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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上证人书院师生间的学术分歧(1)

时间:2022-08-23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甬上证人书院师生间的学术分歧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第37章 甬上证人书院师生间的学术分歧甬上证人书院学风非常活跃,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都可以质疑辩难。所以,康熙初年,姚江书院与越中、甬上两证人书院鼎足而立,影响较大。在甬上证人书院内部,第一次与老师的蕺山之学发生分歧的是董允瑫、允璘兄弟。师生之间这一差异,实质上属王学正统派与王学修正派的差异。康熙六年,二董与甬上其他诸子鼓棹姚江,执贽于黄宗羲。

甬上证人书院师生间的学术分歧(1)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37章 甬上证人书院师生间的学术分歧(1)

甬上证人书院学风非常活跃,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都可以质疑辩难。明清之际,在浙东流行的学术思潮有多种:除程朱之学外,有黄道周的石斋之学,如董道权父董守谕“受业石斋先生之门,天性亢直,不肯苟与人同,大类石斋,其为诗古文词,排奡边幅之外,亦类石斋”。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二十《董户部守谕》。董允瑫、允璘之父董德偁,“先生私淑石斋黄公,诗亦学之”。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三《董户部德偁》。但石斋之学,明亡后,在浙东基本上已失去影响。在甬上影响较大的则为蕺山之学和王学。明末,刘宗周曾说:“此乾坤何等时,犹堪吾辈从容拥臯比讲学,此所谓不识人间羞耻者也。”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刘门弟子传序》。故明亡,其弟子多以生死明学术,或兀守故庐,以遗民自居。甬上刘门弟子除华夏、王家勤以死明道外,仅留下王嗣奭一位以身行道的遗民。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史孝复》。明亡后,蕺山之学在顺治晚年才由黄宗羲传入。而王学,同样盛于浙东,王阳明本人就是绍兴府余姚县人,著名的“天泉证道”就发生在他居越之后。他的两大教授师钱德洪、王畿都是绍兴人,而以王畿“四无说”一派传人最多,由王畿弟子周汝登,而传于陶望龄、奭龄兄弟。崇祯末年,周汝登弟子沈求如与友人管霞标、史孝咸、孝复兄弟,在余姚半霖创建姚江书院。明亡,书院停办,十年以后,沈求如弟子韩孔当重开讲席,弟子达七十余人。所以,康熙初年,姚江书院与越中、甬上两证人书院鼎足而立,影响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姚江书院的史孝咸、孝复兄弟和王朝式,又是刘宗周的弟子。然他们对刘宗周的“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的命题,皆有所疑,“刘子举慎独诚意之说,谓意为心之主宰,即道心惟微;存发一机工夫,专在未发处用;致知不先主诚意,必有知非所知之病。门人叶廷秀、董标等竞相质问,退修(史孝复号)最先发言之”。王朝式,既学于刘宗周,也学于沈求如,然而“刘子主诚意而公笃守致知,曰:‘学不从致良知入门,有诚非所诚之敝。’由是会者多异同”邵廷采《思复堂全集》卷一《姚江书院传·王朝式》。所以刘宗周在世时,史孝复、王朝式就已从守护王学出发,怀疑刘宗周对王学的修正。

明亡后,石斋之学虽然已式微,但当时掀起的实学思潮,在鄞城的慈溪崛起了潘平格的求仁之学。于是朱学、王学、蕺山之说、潘氏之学,在浙东各呈风采,且都影响了甬上证人书院这些“英伟高明”的弟子。黄宗羲要弘传蕺山正统之学,就必须面对这些思潮对其弟子的影响,并说服他们,使师生间的分歧会归于一。

所以,当他在《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中特标出蕺山的“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的发程朱所未发的命题时,他不仅要面对回归程朱理学的刘汋、张履祥、恽日初等同门学友的修正派,也须面对同门学友史孝复、王朝式等人不同意刘宗周修正王学而主张回归王学的返王派。虽然史王两位同门当时已卒,但姚江书院尚在韩孔当的主持下,继续招生讲学。(www.guayunfan.com)

