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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并亲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时间:2022-08-24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筹备并亲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1950年1月20日下午,中国政府代表团经过十天行程到达了莫斯科,受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和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等的热烈欢迎。根据双方商定,苏方拿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初稿。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字。中苏条约签字后,两国接着签署了两项协定。

筹备并亲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50年1月20日下午,中国政府代表团经过十天行程到达了莫斯科,受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和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等的热烈欢迎。在车站的欢迎仪式上,周恩来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伍修权做口头翻译。周恩来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奉毛主席之命,来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国邦交的会商,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谊和世界和平事业。

1月22日晚,中苏两国就签订新的条约和协定开始正式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苏方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后来又加上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和驻华大使罗申。会谈由师哲担任翻译。伍修权等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在会下为会谈和将要签订的条约准备各种文件和有关资料。将要签订的主要文件是“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其他要签约的有: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两国间贸易、对华贷款及若干重点企业、重要事业的合作问题,聘请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设以及互设领事馆和联合开采新疆、东北等地矿产问题等。前两个问题的原有协定都是苏联与旧中国政府签订的,随着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些问题都得重新讨论、正确解决。由于需要翻译、整理和研究的文件资料,种类繁多、内容庞杂,伍修权和大家不分昼夜地工作着。

根据双方商定,苏方拿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初稿。它几乎是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所订条约的翻版,未能体现苏联与新中国的特殊关系与全新内容。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改写,说是修改,不如说是重新起草。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在毛泽东住所开会讨论,充实条约内容。毛泽东提议边讨论边译成俄文。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在毛泽东住所的一层,用最快的速度将他们讨论的文件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戈宝权、徐介藩都是当时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精通俄语。这一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他将条约的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人员,组织大家逐条、逐句、逐字研究、斟酌和修改。条约全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字,但是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周恩来强调,这个条约不仅要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也行,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后人的评判。

由中国代表团改写出来的条约草案,成为后来所签条约的基础,与前稿相比,在文字上、内容上都有不少修改补充。首先是条约的名称,苏方提出的草案完全沿用了他们同国民党政府所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周恩来提出应该加上“互助”一词,以体现中苏两国间的新型平等关系。毛泽东也认为应该加进这两个字,说明两国是“平等互利,互相帮助”的关系。于是后来签订时就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伍修权还回忆了这样一个例子:“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为了这看来只有几个字的改动,就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2]伍修权对文本还提出了一些技术性的意见,如条约的俄文本,按照俄文倒装句的习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为“Нaрoднaя рeспубликa Китaя”,直译就成了“人民共和国中华”。伍修权建议按照汉语的习惯把“中华”排在前头,这在俄语中也是完全通顺的,苏联方面接受了这个意见,在正式的俄文本中就定名为“Китaйскaя Нaрoднaя рeспубликa”。(www.guayunfan.com)

苏方对中国代表团改出的条约草案,除个别地方略有分歧外,绝大部分都赞同,并对其主题鲜明、文字精确表示十分佩服。经过会谈讨论通过的条约文本,毛泽东看了也表示满意。他让代表团工作人员陈秉承用毛笔以正楷抄写出两份中文本,说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性文献保存下来”。陈秉承原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出身于书香门第,写得一手好字。他手抄的这两份中文本,不仅每一份无一错漏,两份还写得一模一样。用来签字的正式文本必须是铅印的,并且要中文、俄文并列地一式两份。为了使这个铅印本做到一字不差、正确无误,伍修权和分管代表团内勤工作的赖亚力到苏联的外文印刷厂里,对苏联排字工人进行直接指导、监督,保证无一错漏地排印出来。苏联工人对着文稿,从字架上一个一个地拣出所需的中文方块铅字,在伍修权的具体指导下,将中文部分自右至左地按中国传统习惯竖排出来,俄文部分则用横排形式。又将预定由中方签字的文本将中国国名及中文排在前面,另一份则将苏联国名及俄文排在前面。这项工作非常琐细,伍修权和赖亚力审校了多遍,忙碌了好几个小时。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字。毛泽东和斯大林作为两国元首出席了签字仪式,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以两国外长的身份,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在文件上签了字。签字前,伍修权从中国驻苏大使馆拿了笔、墨、砚,送到克里姆林宫交给师哲,摆放到预定由周恩来签字的位置上。

中苏条约签字后,两国接着签署了两项协定。一是《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二是《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除这两项协定外,双方还议定,将苏联在东北从侵华日军手里缴获的财产及苏联过去在北京的兵营房产等全部无偿移交给中国。这些协定和协议对于维护中国的主权、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上述条约及协定签字后,两国共同声明,1945年8月苏联与中国原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均失去效力。

签字仪式结束的当天晚上,为庆祝中苏条约的缔结和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成功,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招待宴会。斯大林一反他过去从不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举行的这类宴会的惯例,不仅亲自出席,还带来了苏联党政军各界几乎所有头面人物,使这次宴会的气氛空前热烈。宴会开始,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一起进入宴会大厅时,全场都沸腾了,大厅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当周恩来说中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苏友谊牢不可破并将世世代代传下去时,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和“中苏友好万岁!”的欢呼声。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又几乎全体参加。宴会上,斯大林和毛泽东频频举杯,互相敬酒祝愿。

伍修权出席了这两次盛宴,并有机会重睹斯大林的风采。他说,自己20年代在莫斯科见到斯大林时,他才40多岁,这次见到,斯大林已是古稀之年。几十年内乱外患接连不断,特别是经历了卫国战争这些年,他已须发花白,明显衰老了。但他不仅在苏联国内党内,就是在国际共运和世界进步人士心目中,也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此时的斯大林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仍然踌躇满志,心情舒畅,始终保持着他特有的风度、气派和友善的态度。

2月17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周恩来定于这天启程回国。他们当天下午去了中国驻苏使馆,同使馆全体人员以及留苏学生代表等一起欢度新春佳节,伍修权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也应邀参加。当晚,毛泽东带着两个多月前随他来的原班人马,与周恩来一起回国,还在莫斯科火车站发表了告别演说。到车站送行的莫洛托夫也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临别问候。越共领袖胡志明与毛泽东同车离苏。当晚10时30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等乘坐的列车徐徐离开了莫斯科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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