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抓二部整顿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受命抓二部整顿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伍修权重返军队之时，1975年1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提出了在全国各条战线抓整顿的方针，其中之一是“军队要整顿”，叶剑英对“抓好二部整顿”更提出了明确要求。

伍修权贯彻邓小平和叶剑英整顿工作方针之初，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等正不断插手军队，企图把军队控制在他们手里，一再对军队整顿工作进行干扰破坏。因此，整顿工作既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和落实邓小平、叶剑英的指示，又要排除江青集团的干扰，整顿工作要稳妥推进。

“文革”的并发症之一是资产阶级派性，几乎所有的单位、部门都分裂为一个个大小不同的派别，有优良传统和一流队伍的二部也不例外。伍修权对这支队伍的总体看法是“绝大多数干部是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革命事业心是强的”[1]，但也存在“壳壳”或“坨坨”。这成了伍修权到二部后遇到并必须攻克的一大难题。伍修权对部内外情况的复杂和形势的严峻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对二部的整顿，他强调要稳妥，不能操之过急，坚持上靠中央军委、总参党委，下靠二部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以提高思想为主，组织处理为辅。

为了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尽快进入角色，从政治、思想、组织和业务上理顺关系，伍修权按照自己一贯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首先抓调查研究。整顿初期，他主持召开有二部各单位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参加的整顿座谈会27次，持续了2个多月，听取了100多人次的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为此，伍修权让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了一张木板床，有时中午不回家休息，让工作人员拿饭盒打到办公室来，匆匆吃点，稍事休息就接着工作，既节省了时间，也免得不断出车。有时，他甚至晚上也住在办公室里，为二部的整顿和建设呕心沥血。他坚持边整边改，把调查研究、思想教育和班子调整结合起来，为消除领导和干部中因派性造成的隔阂与矛盾，形成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合力开了个好头。(www.guayunfan.com)

伍修权抓整顿是在极端困难的政治气候下进行的，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伍修权在病榻上得知噩耗，一面布置二部做好悼念周恩来的工作，一面为党和国家今后的命运忧心忡忡。果不出其所料，“四人帮”利用周恩来病危和去世，加紧了抢班夺权的活动，并且把邓小平作为他们的首要攻击目标。邓小平提出并主抓的整顿工作，被他们批为反对“文革”的“右倾翻案风”；将当年清明节期间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和全国各地自发悼念周恩来和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诬为以邓小平为后台的“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随之在全国展开。总参各单位不得不按中央关于“批邓”的指示精神统一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伍修权主抓的二部整顿，只进行了几个月就被迫停下。他也被一些抵制整顿的人批为“还乡团团长”，有人还给“四人帮”写信，告伍修权“忠实执行了邓小平以整顿为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那段时间，伍修权与广大干部群众一样，心情既沉重又迷惘。

1976年7月6日，朱德溘然长逝；7月28日，发生了损失惨重的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这一系列变故尤其是毛泽东的逝世，使中国的政治形势更为动荡不安，充满了凶险气氛，“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伍修权参加了中央军委召开、三总部和各军种兵种负责人参加的战备会议，随后又连续在总参和二部层层布置贯彻中央军委指示的战备行动，在紧张而沉重的气氛中度过了新中国成立27周年国庆节。10月7日上午，伍修权到总参作战部参加具体落实和监督执行中央军委指示的会议，当晚又参加总参党委常委紧急会议，听取中央两项重大决定：一是将“四人帮”立即隔离审查；二是宣布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将来再提请中央全会追认批准。这两项决定，特别是揪出“四人帮”，当时是绝密的，伍修权听传达后高兴得夜不能寐。10月8日一上班，他首先向总参二部政委孔原等二部主要领导干部通报了消息，又立即召开二部党委会，正式传达中央的重大决定。当夜又与杨成武个别商谈了面临的新情况和当前的工作。接着连续几天，他参加总参党委常委会议，传达华国锋讲话与叶剑英指示，并一一迅速贯彻执行。伍修权不仅在二部，而且还去了作战部等部、局，检查战备工作，听取汇报，了解情况，收集对于粉碎“四人帮”的反映，研究国内外各种新的动向，决定应采取的对策和行动。那些日子里，总参机关如同正在进行一场特殊形式的战役，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各个岗位，时时刻刻都在高速运转中。

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对中共中央决定和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行动热烈拥护，连续举行了庆祝活动。10月21日、22日和24日，伍修权在布置检查总参有关部、局工作的同时，也连续参加了总参和中央分别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声讨其罪行的大会及游行活动。21日晚，他在总参机关声讨“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听取了许多人的发言。22日下午，像所有在京机关、部队、院校、团体等单位的干部群众一样，他走上北京长安街，参加总参机关的庆祝游行，和几位副总长一起，走在总参游行队伍的前头。24日，他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人群众大会，这次他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民同庆。

集会游行和庆祝大会之后，二部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参党委部署，转入对“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揭露批判“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干扰、破坏和影响。二部由于工作业务关系，与“四人帮”没有直接联系，但林彪、江青的极左流毒尤其是“文革”的派性后遗症仍相当严重。为此，伍修权1977年1月12日在有关会议上大声疾呼：“……当前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算旧账……你们之间的旧账，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四人帮’的账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在‘四人帮’头上，要算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大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