在甬上证人书院内部,第一次与老师的蕺山之学发生分歧的是董允瑫、允璘兄弟。黄宗羲说允瑫“文学南丰,诗学东坡。久之,并诸儒语录,其会心在《传习录》。阳明之学,达于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臆畅,不以世论而夺也”《全集》第十册《董在中墓志铭》。说明他在执贽黄宗羲前,是一位王学的崇拜者。董允瑫在顺治八年24岁时已有志于“圣学”,经过十年的努力,著有《尊道录》一百卷。此书已佚,但留有其《尊道录自序》一篇。他对有明一代的理学学脉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以宗法制的大宗和支子的小宗(他称为翼宗)作比喻,他说:迨我河汾(薛瑄),绍明圣学,至舜江(姚江又称舜江)而大昌,明之舜江(即王阳明),宋之濂溪也。显征世次,河汾为宗,诸君子皆翼也;潜溯心源,则舜江为宗,即河汾亦翼也。……启祯两朝,统(帝王之治统)虽不治,而学幸有宗,如邹元标、高攀龙、魏大中、施邦耀、蒋德璟、黄道周、刘宗周诸君子,性体文章,躬行忠孝,曾读书之后稷,有学术之霍光。董允瑫《尊道集自序》,《四明儒林董氏宗谱》卷十七《簿目·尊道集》一百卷。很显然,薛瑄的河汾之学只能从时间(世次)来讲,称为宗。但从有明心学的源头来讲,王阳明的姚江之学,才能称宗,包括薛瑄河汾之学在内的有明一代所有学者,都只能算作支子的翼宗。他在这里将阳明之学评价极高,此文后面他甚至说,诸先生起,学满天下,然“万派集于舜渊,千辉舍于阳焰”。可是,将刘宗周的蕺山之学与诸先生并列,作为翼阳明大宗的支子,显然与黄宗羲对刘宗周的评价,差距极大。师生之间这一差异,实质上属王学正统派与王学修正派的差异。不过这一差异,在师生之间并没有引起辩论,因为董允瑫完成《尊道录》的写作,在康熙元年,那时证人书院尚未成立。

然而董允瑫的弟弟董允璘也是位阳明学者,在执贽黄宗羲时,他却向蕺山之学表示怀疑,而质疑于其师。也可能是两兄弟一起,而由允璘出面,作《刘子质疑》寄黄宗羲。《刘子质疑》已佚,此文内容,黄宗羲有简略说明,他说董允璘:其学从阳明入手,已读先师《学言》,句磨字拆,辨其同异,作《刘子质疑》寄余。大意主阳明教法四句,以先师破意已发之说,与阳明“有善有恶意之动”不能相合。《全书》第十册《董吴仲墓志铭》。王阳明“四句教法”,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康熙六年,二董与甬上其他诸子鼓棹姚江,执贽于黄宗羲。是年五月,黄宗羲至鄞城,以《子刘子学言》和《圣学宗要》授与诸子。董允璘看了《子刘子学言》有关“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后,认为与王阳明在“天泉证道”的“四句教”中“有善有恶意之动”句不合,才寄文给黄宗羲质疑。康熙六年前后,正是黄宗羲与张履祥他们关于刘宗周此命题应否在刘氏著作中删节问题上暗中较劲的时候,不过张履祥是从回归朱学“意为心之所发”来修改,而董允璘是从王学四句教“有善有恶意之动”来质疑的。

黄宗羲接《刘子质疑》后,立即以《答董吴仲论学书》作回答,他从先破阳明四句教非阳明宗旨入手,然后破中有立,认为刘王两家宗旨其实一致。最后指出“意为心之所存”这一命题的重要价值。

