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当翻译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当翻译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33年10月，已调回红校担任第五期学员团政委的伍修权又接到一道调令，让他去中革军委向总参谋长刘伯承报到。

刘伯承见到这位老熟人时，没有用带点普通话味道的四川话同他谈工作，而是用俄语向他问这问那，并且要伍修权也用俄语回答。一问一答地交流了片刻，刘伯承才拍拍他的肩膀说：“要得，你的俄语还是很熟练，可以当此重任。”说完才郑重其事地告诉伍修权，他的这次调动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他将去的地方非常重要、机密，去了以后一切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执行。然后又悄悄地说，有一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已经由上海来到瑞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讨论后决定，调伍修权去为他做翻译。刘伯承交代完任务后，就带他到顾问那儿去。

从独当一面的领导干部到军事顾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角色转换来得突然。可伍修权压根就没有考虑个人的升降得失，痛痛快快跟着刘伯承走出了设在瑞金城西沙洲坝的中革军委驻地，向位于总参和总政驻地之间的一处新建的独立房子走去。对于这座独立房子，伍修权已有耳闻。当时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主要分散住在当地农户家，祠堂、庙宇等比较宽敞的公房则用作会议和办公地点。唯有这座独立房子是由红军工兵战士和当地的木工、泥瓦匠利用一处已倒塌的古庙旧址临时赶建起来的。它地处一片水稻田中央的高地上，二三百米以外才有别的农舍，人们就按军队观测目标的术语称之为“独立房子”。

刘伯承领着伍修权来到独立房子时，博古已在那里。伍修权的这位莫斯科中大的师弟，其时已是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因为白区的环境越来越险恶，中央机关不得不从上海撤出，转移到中央苏区。博古见刘伯承和伍修权来了，忙把他们引见给那位顾问。伍修权看到屋里坐着一位穿着特制红军服装的外国人，个子很高。见刘伯承他们进屋，那人看看来人却没有起身。伍修权见他正严肃地打量着自己，心知这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了。刘伯承对那顾问礼节性地招呼了一下，就指着伍修权对博古说，伍修权的新任务他已经作了简要交代，请博古和顾问作指示。博古公事公办地用俄语将伍修权介绍给那位顾问，说是他的翻译，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在中大时叫皮达可夫。那顾问一面继续盯着伍修权，一面小声重复了一声：“哦，皮达可夫。”博古又向伍修权介绍道：“这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特罗夫同志，为了对外保密，他的中国名字是李德，以后就这么称呼他。”博古对伍修权作进一步交代说，从现在起，伍修权就在顾问身边工作，负责为他翻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各种文件、报告、来往电稿和情报资料等等，再将他的指示译成中文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传达。顾问出席各种会议和外出活动，也由伍修权负责陪同并做口译。在顾问身边工作的警卫员、公务员、炊事员、饲养员等，也由伍修权负责领导。顾问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需要，伍修权应随时向中共中央和他本人直接报告。伍修权从博古的要求中听出自己的工作包罗万象：既是翻译，又是秘书、参谋、联络员。(www.guayunfan.com)

刘伯承对博古说，这里的翻译任务比较重，伍修权一个人忙不过来，考虑将不久前从苏联回来的王智涛也调过来，负责顾问在军事教育、部队训练以及后勤工作等方面的翻译，让伍修权集中精力做好顾问在军事、政治特别是作战方面的翻译。博古征求伍修权的意见，伍修权说自己与王智涛很熟，又简要地介绍了他的情况。博古听后向李德说了，李德点点头表示认可。王智涛很快也来报了到。一个以李德为中心的工作班子，就在独立房子里建立起来并开始运转。

独立房子有三间正屋，堂屋用以召开会议和接待来人，东屋是李德的办公室兼卧室，西头一间是伍修权、王智涛和警卫员等人的宿舍，外头另有一个当厨房用的小厢房，炊事员、饲养员等住在那里。东屋里，有特制的加长木床，还有从当地富户家找来的带抽屉的“公事桌”和几张红漆的靠背木椅，墙角有新做的公文箱和脸盆架之类，地面还特地铺了地板。对李德的生活待遇，也给予了特殊照顾。

1990年伍修权（右）与老战友王智涛在家中合影

伍修权等是与红军指战员一样的待遇，每人每天只有旧制16两的10两糙米的定量。各人把每顿主食用米装在蒲草编的小口袋里，交炊事员放在饭锅里蒸熟后各吃各的。当时他们都是二十多岁，体力消耗也大。加之因为白军的经济封锁，难得见到鸡鸭鱼肉等荤菜，常常连盐都吃不上，只有将青菜腌成酸菜，没油少盐地煮了下饭，大家总带三分饥饿感。

李德开始就职视事时，在瑞金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陆续与他见了面。李德在伍修权的陪同下，视察、走访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等领导机关，有时是去出席会议，有时是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近处由警卫员和伍修权领着步行去，稍远一些就骑马去。李德为红军干部上军事课或去红校讲课，则由王智涛陪着去。李德喜欢骑马，常在晚饭后和伍修权、王智涛及警卫员一起纵马出游。

