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上证人书院师生间的学术分歧（2）

甬上证人书院师生间的学术分歧（2）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38章　甬上证人书院师生间的学术分歧（2）

甬上证人书院“三万熊熊”的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虽非甬上证人书院的组织者，但是书院的创始者，正是万氏兄弟鼓动策论会成员前往姚江拜黄宗羲为师，而三万又是书院中继承黄宗羲学术思想的最重要人物。三兄弟从黄宗羲渊博的学术知识中，各自选择理学、经学、史学三个学术领域来继承黄宗羲的事业，并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万斯大经学前已有所述。万斯选在读了黄宗羲有关著作后，“不以口耳从事，默坐澄心，恍然如中流之一壶，证以蕺山‘意为心之主宰’而愈信。从此卓犖读书，不为旧说所锢”，并“相视莫逆，以为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全集》第十册《万公择墓志铭》。黄宗羲将他与自己的关系，比作王阳明与徐爱。但万斯选贫甚，自在石门讲学后，即至江苏淮北开课授徒。他继承的蕺山理学，因受清廷提倡程朱理学的排挤，影响不大。能继承黄氏史学予以光大的是万斯同，他是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者。

就在甬上证人书院成立的第二年，蕺山之学受到严重的挑战，这就是潘平格求仁哲学的传入，造成了包括万斯同在内的一部份甬上弟子的思想波动。潘平格，字用微，宁波慈溪人。他的哲学以求仁为宗，以格通人我释格物，并对宋明理学程朱、陆王两大派代表人物都予以激烈攻击，指责他们都是孔庙两庑中的一群僧道，他是清初反理学的先驱者之一。康熙八年（1669），他从江苏昆山回慈溪老家，东至宁波，西至绍兴，亲自宣传自己的学说，因而与黄宗羲发生激烈冲突。他至甬上证人书院与黄宗羲的弟子辩论，首先将书院中的慈溪老乡颜曰彬（字文长）拉了过去。颜曰彬在《求仁录辑要》的《后记》中说：“及己酉岁（康熙八年），与先生（潘平格）会于证人书院，始读其书，真性勃发，十余年来之疑而未信者，一旦豁然有会，遂北面执弟子礼焉。”他转而成了潘平格的高足。甬上证人书院主要组织者陈夔献，为了维护证人书院内部的团结，出而与潘平格辩论。黄宗羲说：当讲会初立，郡中所未经见，舌举口张，夔献揎拳欲殴，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盘而食。有以格物之说，自夸独得，历诋宋明诸儒，千里来见，夔献贯宗勾极，亦折其角而去。《全集》第十册《陈夔献墓志铭》。“不敢同盘而食”，可能指颜曰彬。“有以格物之说”千里来至者，显然指潘平格。万斯选站在陈夔献一边，与之辩驳。黄宗羲在《万公择墓志铭》中说：“有以讲学自命者，诸儒无不受其弹驳，众皆惑之。公择曰：‘诚使弹驳皆是也，而独不弹驳烧金关节，身与之乎？’”《全集》第十册《万公择墓志铭》。

“众皆惑之”，说明甬上证人书院除颜曰彬外，尚有不少人受其影响。当潘平格至甬上向书院宣传他的学说时，万斯同并不在鄞城，他在绍兴，馆于姜希辙家。他从绍兴回来后，听说此事，引起他对潘平格学说的强烈兴趣，他曾亲至慈溪往诘。万斯同后来说：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怪之，往诘其说，有据。李塨《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万斯同还将潘平格的著作携回鄞城。康熙十二年（1673），潘平格这些书被甬上证人书院另一位弟子毛勍（即毛文强，字孝章）看到了。毛勍完全被潘平格思想所俘虏。于是，在书院内引起激烈的纠纷。毛勍在《潘先生传》中说：余小受业于南雷黄先生，学蕺山刘子之学。癸丑岁（康熙十二年），馆于宁城，因万季野得先生（潘平格）书数帙，一见而嗜之。同学者皆非余，余信之益笃。潘平格《求仁录辑要》卷首毛勍《潘先生传》。而这件事的罪魁祸首是万斯同，于是“同学竞起而攻之”冯辰《怒谷先生年谱》。万斯同也说：同学因轰言予叛黄先生，先生亦怒。李塨《怒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黄宗羲甬上证人书院另一位重要弟子郑梁也认为潘平格的学说“学甚贯穿”潘平格《求仁录辑要》卷首郑性《潘子求仁录序》。这样一来，造成了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们思想的严重分歧，而且涉及书院中的重要弟子万斯同、郑梁和毛勍。黄宗羲在《陈夔献墓志铭》中曾列举书院中有成就的弟子，其中有“万季野之史学”、“躬行则张旦复、毛孝章”、“郑禹梅清工”等共十六人。这十六人中就有三人接受潘平格思想，几乎占五分之一，可知事情的严重性。

