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人民军队的第一所航空学校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创办人民军队的第一所航空学校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45年9月底，曾克林所部报上来一个情况：辽阳有三百多名放下武器听候处理的日本空军人员，包括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因为一时不能回国，生活无着，有人要求到矿山或工厂中去干活以自谋生路。

在几十年的战争中，人民军队吃够了敌方飞机的苦头，伍修权早就渴望有一支自己的空军部队。经过进一步了解，他得知，在东北解放区还有几处日军占领时建成的军用机场，那里停着几架破旧的飞机，据说有的还能飞，机场上的各种设施和航空设备及器材等等，也基本完好。这些情况促使伍修权产生了一个想法，不妨把那批日本原空军人员和荒废的机场、飞机等航空设施都利用起来，以此为基础筹建人民军队自己的空军。他当即向彭真报告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这个想法与彭真不谋而合，中共中央东北局当即决定以新成立的东北军区名义，正式约见这批日本空军人员的代表，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意图，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要求。

伍修权从军区司令部派专人去辽阳接这批日本人。他们坐火车来沈阳的途中，还发生了一点误会。这批日本人都穿着军服，有的还挂着按规定不收缴的军刀，护送他们的抗日联军人员对他们十分客气。同车的旅客见了，愤怒地质问他们为什么同这些日本鬼子搞在一起。群众的愤怒情绪使这些日本人感到紧张、尴尬。带队的东北军区司令部军官忙向旅客们解释，说他们是已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愿意用他们的技术，来为中国服务，自己是奉东北军区首长之命来接他们的。

更让这支航空队的队长林弥一郎等人感动的，是东北军区领导接见他们时的言行。伍修权亲自召见林弥一郎等人，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中共中央东北局想创办一所航校，培养自己的航空技术人才。又明确指出，他们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这场战争并把他们推向战场，造成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可悲下场。现在战争结束了，发挥他们航空技术方面的特长，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创办航校，才是他们化敌为友的明智选择。将来条件成熟后，一定欢送他们回国。一席坦率、真诚的谈话打动了在场的日本人，他们一面听着，一面点头。林弥一郎也许是想试探一下伍修权这番话的诚意，盯着他身上佩戴的一支精致的勃朗宁小手枪，表示十分喜爱，欲索要当作纪念。为消除对方的疑虑和误解，表示对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的信任，经过短暂考虑，伍修权把手枪从腰间取下来，赠给了林弥一郎。(www.guayunfan.com)

这批日军人员原来对共产党、八路军疑虑重重，对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忧心忡忡。伍修权出乎林弥一郎和其他日本军官意料的赠枪之举，不但使他们悬着的心放下了，而且十分感动，称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气魄。他们回去对航空队的其余人转述了这次接见的情况尤其是赠枪之事，大家都表示愿意为中国共产党效力。

言必信，行必果。伍修权对如何正确对待日本留用人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针。他指出：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是日本军人，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害较深，在思想感情上和立场上不是一时半时可以转变过来的。尽管如此，只要他们表示愿意为我们效力，帮助我们培养航空技术人员，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我们的方针是：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工作得力，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日本人十分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林弥一郎能率部投降，其部属也表示愿为我们效力，这证明他在自己的航空队中是有一定威望的，大家还是听他的话的。要教育争取所有的日本留用人员，关键是做好林的工作，使他心悦诚服，事情就好办了。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伍修权带领大家一一落实了答应日本航空队人员的条件：把他们带出监管地点，搬到原属一家企业的办公楼里。整座楼腾空修整并打扫得干干净净，除了少数几个负责为他们服务和做安全保卫工作的干部战士，没有一兵一卒看管他们。伙食待遇也给予特殊照顾，尽量尊重他们的传统习惯，带家属的还发给生活补助。这批日本人感到“走上了一条从来没想过的道路”。

伍修权召见林弥一郎等人是1945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获悉此事后，决定立即着手在东北组建一所航空学校。为了落实中央决定，加强对航空工作，首先是航校筹备工作的领导，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东北航空委员会，伍修权为主任委员，成员有常乾坤、王弼、黄乃一和林弥一郎（改名为林保毅）。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第一个拥有飞机、机场和专业人员的航空事业领导机构。航委会还成立了一个下属单位航空总队，朱瑞兼总队长，吴溉之为政委，常乾坤、白起、林弥一郎为副总队长。这个航空总队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航空部队，也是东北老航校的前身。

伍修权在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航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要尽快招收学员，边建校边训练，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人民军队自己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此后，他又对招生问题、训练方针、器材搜集、飞机修理等项工作，做了具体安排、明确分工。比如招生问题，伍修权指出：东北地区在日伪（满）统治下十几年，目前刚光复不久，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员，应考虑从部队选调。一要出身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二要身体好，体检合格；三要年轻；四要有一定文化水平。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给航校的建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障。

同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司令部根据伍修权提出的方案，从各单位各部队抽调出一批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战士，加上在苏联和新疆学过航空、懂点技术的人员，与林弥一郎带来的那批日本人一起，开到本溪地区的奉集堡机场，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们修整机场、设施，修理日军留下的破飞机，特别是几架教练机。又发动全体人员和广大军民到处搜集航空器材，前前后后竟找到了40多架破旧飞机，修复了30多架。