伍修权那时的工作内容及程序大体是这样：每天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送来各种电报、文件、请示报告和敌情资料、各军团或军区发来的战况报告，他都立即译成俄文，并根据内容，对照挂在独立房子堂屋墙上的各种军用地图，绘制成作战态势简图，送给李德批阅；再将他的批示或答复译成中文，交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及中革军委、红军总参谋部等相关部门去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各种指示、决定和报告等，也得先送来由伍修权译成俄文，交李德过目并签署意见，然后再将李德的批示译成中文发回，中共中央根据李德的意见修改定稿后才下发或公布。许多临时的口头请示报告和一般情报资料，也由伍修权口头向李德报告，他答复后再口头告知有关部门或人员。李德的一些批示和意见，开始还说是建议，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员却都把它当作指示，主要考虑如何贯彻执行，很少提出异议。李德参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各种会议时，伍修权陪同出席，将人们的发言内容详细口译给李德听，又将李德的讲话一句句在会上口译出来。从上海发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或由他们转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一般都由博古译好拿来或派专人直接送交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春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东北搜集日军情报，当年秋天到达上海，在苏联驻沪情报系统工作。李德到沪不久，就与在苏联时便认识的博古联系上了。博古1930年5月从莫斯科中大回国，1931年9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见到李德时，博古正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即将迁往瑞金苏区而发愁，就向李德请教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军事问题，并萌生了请他担任军事顾问的念头。共产国际同意李德担任“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于是，1933年9月底，李德来到瑞金，成了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军事顾问。

在李德来到瑞金的同一个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直接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兵力就达到50万。蒋介石还吸取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将过去长驱直入改为重兵包围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在苏区周围修筑起成千上万座碉楼地堡，构筑了坚固的作战工事，一步步向苏区逼进。李德初来乍到，对中国革命尤其是红军武装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经验与教训所知极为有限。而1933年夏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的，则是德国的前国防部长冯·赛克特。当时，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有8万多人，地方武装有近5万人。当国民党的军队在苏区周围步步为营紧逼时，毛泽东主张跳出包围圈，将红军部队调到敌人后方甚至心脏地区，以打乱国民党的部署，解除白军对苏区的“围剿”。而李德却坚持“以阵地对阵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以我之处处设防、节节固守对敌之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的战术总要求。

伍修权常常看到李德一本正经地坐在地图前，嘴里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和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等著名军事家的名言警句。凭着从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与实际地形地貌、方位距离有不小差距的地图，用米达尺和红蓝铅笔，在图上量量、画画，加上洋字码，让部队按照他的意图不走样地打。

共产国际总部在莫斯科的旧址

由于李德的瞎指挥，经伍修权翻译后交给李德的来自前线的各种战报、战况和敌情通报，坏消息多于好消息。

1933年9月28日黎川县城失守，当时在那里指挥的是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在紧接着的浒湾等地的战斗中，红军仍然没能打好，参加指挥的又有萧劲光。这一连串不利战况给李德迎面一盆冷水，他不是反思自己的指挥失误，而是下令追究萧劲光的责任。萧劲光被押到瑞金后，在李德的“建议”和博古的授意下，搞了个“最高军事裁判法庭公审大会”。李德发狠要将萧劲光判处死刑，但因毛泽东反对，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也拒不在判决书上签字，才改为开除党籍、军籍并判处五年徒刑。

在萧劲光挨整的过程中，伍修权对自己进苏区后的第一位直接领导代人受过十分同情，暗自为他着急。他从上报来的各种材料中，已经了解到白军进攻黎川时，由于红军主力执行了李德“分兵把守”、“全面抵御”的方针，兵力分散在各处，萧劲光手头只有一个七十来人的军区教导队和几支地方武装游击队，白军却有三个整师好几万人，红军无法抗击，幸亏及时转移才保存了一点兵力。后来的浒湾战斗失利，责任更不在萧劲光，当时的作战主力是三军团。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为此特地发报向中央说明情况，主动承担了责任，为萧劲光开脱。凡是这类有利于萧劲光的材料，伍修权都迅速翻译出来交给李德，又选择时机向李德介绍萧劲光的革命历史及功绩，说他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曾于1921年和1927年两次去苏联学习，回国后一直在红军中担任高级指挥员，在前几次反“围剿”中都打得很好。这也多少影响了李德，稍稍降低了他对萧劲光的火气。所以后来萧劲光在感谢毛泽东、王稼祥对他的“救命之恩”时，也很感谢伍修权对他的帮助。不过，那时伍修权并不知道，李德他们所以要惩治萧劲光，并将他定为红军中“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其实还是冲着毛泽东来的。萧劲光在黎川不以一城一地得失为转移的“打不赢就走”，当然被主张“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李德视为“右倾逃跑”，成了他们推卸瞎指挥恶果的替罪羊。

李德和博古为了贯彻他们的战略战术，还组成了一个“前方司令部”，到苏区北部前线去监督部队，就近指挥。李德一行到达一军团时，军团长林彪特地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请顾问讲话。李德讲了他首创的“短促突击”战术。为他这次讲话做翻译的是王智涛，由于李德讲得兴致很高，王智涛的翻译怎么也跟不上，伍修权只得上去帮忙，一个人讲话两个人翻译。

