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央和军委提供综合性情况报告和各类对策建议

为中央和军委提供综合性情况报告和各类对策建议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20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都分散在各敌后战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必须切实了解、全盘掌握各地的战况及形势，总部须将中共中央的决策意图及时传达并通报各地。军委一局将由各战场、各部队和敌占区、国统区的地下组织发来的电报和各种报告，综合整理出敌、伪、友、我四个方面的动态资料，加上判断预测，提出处理方案，呈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重要问题和特殊情况则一事一报，再编写成简明扼要的《战况综合》、《一月军事动态》、《作战室周报》、《每日情况汇报》、《国际资料》等，印发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和有关负责人。

这项任务的工作量大，连续性强，责任重大。通常先由一局各科负责起草与各自业务相关的文稿，然后由钟人仿副局长汇编集中。伍修权审改后，交地图科根据简报所述战场态势绘制成简图，附在文字后面；文书科则迅速将简报油印出来并装订成册，及时上送和分发。每到战争形势趋于紧张，敌、伪、友、我情况变化较大时，一局就加倍繁忙起来，所有人都日夜加班。

一局还定期举办汇报会，很多高层领导都会抽时间参加，地点通常在一局作战室，会场四周的墙上甚至户外的树下，张挂起有关的地图和图表。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伍修权汇报，再由各科负责人对重点情况作具体补充，最后叶剑英和参加会议的其他领导提问题或作指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只要在延安就常来参加。临时从各地回延安的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和林彪等，除了常来听会，还来一局查阅相关战况资料和地图。军委一局的报告，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了解和掌握全局情况及发展态势的基本信息源，也是指挥全局的重要决策依据。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当时就军事工作发出的指示中，有不少就是伍修权所领导的军委一局提出的建议和方案。

1941年下半年，侵华日军为“确保华北占领区”，疯狂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这加剧了各解放区战场的不利局面，抗日活动以至军民生活都遇到了很大困难。面对敌我态势的新变化，伍修权认为，必须改变斗争方式，采取更加灵活的作战方法，以打破日军的“清乡”图谋。在叶剑英、王稼祥的主持下，一局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经毛泽东、朱德审改后，11月7日以中央军委名义下达各战区执行。指示指出：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了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八路军、新四军的斗争方针应是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方式与日军周旋，如将大部队分散为一支支灵活机动的敌后武工队，展开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武装力量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等人民武装，主力军应采取“精兵主义”，地方军和人民武装则应大发展，平时隐蔽在群众之中，既可有力地打击侵华日军和伪军，又能有效地保护自己。[1]指示发出后，伍修权又组织一局专门搜集了晋察冀、冀中和华中地区主要领导人对敌后军事建设的意见，经分析研究，整理成文呈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首长及有关部门，并根据各地情况提出了新的斗争策略：在沦陷区和根据地边缘地带，普遍建立既能应付日军、伪军，又能开展斗争的“两面政权”，由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和可靠的爱国人士控制这些机构，公开挂牌是敌伪基层组织，实际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抗日活动。这种斗争方式使各地的抗日活动更为灵活多样，在全国抗战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不少进展。(www.guayunfan.com)

12月下旬，伍修权又组织一局编写了《1941年敌后反“扫荡”总结》，呈报中央军委首长，并刊登于《作战室副刊》供有关部门参考。1942年3月，一局搜集了1941年日军发动的十余次较大战役的情况，整编出《1941年战役综合研究》。一局还对八路军、新四军1941年反顽作战进行了总结，写成1.2万字的总结报告，对正面战场上日军作战的特点及其对国民党诱降的政治目的，八路军、新四军反“扫荡”和反顽作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对今后作战提出了七点指导性意见，一并刊载于《作战室副刊》第5期，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伍修权、郭化若和王智涛为毛泽东主席起草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提纲

当时伍修权组织一局研究的重大专题还有“对华北敌人‘扫荡’企图的分析”、“华中形势的分析”、“苏南反‘清乡’斗争”、“关于敌后斗争形势和我今后坚持斗争的意见”等。这些资料，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其中关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败的特别重大的专题是“日本可能南下进攻的战略判断”。

