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探索与苏联东欧恢复关系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研究探索与苏联东欧恢复关系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对修复与苏联东欧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伍修权分工主管二部、三部和外事局期间受命完成的另一项重大历史性课题，是以恢复正常关系、实现全方位和平外交为宗旨的对苏联东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在以改革开放为显著特征的历史新时期到来之后，特别是中美建交之后，重新认识苏联并据此确定新的对苏政策，不但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是中国转向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关键课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伍修权受命组织开展了对苏联东欧问题的再研究、再认识。

1980年7月16日，伍修权召集中调部、中联部、外交部、新华社、社科院和总参二部、三部、军科院等单位的相关人员，落实5月27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关于加强对苏联情况研究的决定。参加这项研究的，不但有中国党、国家、军队的相关主管机关，有新闻媒体、科研部门的“国家队”，还有他分别担任会长、名誉会长、顾问等职的学术性团体，如中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会、中国未来研究会、三S研究会等。他一面经常在军委驻地或相关学会的会址等地召集和主持会议，交流情况、资料，交换意见、建议，部署重点分课题的深入开展，一面不断到中南海等地参加会议，提供决策依据和建议。正如伍修权在为《苏联社会科学研究》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的：“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应该说，无论中苏关系如何，对苏联的研究，对苏联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都应放在重要地位去抓。因为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对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又说，对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如果我们总结得好，并真正把它们作为借鉴，必将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并发挥其巨大的物质力量。”对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既不应该像五十年代那样实行盲目的全面肯定，全面学习；也不应该像六七十年代那样简单地一概否定。总之，要很好地、客观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包括多进行访问调查，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对苏联的现状和历史状况作出客观的评价，对苏联模式的利弊作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www.guayunfan.com)

对中苏关系的前景，伍修权曾预言：“我作为早年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国老战士，建国以后又直接参与了许多缔造中苏友谊的活动，并曾多次访问苏联或去过莫斯科，尽管我们两国之间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现在还存在一定的分歧、隔阂和障碍，但是我始终相信，两国人民和广大党员还是有着友好的愿望的，并且相信两国间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讨论寻求一致或取得理解。因此，我对我们两国关系的未来，还是乐观的。”[1]

伍修权还以学术领域为阵地，致力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修复与发展。1982年，他接受了中国翻译家协会名誉会长之职。在中国译协的成立大会上，他幽默地说：“新中国建立后，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总理曾经问我是几级翻译。我不能吹牛，我说我是三级翻译。所以，我今天是用三级翻译的身份来讲话。”他接着讲了翻译工作的原则与要求，又说：“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了祖国的四化，我们要把世界各国有利于我们建设的知识、资料，尽可能地吸收进来。同时，我国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的国家，欣欣向荣的国家，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文明和成就有选择地向外国介绍，促进文化交流。这都需要搞翻译工作的同志来做。”伍修权还应邀担任了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的顾问，先后会见了一批俄语教学专家，为俄语教学刊物题词。在俄语研究会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他特地送去一份祝词说：“俄语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较之其他外语有着更为密切的特殊关系。我国的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新中国建设人才，都专门学习过俄语，有不少人还曾从事过多年俄语教学和翻译工作。正是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等国的革命与建设经验，以及各种理论知识、文学艺术等等，陆续介绍并传播到我国，从而大大促进了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无论是翻译研究，还是俄语教学研究，在伍修权眼里，都不只是学术阵地，而是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服务、服从于民族复兴大业的阵地。

在伍修权主持下，经过相关单位通力合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最后就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个综合性的战略调研报告，基本结论是：苏联从社会经济制度看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外交政策是霸权主义的；东欧各国则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报告无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项为全方位外交战略的确立和推行提供战略依据的前瞻性研究。不但推进了中国与东欧各国国家关系的逐步全面恢复，也缓解了中苏僵持了二十年之久的敌对状态，并推动了其后中苏关系的修复和发展。

张万年、迟浩田是这样评价伍修权领导的包括苏联东欧研究在内的国际战略研究的：“他高度重视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研究，经常组织有关人员研讨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亲自掌握国际重大事件的动向，及时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提供依据。”

伍修权强调：“搞国际形势研究，不能关起门来搞学究式的那一套，必须了解人家在想什么，怎么想的，这就需要广泛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活动，走出去，请进来。”[2]他不但是苏联东欧研究的组织者，而且是修复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的身体力行者。与东欧诸国关系的修复，仍然从已“解冻”的南斯拉夫开始。

继1977年之后，1982年，伍修权又两次访问南斯拉夫。第一次是结束了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访问之后，5月30日，伍修权率团转往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在那里停留到6月3日。在此期间，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佩·格拉察宁上将、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书记米·达利耶维奇中将、南人民解放战争老战士协会联邦委员会主席安·迪米特列夫斯基分别会见了伍修权一行。因为铁托总统已于1980年5月去世，伍修权还瞻仰了铁托墓并敬献了花圈。

南共于1982年6月召开十二大，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大会。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邀请，委派曾于50年代访问过南斯拉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率代表团前往。作为中南友谊的开创者之一，伍修权自然成了代表团成员，成员还有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政治局委员倪志福和中联部顾问张香山等。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后，出面欢迎、接待、会谈的南共中央领导人，多半是伍修权认识的。当时的南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德拉戈萨瓦茨对彭真、伍修权等说：“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前来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表示感谢，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南共中央书记丘拉菲奇也说：“我们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非常满意，我们将继续为加强这种关系而努力。”彭真说：“在我们之间，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地方很多，这种发展对于我们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南共十二大6月26日开幕，彭真宣读的中共中央致南共十二大的贺电中说：“南共联盟本着对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负责的精神，从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称赞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独立的、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地此言、此时此刻，想起1958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南共七大的台前幕后及其后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伍修权感慨万千。他特别赞成中央贺电中对南共这样的评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畏强权，不怕高压，为勇敢捍卫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基本准则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从而对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伍修权为自己当年发展中南两党两国关系的努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翻开了新的一页而欣慰，更为中国与东欧各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