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处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在“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处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50年11月14日，伍修权一行登上了飞往苏联的客机。代表团将经莫斯科到达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在那里办理进入美国的签证，再由伦敦转赴纽约。

飞机经蒙古进入苏联，在途中被漫天风雪所阻，被迫降落在苏联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联方面想方设法使飞机尽快重新起飞，以按期到达莫斯科。在布拉格，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与联合国驻布拉格代表里特尔及美国驻捷大使馆联系，办理了前往纽约的签证。11月23日，他们先乘经瑞士到伦敦的飞机，再换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飞抵纽约。

11月24日，纽约时间6时13分，载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在纽约机场着陆了。伍修权回忆说：“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里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2]美国除派安全保卫人员到场外，没有一个官方的迎接者，只有一个据称是联合国礼宾联络科的科长在机场接待了他们。好在苏联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几个友好的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赶到机场欢迎，才使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机场的气氛不致过于冷落。一批闻讯赶来的美、苏等国的记者，冲过拦阻他们的机场安保人员，抓拍了几个“红色中国”代表的镜头，提出了“您此刻有何感想”之类的问题，也增添了一点活跃气氛。代表团一行下飞机后，同迎接他们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等一一握手。伍修权对各国记者宣读了“在纽约机场上的演说”：“本人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我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控诉案，能在安理会上得到公正的处理。果如此，则将有助于亚洲及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

1950年11月14日，伍修权（左一）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第一个代表团出国时与乔冠华（左三）、龚普生（左二）、周砚（左五）等在机场合影

1950年11月24日，伍修权（右）率团到达纽约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左）等到机场欢迎

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及他的心情：他看到，随着载有第一批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的飞机在破晓时分徐徐降落，机场进口处，在一排警察的监视下，三五成群站在那儿的一百多个摄影师、记者和政府官员们，起了无声的骚动，照相的灯光和汽车的强光直射着飞机门，使黑夜如同白昼。由飞机中走出来七位男的和两位女的，在耀眼的光亮下慢慢走向海关。他庆幸：“现在我们中间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真正代表，也就是世界四分之一人类的代表啊！我想起我睡在小床上的孩子，这飞机从东方带来了久久盼望着的和平使者们，他们是为了我的孩子，也是为了所有别的睡着了的和醒着的孩子们。”“伍修权代表向挤在扩音机前的记者和摄影师们说：‘中美两国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愿趁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3]

中国代表团离开纽约机场时，在机场出口处见到聚集在那里的一群人，有的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欢迎“红色中国”代表来联合国等。这是美国的一些进步人士自发地来欢迎中国代表团，因为美国当局不准他们进入机场接近中国代表，只得守候在新中国代表将要通过的地方。当代表团的车队驶过出口处时，他们一齐向车里的中国代表挥手欢呼，表示欢迎。伍修权后来了解到，他们中有美国和平组织成员和美国共产党员，其职业大多是教师、工人和职员。这些人在中美两国处于敌对关系的情况下，敢于当着戒备森严地监视着中国代表团的美国警察的面，向新中国代表欢迎致意，确实难能可贵。

纽约最大的旅馆之一——华尔道夫·阿斯多利亚大饭店，成了中国代表团下榻之处。他们包下了第九层一个很大的套间，几乎占了这层楼的一半。代表团九个人都住在这里，除了各自的卧室，还有公用的客厅和办公室。代表团住进去以后，严格执行出国前制定的内部纪律，任何人不得自行外出。在代表团主要成员参加会议或有其他活动时，从事机要、报务等内勤工作的人员负责留守，任何情况下不得擅自离开。这使那次在纽约待了近一个月的孙彪和王乃静哪里都没去，寸步不离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代表团的每顿饭，都由服务员送到房间来吃。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相关人员的介绍，美国的大旅馆房间内常有情报部门安装的窃听器。伍修权召集大家在饭店里商讨问题时，就把房间里的收音机打开，把音量放得大大的，以干扰可能的窃听。有时索性离开房间，到饭店附近一个公园里，相互掩护着边散步边交谈。他们到美国后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和决定，都是这样进行的。代表团人员出门，会有两个美国人跟着；所住套间的外头，也有两个美国人守着。他们平时像门神似的待在外边，一旦有人外出立刻跟上，有重要活动还要预先通知他们，由他们负责安排或联络、转达。

尽管美国当局对中国代表团故意冷落、严密监视，伍修权等来到纽约的消息，还是很快传播开来：“新中国的代表来了！”“共产党中国来人了！”“铁幕后面的人来了！”这样说的大体有三类人：大多数是希望同中国友好，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美国进步人士；也有一些人误以为中国共产党人真是“赤匪暴徒”，想看看他们的代表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有少数对新中国怀有敌意，对红色政权持否定态度的人。这使代表团的住处外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有一小部分人，打着攻击新中国、辱骂代表团的标语，喊着反共反华的口号，时不时来骚扰捣乱一下。其中有的是被台湾当局的驻美国机构雇来的，每人每天可得五美元的报酬。另一番景象是，每天都有人给代表团送来花束、花篮，有的还附有对新中国代表表示欢迎、祝福的卡片。从美国和世界各地发来的给新中国代表团的电报和信件更是数不胜数。美国妇女保卫和平代表团发表声明说：“我们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因为我们希望你们的出席（联合国大会）对世界和平将有贡献，这是我们最关切的事情。”美国马里兰和平委员会65位著名人士联名给伍修权发来电报，希望代表团能促成朝鲜停战谈判。这些团体和人士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善良愿望，也说明了新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当然，美国官方及反共分子对新中国的攻击，也因伍修权一行的到来而加剧。有些美国报纸从代表团的活动到伍修权个人的经历，都作了调侃甚至贬义的报道，说他是一个“受过俄国教育的卸职将军”，甚至伍修权喝不喝咖啡、会不会用刀叉等，都成了花边新闻。这些攻击非但未使伍修权遭受冷落反而使其成了当时的热点新闻人物。

新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后受到各方关注与格外重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迎头痛击。就在伍修权到达纽约后的几天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又一次战役，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三万多人被一举歼灭。麦克阿瑟扬言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大话，被中朝军民粉碎。美国和西方世界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遭到的最大失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提高并加强了中国代表团的地位，扩大了其影响。伍修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美国的土地上，当然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公众的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