1941年，德国继占领法国等大半个欧洲之后，又于是年6月发动了对苏联的全面战争，世界所有大国都介入了国家利益乃至存亡的大博弈之中。英、美两国对日本进攻苏联怀有兴趣，但在欧洲的大舞台上，又视苏联为唯一能与德国抗衡的伙伴。德国一开始想与日本形成对苏联的东西夹击之势，后来又希望日本出兵东南亚，使在那里有着巨大利益的英国和美国不能专注于欧洲战场。苏联最担心的是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为此于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又通过支援中国抗战以拖住日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体格局，尤其是苏德战场的走势与变数，同样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注的焦点之一，搜集资料、分析情况、作出判断，一局自然责无旁贷。日军偷袭珍珠港得手后，日军的战略动向——是北进还是南进，成了世界关注的热点。各同盟国、各国共产党内，对此都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化名冈野进的日共主席野坂参三为代表的观点。他们提出，日军将会利用德军在苏联西部的猛烈进攻并已侵占了广大地区的有利形势，以侵占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大举北进，配合德军从东部发起进攻以夹击苏联，从而谋求德、意、日轴心国的全面胜利。

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1931年至1940年在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日本代表，1940年3月随在莫斯科治疗臂伤后回国的周恩来到达延安，应邀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5月创建主要由日军战俘组成的反战同盟及反战核心组织“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对日军动向的判断，他是最有发言权、最具权威性的。北进的观点也确有根据：希特勒确曾一再要求日本“从满洲进攻西伯利亚”，使苏联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挨打困境；日本政界、军界头目，狂热鼓吹北进的也不少。但是，伍修权等却持相反的观点：侵华日军今后的动向并不是北进，大举入侵苏联；而是南进，兵锋直指中国南方数省和东南亚地区。日军战略动向两种判断的讨论乃至争论持续了数月之久。从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5月17日刊登的当年4月28日召开的关于“日寇是否要进攻苏联”的讨论纪要可以看出，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朱德、叶剑英、吴玉章等都参加了会议。伍修权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其结论是：“日本对苏使用闪击战的可能很小……日本要北进，它的准备的程度和客观条件还是相差很远。”

伍修权之所以敢于否决北进的观点，作出南进的判断，是因为这一判断是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组织一局在搜集、研究国内外大量情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反复论证后得出的。一局认为：从军事上看，日本如果北进，势必会大大分散在中国已经消耗极大的兵力，而与苏联动武，没有足够的兵力和相应的战争物资准备，即使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再加上美国若报珍珠港的一箭之仇，从阿拉斯加出兵侧击，日本不但无力与德国形成对苏联的东西夹击之势，自己反而会腹背受敌。因此，北进对日本来说是啃硬骨头，在军事上三面受敌，毫无胜算。从经济上看，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加上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导致了日本经济破产、国力枯竭，因而急需大量掠夺别国的资源，尤其是战略物资。而苏联西伯利亚等远东地区经济不发达，缺乏日本急需的、拿来就可以用的战略物资，日本即使花费很大代价攻占了这些地方也达不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反而要消耗更多的国力，背上更加沉重的经济包袱。南进则利大于弊：中国南方沿海省市，已在挥鞭可及之处；东南亚都是些弱小国家，军事力量不强，因而日本在军事上取胜要比北进容易得多。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和东南亚都极其富饶，特别是有日本急需的石油、橡胶、铁矿石、锡、煤、大米、小麦等战略物资。因此，伍修权和一局的日军战略动向研判者预测，日军的北进趋势减小，南进可能加大。叶剑英同意一局的分析判断，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得到充分肯定，在相应战略部署和应对决策中，采纳了他们的结论。[2]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上述预见是正确的。

下面的回忆，对南进判断的意义作了评价：

……斯大林得到我们关于日军将“南进”而并非“北进”的有根有据有说服力的分析判断，……才敢在莫斯科保卫战最困难、最紧急、最危急的时刻毫无顾忌、毅然决然从远东方面军抽调了八个步兵师、三个坦克师和航空队紧急驰援莫斯科，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终于使兵临城下、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德军“功亏一篑”——受到致命打击。

…………

完全可以这么说，一局在伍局长领导下，以其杰出的业绩不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苏德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过重大贡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