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红军西路军失散老战士请命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为红军西路军失散老战士请命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83年9月，伍修权再次踏上了四十多年前艰苦战斗过的兰州。这一年，他与当年在兰州八办的老战友王定国相约结伴回一趟兰州，以了却他们多年来的一件心事。这就是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的：“我一直想在有生之年，找个机会重回兰州，查询和了解一下当年流散在甘、青一带的原西路军同志的情况，看看能否做一点补救性的善后工作，使这些同志在过了几十年艰辛生活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安适的晚年。”[1]

他们到兰州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在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兰州军区政委萧华陪同下，瞻仰市郊的革命烈士陵园及其中的纪念碑、纪念馆，对着安葬在那里的牺牲者、特别是熟悉的英烈的墓碑，一一深情看望。接着，伍修权亲自或委托随员到西宁、银川、河西走廊等地区，对红军西路军失散老战士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走访、调研。

1983年伍修权（右）与王定国重返兰州时在兰州八办纪念馆合影(www.guayunfan.com)

伍修权的心债最初来自原红军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她是从江西参加中央红军并长征的，在中央苏区时经朱德夫人康克清介绍，与时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王首道结了婚。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混合编队时，她编入左路军并被裹挟南下，后又随军西征，不幸在河西作战中被俘。因为她是妇女独立团团长，被俘后国民党马步芳部逼她动员部下投降并嫁人，又谎称她已带头投降。她历经磨难逃出魔窟，找到兰州八办提出想去延安，回到王首道身边。伍修权向延安报告后，答复是：告诉王泉媛，不必去延安，让她返回江西老家去。延安当时对西路军回归人员的基本政策是：第一年回来的允许归队，第二年的先要通过审查，第三年的遣送回乡。当时虽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对共产党及其军队人员“拉出去、打进来”等渗透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极其复杂、严酷的斗争环境下，作出这样的规定也在情理之中。而王泉媛恰恰是后一种情况，且对“投降”传言一下子拿不出说明自己清白的证据。伍修权只好给了王泉媛一笔路费，让她自寻生路去了。一个曾经活跃的红军女干部，从此跌入了命运的低谷，她辗转回到老家吉安后，不只成了普通农妇，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文革”时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直到落实政策时，得知此事的伍修权亲自为王泉媛写了证明信，说明她是服从组织决定，离队回家乡去的，不是自行脱离革命，也没有投降叛变，她的离队是他一手经办的，建议王泉媛所在地政府承认她的革命历史，给予她一定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有关方面重新审查和处理了王泉媛的问题，才使这位饱受磨难的西路军失散老战士终于在晚年获得一些慰藉。但伍修权并未因此释然，为西路军失散老战士做点什么成了他的心债。

王定国对西路军老战士的牵肠挂肚，比伍修权多了一层切肤之痛。王定国1936年底随西路军远征至甘肃河西走廊，在永昌地区不幸被俘，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终于脱险，留在兰州八办工作，后成了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自己被解救出来后，协助谢觉哉和伍修权找到并救助了一些失散的西路军战友，但是因为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仍有不少人在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苦苦挣扎。全国解放以后，王定国联系上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又从地方上了解到这批人的处境一直不好，许多人生活极其艰难。过去因为对历史问题的甄别和平反尚无明确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作千头万绪，一时无暇顾及，现在伍修权和王定国都退居二线了，且相关政策已明确，就决定同去兰州，做些调查补救工作。

伍修权一行到达兰州后，在省市民政部门协助下，查出了一批当年西路军失散老战士的下落。伍修权亲自登门去看望安明秀等几位在兰州的西路军失散老战士，又让随行人员跟着王定国，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先后去了张掖、临夏、西宁等地。通过查找发现，在甘青宁地区总共还有一千几百名西路军失散老战士，年龄大都到了七十上下，绝大多数分散在农村和牧区，生活艰难。王定国一路走访，一路把自己带的钱和衣物分送给他们，直到只剩下身上穿的一身衣服才作罢。

伍修权深入了解特别是亲眼看到这些情况后，心也被刺痛了。在兰州和甘北地区走访一圈后，伍修权奉召回京，于9月15日离开甘肃。临行前，他对有关人员交代：“我在中央有发言权，你们给我写个材料，我带回去好讲话。”伍修权的随行人员遵嘱与王定国等留在大西北一直忙到10月份，与当地相关人员一起，汇集各地的情况资料，根据各方面的反映与建议，特别是西路军失散老战士本身的意见和要求，写出了《关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原红军西路军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甘肃省民政厅也提出了《关于西路军老红军当前生活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及解决意见》，住在兰州的部分西路军失散老战士特别是女战士，也联名写出了致中共中央的申诉信，请王定国带回北京。