首先,他说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法,与《大学》的本文不合,也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宗旨不合。对于后者,他说:若必守此四句为教法,则是以知觉为良知,推行为致知,从其心之所发,验其孰为善,孰为恶,而后善者从而达之,恶者从而塞之,则方寸之间,已不胜其憧憧往来矣。……今所发之意,不能有善而无恶,则此知尚未光明,不可为良也。何所藉以为为善去恶之本乎?《全集》第十册《答董吴仲论学书》。这是先破四句教法“知善知恶是良知”句,因为如意有善有恶,良知才知善知恶,如此,“则以知觉为良知”,推行知觉为“致知”,良知既非本体,“致知”也非致本体之良了。而且,《大学》既说“知至而后意诚”,知所发的意不能有善而无恶,“则此知尚未光明,不可谓良也”。知本身既非良知,“何所藉此以为为善去恶之本乎?”“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最后一句,就无所本了。黄宗羲在《答书》的这一段,通过论证,证明“四句教法”并不是王学的宗旨。

黄宗羲这一段其实是引子,用来说明下一段王学的真正宗旨,是可以与蕺山之学的宗旨相符合的,用来解释董允璘的王刘两家各标宗旨,不能打迸一路之误,他说:四句之弊,不言而知。故阳明曰:“良知是未发之中”,则已明言意是未发,第习孰于意者心之所发旧诂,未曾道破耳。不然,意既动,而有善有恶已发者也,则知亦是已发,如之何知独未发?此一时也,意则已发,知则未发,无乃错杂,将安所施功乎?黄宗羲以王阳明的“良知是未发之中”的命题来调和王刘两家的宗旨。他认为董允璘没有认识到阳明学说的宗旨所在,四句教有内在的矛盾和弊端。但阳明说过“良知是未发之中”,这个良知就是意,“未发之中”,就是“意是心之所存”,存就是未发,“则明言意是未发”。他又来一个反证:“不然,意既动,而有善有恶已发者也,则知亦是已发,如之何知独未发?”他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然则先师‘意为心之所存’,与阳明‘良知是未发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老兄所谓‘各标宗旨’究竟打迸一路,在此处耳。”黄宗羲后来在《董吴仲墓志铭》中,对他上述的解释作如下概括:“余谓先师之‘意’,即阳明之‘良知’,先师之‘诚意’,即阳明之‘致良知’,阳明不曰‘良知是未发之中’乎?又何疑先师之言意非已发乎?”《全集》第十册《董在中墓志铭》。

董允璘又认为,蕺山之学宗旨在慎独,如果刘宗周不讲“意为心之所存”,则其慎独之旨,就纯然无弊了。也就是说:“意为心之所存”的思想,背离了蕺山的慎独宗旨。黄宗羲解释说:不知一为心之所发,则必于发处用功,有善有恶,便已不独,总做十分完美,只属枝叶一边。《全集》第十册《答董吴仲论学书》。黄宗羲最后总结:“故欲全阳明宗旨,非先师之言意不可。”

黄宗羲的《答董吴仲论学书》,有破有立,是他对蕺山“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这一引起多方非难的命题,第一次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董允璘得黄宗羲这篇答书,终于心服,据黄宗羲说:“吴仲得余言,胶解冻释,自署为‘蕺山学者’。”

