苏南关系又蒙上了阴影。中共中央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铁托等过分否定斯大林等观点,“向南斯拉夫的同志提出兄弟般的劝告”。加上毛泽东和铁托在社会主义建设等若干问题上的认识和实践存在较大分歧,所以,普拉演讲后,中南关系又紧张起来。1957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苏联邀请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领导人去参加庆祝活动,并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亲自率团前往,而铁托只派了他的二把手卡德尔去。南共领导人在参加各国党的会议后,只签署了所有党都参加的《和平宣言》,却不支持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南共不同意这一宣言将世界划分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更不同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首,进一步明确表明其“不结盟”立场。这件事,在国内开展反右斗争、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大背景下,自然也对中南友谊的发展和巩固产生了负面影响。

1958年4月1日,国内电报通知伍修权,中央已经决定派遣包括伍修权在内的中共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4月3日,赫鲁晓夫给毛泽东写信称南共纲领草案是和《莫斯科宣言》相违背的,许多论断是非马克思主义的。4月7日,苏联驻南大使面交赫鲁晓夫致铁托的信,内称:由于苏共对南共纲领草案中许多原则性问题包括对苏联的评价问题持有不同意见,决定不派代表团,只派驻南大使作为观察员列席南共大会。中国共产党转而决定与苏共统一步调,并于4月19日给伍修权发去“以观察员列席南共大会应遵守的几个问题”的电报,其中第三条交代:“如有兄弟党同志(包括南共)在个别谈话中主动向你问及对南共纲领草案的意见时,你可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同意南共纲领草案,因为……这个纲领是一个违反马列主义根本原则的文件,是一个与莫斯科十二国宣言相对立的文件。’”伍修权没想到国内对南共纲领草案的定性与自己的看法差距如此之大。

4月28日,国内给伍修权发去由彭真签发的内容为“请伍大使速返国”的电报。5月1日,伍修权在动身回国之时又给国内发回关于南共七大情况的综合性报告,主要内容是:

我因病于22日下午始赶赴留布里亚那(今译卢布尔亚纳),因此没有出席开幕式及铁托报告。

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其他若干兄弟党拒绝派遣代表团出席大会,苏共《共产党人》杂志公开批评南共纲领,这次大会充满了反对苏新国家[2]的民族主义情绪……凡是讲到反苏、南斯拉夫的“独立、平等、非集团”的外交政策……全场均一再鼓掌甚至起立欢呼。

南共在民族主义基础上是团结的。每次铁托等人入场,全体代表均起立鼓掌,反复地唱《我们是铁托的,铁托是我们的》这一支游击战争期间的歌子。公布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铁托当选时,代表起立鼓掌、欢呼、唱歌达三四分钟之久,情绪是相当激动的。

虽然大会充满了反苏的空气,但最后通过的决议是比较平稳的,强调要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党搞好关系……

铁托在闭幕词中……呼吁他人要理解南共对其他共产党拒绝派遣代表团的不满。

此外,大会会场因陋就简利用留布里亚那的一个展览大厅。每位代表仅有靠背木椅一张,虽很简陋但也比较节约朴素。大会主席台后面则用马、恩、列的像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作为装饰。

从这些报告可以看出,伍修权虽努力保持与中央一致,对南共“站在阵营之上批评两个阵营”等持批评态度,但向国内传导的南斯拉夫的党心、民心,仍然是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

伍修权收到北京立即回国述职的电报后,由于走得匆忙,未向南斯拉夫方面任何人告别。到外交部后才得知,国内认为他主持写的对南共纲领的“意见”和给南共七大的贺词是“与修正主义者唱了一个调子”,其内容“完全错误”。他应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检查。在此之前,先在外交部汇报情况并作初步检查。在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上,伍修权听到,对南共和自己错误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伍修权对一些说法实在接受不了。自参加革命以来,受到如此严厉的批判,对于他来说是第一次。加上想不通,他内心极度痛苦,有时就一个人到当时住处附近的首都剧场去看看话剧,借此排遣郁闷,调节心境。他不想违心地按照上面的口径作检查,就在小组会上按照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认识,作了说明和解释,表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检讨,不知到底错在哪里。他这个态度当然过不了关。那时,康生和陈伯达等到处发文章,作报告,煽动批判“以南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也接受了他们的观点。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其中说,最近结束的南共七大通过的南共纲领草案“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5月23日通过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沿用了这一说法。在伍修权左右为难落不下笔时,一些老战友好意劝他,不论怎么委屈,也得作检讨,不然交代不过去。伍修权挖空心思凑了几条,请一些领导看后,都说具体内容太少、过于空洞,还是难以通过。他只得反复回忆自己在南斯拉夫的所见所闻,罗列出一些“阴暗面”,又按照国内的调子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他在检查稿的最后说:“在各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并不是所有的人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危害性都有充分的认识和清醒的头脑,我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以前的认识就是很不够的,在大会的进程中,我认真地进行了学习,认识上才有了初步的提高。”

伍修权突然奉召回国,一去不回。这无异于撤回大使,使中南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伍修权回国后没几天,1958年5月9日晚周秋野作为临时代办应邀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一个招待会,遇到许多熟悉的南斯拉夫朋友。周秋野照常与他们热情打招呼,哪知对方却一反常态不予理睬,弄得他十分尴尬。回来后才知道,就在此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批判南共的“修正主义纲领”,在南斯拉夫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他们后来又接到6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外事小组关于我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其中说:“目前我们党正在同南领导集团进行一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政治性和理论性的斗争。为配合该斗争,我们在国际关系上应该对南采取冷淡的方针。”并据此提出“应以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对待南”、“南驻华使馆不再享受兄弟国家驻华使馆待遇”、“两国间人员往来,我们尽量采取来而不往的原则”、“与南人员接触……不使用‘同志’称呼”等。从社会制度定性到称呼,一切又回到了建交之前。对此,中国驻南使馆的人员想不通,但是只能按照这个口径对外讲话、行事,使馆工作日趋难做。南共七大后中国驻南使馆举行的“八一”和国庆招待会,南方人员到场的寥寥无几。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离任时也未向中国递交召回国书,中南关系就此发生了逆转。1958年,南共成了第一个被中国共产党戴上“现代修正主义”帽子、第一个中断两党关系的共产党。1963年9月,中国发表国际共运大论战“九评”中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严厉指责“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1968年,南斯拉夫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则谴责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行径,两国的共同点进一步增多。历史翻开了与南重修旧好的新一页。1975年,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时赞扬“铁托是铁,不怕苏联压迫”,并实现了中南国家关系正常化。1977年铁托访华和1978年华国锋回访,实现了两党关系正常化。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在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1984年5月18日,胡耀邦在欢迎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马尔科维奇为首的南共联盟代表团的宴会上指出:“各国党有权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我们认为,由于各国党的处境不同,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和采取不同做法是正常和常有的事。在通常的情况下,有些分歧意见可以通过友好平等的协商、互相等待或共同留待实践去逐步解决。”由此可见,伍修权当年在贺词和“意见”中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之后得到了普遍认同。

钱其琛对此也有定评:“南共七大闭幕后,伍修权同志被召回国,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康生、陈伯达甚至污蔑他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唱一个调子’。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是非曲直,后来的实践作出了判断。伍修权同志能在对己不利的情况下,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讲真话,是非常难能可贵的。”[3]

【注释】

[1]《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2]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3]钱其琛:《永久的怀念》,见《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伍修权》,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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