伍修权在阅读由王定国等带回北京的这些材料时，再次心潮翻滚，为这批处于困境中的老红军呼吁，设法救助他们的决心变得越来越强烈。

为此，他对西路军兵败的前因后果进行了一番再研究。反思结果，集中反映在他后来为《祁连雪》一书所写的序言等文章中：“在参加过长征的红军部队中，有一支曾经三过雪山草地的队伍，不仅走的路程长，费的时间久，而且在长征胜利结束后又经受了更为严酷的考验与磨难。成千上万的红军男女指战员，在比长征更为险恶的环境中，创造了无数顽强不屈的动人事迹。这便是原属红四方面军的红军西路军，其中也包括着原属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他们在到达甘肃以后，又奉命西渡黄河，却在河西走廊陷入敌军重围。经过浴血苦战，终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而遭致失败。少部分同志突围去了新疆，绝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伤病、流散以至被俘。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作战事迹和个人遭遇，历来鲜为人知。但是，我们所有知道一些情况的人，尤其是当年红军西路军中的老同志，却永远不会忘记那悲壮惨痛和惊心动魄的一页。”[2]后来伍修权又在一篇文章中，针对一些人对西路军有关历史的误解指出，西路军“指战员为了实现党的任务，不顾长征的疲劳和弹药、服装的缺乏，以有我无敌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战斗。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先后毙伤敌前敌总指挥以下2.5万余人”，“西路军斗争虽然失败，但其忠于党、忠于人民事业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艰苦奋战的悲壮历程，将永留史册。”[3]

认识指导实践，与当年领导兰州八办时的工作内容之一遥相呼应，伍修权给中组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专题报告，正式提出了为红军西路军失散老战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建议。他在建议信中提出，首先应该确认这批失散老战士的老红军身份，一律正式称为“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还具体提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解决他们的公费医疗、居民户口、住房和子女就业等问题的建议，建议正面宣传西路军的战斗事迹，并在甘青宁地区西路军作战、受难的地点，建立纪念碑和烈士陵园等，使人们了解西路军的历史功绩。

在兰州八办时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中留下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深入兰州走访、调研中痛心疾首的所见所闻，历史与现实、感性与理性的撞击，促使伍修权奋笔直书，为西路军失散老战士请命。

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伍修权的建议信和相关附件后，责成中组部会同国务院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讨论研究，共同制定出解决西路军失散老战士问题的办法。解决方案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了批示，基本同意了上述各部门以伍修权的建议为蓝本的解决方案。不久，上述各部联合发文，对西路军失散老战士的安置办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此文件下发到有关省市贯彻执行之时，西路军失散老战士政治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待遇也随之改善。当他们知道这一切最初是由伍修权和王定国提出的时候，纷纷以集体和个人的名义，用各种方式向替他们说话并救助他们的领导表示敬意。伍修权和王定国也不断收到他们或是邮寄或是请人带来的信件和谢礼，其中有他们自己种的百合、红枣和瓜子等农副产品，也有他们选购来的有地方特色的小礼品。这批老战士中有人因为年高体衰去世了，其子女还来信向伍修权、王定国感谢。

王定国对伍修权为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请命是这样评价的：“我为战友，为西路军鸣不平，尚‘情有可原’，是我‘分内之事’……他与西路军无任何‘瓜葛’，西路军失散人员问题又是既棘手又敏感拖了几十年的老大难问题，进入古稀之年的伍修权若是‘颐养天年’或‘睁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不去管那易招惹是非的‘闲事’也绕着走，谁又能说什么呢？对功成名就的他也丝毫无损，反倒能落个安闲自在!可是伍修权就是伍修权，他可不那么想，他认为那样干是对革命，对同志，对党不负责的表现，无异于犯罪!于是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秉公直书，为这些失散的老战士请命、鸣不平!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本色和高风亮节!”[4]

王定国的赞誉并非溢美之词。救助西路军失散老战士是伍修权担任中顾委常委后“顾问”的直接涉及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大事，也是他作为中指委检查组组长所检查的时间跨度最长的冤案。80年代以来，从西北几省到中央宣传、文化和党史部门，也开始了对西路军历史的正面介绍，甘肃张掖、青海西宁等地都建立了西路军纪念碑和纪念馆，编写出版了各种反映西路军斗争史实的书籍，还创作、演出或播映了西路军题材的戏剧和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