李德离开一军团后，去了三军团。当时彭德怀率三军团守卫在被称为苏区北大门的广昌前线，由北路前敌总指挥陈诚率领的“围剿”大军，正朝广昌步步紧逼而来。李德不是让红军主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是处处设防，来一次“广昌大会战”。彭德怀认为不能进行这个会战，他向李德陈述了理由，两人发生了争论。幸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在伍修权等的协助下，设法缓解了李德和彭德怀的争执，才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将三军团主力部队部署于广昌外围，城内只留下包括一个加强营在内的少量部队。战斗打响以后，李德、博古带着伍修权等去城外的前沿阵地视察。个头特高的李德走进交通壕时，上半身露在外头，又挂着望远镜、戴着眼镜，身后跟着一伙人，很快暴露了目标，白军连着几炮打过来。李德责问陪同的指挥员为什么不开炮还击。指挥员说他们全团只有三门迫击炮，十几发炮弹，都留着将来打攻坚战用。李德听后连声骂他是“农民意识”。他发现红军阵地前沿堆放着许多枝丫朝外的断树，土里还埋着许多竹尖桩等，闹不清那是干什么用的。陪同人员说是群众创造的阻击白军进攻的土办法，李德不屑一顾地说这是些“陈旧”“落后”的古代玩意儿，在现代正规战争中还用这些东西简直是笑话。他让伍修权传达命令，将这个一脑袋“落后观念”、“农民意识”、不懂现代战争的指挥员马上撤职。那指挥员不懂俄语，问伍修权李德在说什么，伍修权把他拽到一边，叫他快离开这里，保护了那位“撞了鬼”的指挥员。

广昌会战的结果不出彭德怀所料，白军于1934年4月占领了广昌县城，留在城内的红军一个加强营和其余部队1000多人壮烈牺牲，城外的部队也由于李德的瞎指挥而无法展开反击。此时，李德又提出分兵六路，全线抵御，使红军越来越严重地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不是在强敌进攻下丢失阵地，就是在死打硬拼中伤亡惨重。三军团12000余人，这一仗就损失了2700多人，加上其后各次战斗中的伤亡，全军团减员5590多人。战后，李德、博古让彭德怀和杨尚昆来向他们汇报，彭德怀讲到部队的伤亡数字时，痛心地责备李德丧师失地、损兵折将，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伍修权开始没有听清楚彭德怀的这句湖南俗语，经杨尚昆说明后，伍修权照实翻译给李德听。李德虽然口中嘟嘟囔囔说是“封建脑筋”，但他也知道彭德怀不好惹，只得把无名火强压下去。

4月28日，即广昌弃守的第二天晚上，中革军委在距广昌县城二十余公里处的头陂召开会议，总结广昌大会战失利的教训，讨论下一步行动。张闻天提出，当初提出广昌大会战的决策是错误的，这种与白军拼消耗的打法，是不可能打破“围剿”的，广昌这一仗根本就不应该打，更不能这么打。伍修权一面天天为李德转译各种命令、指示，一面时时为部队指战员担心。他越来越感到李德那一套完全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根本行不通。李德却十分自信，不仅从不征求别人意见，而且不容任何人提出异议。7月，在瑞金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鉴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连战连败、伤亡惨重，根据地逐渐萎缩，国民党军已逼近中央苏区，李德、博古受到多数与会者的批评。可李德却把战略、战术的根本性错误归咎于“一些高级指挥员水平太低，根本不懂正规战，死抱着运动战不放，是流寇思想和游击作风导致了失利”。

由于前线战斗频繁，李德讲军事课和指导训练的次数大为减少。军委让王智涛去组织瑞金的防空活动，王智涛就常借故离开独立房子，避开这个暴躁的洋顾问。伍修权却想躲也躲不开，结果常常成为李德的“出气筒”。因为李德训人骂人的话都得由伍修权翻译出来，尽管他在心里是站在被训被骂者一边的，但当着李德的面多半无法表露出来，结果有人误以为他同这个洋顾问“一个鼻孔出气”。

作为与李德朝夕相处的翻译和由其身边工作人员组成的临时党支部的书记，伍修权虽然要求自己，也要求大家从大局出发，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但耳闻目睹的李德的所作所为，逐渐增加了他对李德的反感。在长期忍气吞声后，他终于跑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即李维汉）那里，要求另行分配工作。伍修权还找过周恩来，坚决要求调换工作。他之所以找周恩来，是出于对他的敬重和信任。伍修权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之后，在干部会上听他讲话。两年后，他与周恩来有了频繁的工作交往：“1933年10月，我从红校调到军委，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做翻译。周恩来同志是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联系和接触。多次来往后，我除了对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指挥艺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以外，还对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作为一个中国革命者对我国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9]

【注释】

[1]《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2]《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3]《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4]《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5]《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页。

[6]《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390页。

[7]《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

[8]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7页。

[9]《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