除王学影响外,程朱理学的兴盛,自然在甬上证人书院内也有体现。其代表者就是书院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陈锡嘏。郑梁曾说:“先生(陈锡嘏)之学,始从考亭(朱熹)入手,返本穷源,乃契象山、阳明。及受学南雷,相与发明蕺山慎独之旨。”郑梁《寒村诗文选·寒村安庸集》卷一《怡庭陈先生序》。郑梁所言,不完全正确,陈锡嘏之学从考亭入手固有之,契象山(陆九渊)、阳明发明蕺山之旨则无之。他对蕺山之学始终是有疑于心的,而且直言不讳。他说康熙六年,“万氏兄弟导之以往姚江,归而为月讲《通书》、《西铭》之会(如前所说,《通书》、《西铭》,都是刘宗周《圣学宗要》的内容)”,可是他却说:“予独依回其间,恕人量己,卑之无甚高论。非敢过自沮弃,抑亦不能无疑于心也。”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至“为吾党所腹诽面规而终不改也”《兼山堂集》卷四《陈母谢太君六十寿序》。纵观他的《兼山堂集》,所引多为朱熹之言。如他在《与门人顾在瞻书》中说:“敬”之一字,为宋儒单提口诀,后儒言“致良知”、言“慎独”,要不能出其范围。而朱子之论“敬”也,每曰:“道着敬,已多了一字,但略略收拾起来,便在这里。”又曰:“他本是光明广大,只着些子力照管他便是。”此他日所以有“严立功程,宽着意思”之说。而其论戒慎恐惧也,亦曰:“只略绰提撕。”则朱子之意可知矣。……朱子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于应事接物之时,事事中理,便是存处。若只兀然守在这里,蓦有事来,操的便散了,却是舍则亡也。”《兼山堂集》卷三《与门人顾在瞻书》。他在这里解释程朱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思想。对“敬”,他竟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刘宗周的“慎独”,都不出程朱的范围,可知他崇拜的是程朱而不是王阳明和刘宗周。陈锡嘏的理学,不但从考亭入手,而且以后在性理之学上也从未离开过朱熹一步。他所谓心不是死物,应在应事接物时求事中之理,讲的虽是操存工夫,其实也是朱熹的“理在物而用实在心”《朱子语录》卷十八。是“格物只是就事上理会”《朱子语录》卷十五。的心外有理的格物学说,与王阳明的“心即理”心外无理、刘宗周的“慎独”、黄宗羲的“心与理一”《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二》。不同。所以黄宗羲对陈锡嘏颇表不满,说:君从事于格物致知之学,于人情事势物理上工夫不敢放过。……夫格物者,格其皆备之物,则沓来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万务,行所无事。若待夫物来而后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于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故阳明学之而致病,君学之而致死,皆为格物之说所误也。《全集》第十册《翰林院编修怡庭陈君墓志铭》。所谓“皆备之物”,指《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我”,即我之心。黄宗羲在这里是以王阳明的“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传习录》卷上徐爱录第七条。的格物说,来反对朱熹的“即物而穷其理”朱熹《大学章句》。的格物说,师生之间的见解很不一致。

“阳明学之而致病”,指王阳明二十一岁时求朱熹格物说的一则故事。“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王阳明全书》卷三十三钱德洪等编《年谱》。黄宗羲以此而推论陈锡嘏学朱熹格物说而致死,这一推论并不为人所接受。后来全祖望虽私淑宗羲,但对宗羲此说也表不满,他说:然先生(陈锡嘏)于梨洲“格物”之论,亦颇不尽同,梨洲欲铸先生就之,而卒未能也。先生为人和平乐易,其性禀近乎善人,而未尝不践其迹,故于讲学有介然自守者。多病,竟不永其年。梨洲铭之,谓其以格物过劳致之,比之汉博士郭路之穷五经,以致绝脉而死,惜其未能转手,此即阳明格亭前竹子七日成病之说,不足以诎先生。果若其言,则凡为阳明之学者皆长年矣。《续甬上耆旧诗》卷九十六《陈编修锡嘏》。不过,黄宗羲也并非不考虑到陈锡嘏的“多病”,他在《怡庭陈君墓志铭》中说:“君从事于格物致知之学,于人情事势物理上工夫不敢放过,而气禀羸弱。其为诸生时,弟子既众,惟恐一人失学,穷日讲授,矻矻不休,虽背偻而不恤。……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则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虽其天性,亦其为学有以致之也。”《全集》第十册《翰林院编修怡庭陈君墓志铭》。则陈锡嘏为学而不虚谈,务必躬行实践,由于身体羸弱,过劳而卒。学用一致,为陈锡嘏优点,黄宗羲说他“为格物之说所误”,显然所言有病。但全祖望因黄宗羲之言有失,从而推论,若果如黄宗羲所言,“则凡为阳明之学者皆长年矣”,则其言同样有误。不过从这篇《怡庭陈君墓志铭》,确流露出黄宗羲对陈锡嘏坚持程朱理学的不满。

如果说,董允璘的《刘子质疑》被黄宗羲说服了,陈锡嘏对蕺山之学虽“独依回其间”,但仍追随黄宗羲左右的话,但万斯同等接受潘平格的学说,则造成了甬上证人书院的严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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