1946年3月1日，人民军队的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开课了。从1945年10月召见林弥一郎等，到1946年4月接手负责东北地区的军事调处任务，其间伍修权以东北军区参谋长兼东北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直接领导了创建工作的全过程，包括航校领导班子的配备、教员队伍的选调、教育方针和招生原则的确定，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因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东北，并不断派飞机轰炸，这所东北老航校草创时期曾迁址两次：从吉林的通化迁到黑龙江的牡丹江，再迁到东安（今密山）。师生的课外作业，是千方百计收集飞机零部件，仅发动机就收集了200余台，拼拼凑凑修理组装起来的各型飞机，累计高达120架。他们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的轮胎打气，用酒精代替汽油等燃料，经多方努力，教练机终于飞上蓝天。

这记录了东北老航校草创时期的艰辛，更记录了人民空军第一代创业者的精神。1947年，刘亚楼兼任校长，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刘善本被任命为副校长之一，东北老航校得到进一步发展。

1986年4月，伍修权《在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当年创建老航校的同志们，坚决执行党中央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的指示，在党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依靠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生活艰苦、环境险恶的战争条件下，赤手空拳，以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凭着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办成了我们自己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这在世界航空史上是罕见的。东北老航校的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正是这种精神，培养出了人民空军的第一代飞行员：到1949年7月，该校共培养出航空技术干部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参加开国大典空中阅兵的23名飞行员，全部是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宣告成立。人民空军正式创建后，在这所航校的基础上成立了7所航校，除老航校之外，还有轰炸机航校2所，驱逐机航校4所，东北老航校因此被誉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朝鲜战争打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问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中国会不会派兵入朝作战时，麦克阿瑟毫不迟疑地回答：中国不会出兵，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他们出兵，美国空军将使鸭绿江血流成河。然而，以东北老航校师生为骨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三、空四师，与苏联空军联手，给了他们另一种回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四师共击落所谓“联合国军”的飞机64架，击伤24架；空三师在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的86天内，共击落美军战机87架，击伤27架。其中令美军闻风丧胆的王海大队先后击落、击伤29架，创造了志愿军击落、击伤敌机的最高纪录，仅王海一人就击落、击伤9架，荣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被誉为“孤胆英雄”的老航校毕业生刘玉堤大队长，创造了单机一次空战击落敌机4架的战绩；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也是老航校毕业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老航校涌现出一级、二级战斗英雄各4人，多人荣立一等功。

1986年，伍修权（左）出席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庆典时与应邀率团来华参加校庆的日本友人林弥一郎再聚首

伍修权领导创建的东北老航校旧址

伍修权对日本人的说服教育，引发了不小的后续效应，特别是对林弥一郎的赠枪之举，成为他此后致力于日中友好的起点。林弥一郎1954年回到日本，后来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中国留学。他在回国后写的日文版《我和中国》中有这样的记述：“我要在这里介绍伍修权参谋长的一段感人故事。在我去（军区）司令部商谈进行协助工作后将要告辞的时候，伍先生从容地走到我的身旁，出乎意料地从（自己）腰间把手枪取下来，塞到我的手里，并说：‘这是长征以来，我一直带在身上的，现在把它送给你，作为今天我们相识的纪念。希望通过你和大家商量，能有尽可能多的人来帮助我们。’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使我受宠若惊，久久不能平静。仅在四五天之前，我们才把自己的手枪交出去，而且我们还没有答复究竟是否协助他们，他竟然能把自己一直佩戴的、珍贵而有纪念意义的手枪赠送给一个还不能完全信赖和倚重的对手。这个做法，作为一个日本人实在是办不到的。中国领导人的精明、宽厚以及令人感动的人情味，在这里昭然可见。”

几十年后，林弥一郎重访久别了的中国，他通过中日友好协会与伍修权联系上了。伍修权一听说老朋友来了，马上会见了他。林弥一郎说，1977年5月2日的这次“动人的重逢”中，伍修权鼓励说：“但愿今天能成一个转折点，望你们为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再次出力。”此后，林弥一郎又多次访华，成为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活动家。1985年他作为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来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也与他见面叙旧。1986年东北老航校举行建校40周年校庆，林弥一郎率一个50人的代表团应邀来华参加，在校庆活动中，又一次见到也出席庆典的伍修权。

被伍修权赠枪之举感动的，还有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后来人。1997年，在中日建交25周年之际随访华团来北京并且拜访了伍修权的本间雅子写道：“听到关于伍修权将军的这些故事，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如果是在现在这样的和平时期，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结下友谊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伍修权将军却以如此博大宽容的胸怀对待可以说在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日本军人，真是令人敬佩。我希望能借写这篇文章的机会，对伍修权将军表达深深的敬意。”[2]

伍修权的坦荡、真诚及其感召力，不仅写下了创办人民军队第一所航校的一段佳话，而且改变了一群人的人生道路，在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