黄宗羲不得不亲自出来处理。由于万斯同当时在绍兴为姜希辙子弟教书，于是黄宗羲写信给姜希徹，有《与姜定庵书》，对潘平格学说作了激烈指责。同时直接写信给万斯同。全祖望说：“南雷最斥潘氏用微之学，尝有书为万徵君季野驳之，洋洋数千言。”《鲒埼亭集》卷二十一《五岳游人穿中柱文》。这就是《与友人论学书》，全面驳斥了潘氏的学说，黄宗羲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予以指责：(www.guayunfan.com)

一，潘平格以“格通人我”释格物，即反对朱熹的“穷至事物之理”，也反对王阳明的“正事之不正以归于正”的解释。他认为“未有舍家国天下见在事使交从之实地，而悬空致我一体之知者”，所以他提倡“如是深造而一日自得之，则浑然身、家、国、天下一体。齐家、治国、平天下浑然吾身之事，自不得不汲汲皇皇，忧世忧民”潘平格《求仁录辑要·辨清学脉上》。主张“尧、舜、禹、汤、武之忧，于吾身亲任之”潘平格《求仁录辑要·致知格物下》。可是黄宗羲却批评他：“使举一世之人，舍其时位，而皆汲汲皇皇以治平为事，又何异于中风狂走。”这使人想起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初见王阳明时，王阳明以“君子思不出其位”来责难他。黄氏的这种说法与他同时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论点相比，就有差距了。潘平格所说并不是他要做尧舜、汤武那样的君主而亲任之，怎能说他“舍其时位”？黄宗羲自己不是也以“后圣”自居，从事于迎接“大壮”三代盛世的到来？这只能说，他对潘平格的批评，极其意气用事。

二，潘平格批评朱羽陆释，指出程朱理学的一些重要命题，如“理在先”、“理气合而成性”、“性即理”等说，都源于老庄。他不是凭空指责而是据理分析的。至于阳明所说的“致知在正事”，潘平格认为表面上看起来与佛氏的空观不同，然而大乘圆数（华严宗、天台宗）的“事理不二、色心互融”的论点，也“未尝离理去事”潘平格《求仁录辑要·致知格物下》。因此，王学与佛学是一致的。他的分析确有不妥和不够精密之处，但有一定道理。黄宗羲批评他“灭气”，这是对的，潘氏学说基本上是一种道德伦理学说，只谈人道，不谈天道。黄宗羲根据蕺山学说，认为世界的根源在于物质性的气，而理是气之理，在宇宙观上，他比潘平格站得高，因而思想深度远远超过潘平格。

三，潘平格还批评朱学与王学的道德修养方法。他认为致知的“致”，就是力行。所谓力行，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若不足以该齐、治、平，则不可谓之修、正、诚”潘平格《求仁录辑要·辨清学脉上》。否则，这种修身，正心、诚意的道德修养，“要不过腔子中照摄而已”。他又说理学家所说的“敬”，也应该是行，“笃行即是主敬”潘平格《求仁录辑要·辨清学脉下》。一句话，潘氏认为应该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中来修养自己的道德，反对理学家提倡的“提省、照管、操持、涵养工夫”和“喜静为立体工夫”。他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可是黄宗羲却提倡“静坐”，批评他“灭体”，这是错误的。

黄宗羲激烈抨击潘平格学说，有他内心的深思。一度拜潘平格为师，一个月后又后悔的昆山归庄（与顾炎武齐名，人称“顾奇归怪”），曾说潘平格“关于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象山（陆九渊）、阳明诸大儒，无不痛加诋毁，以为皆丧其良心。又指孔庙两庑先儒，目之曰‘一群僧道’”《归庄集》卷五《与吴修龄书》。如此向下推，会不会将刘宗周也网罗进去？且看潘平格是如何批评“划理尊气”说的：后人谓造化之中惟有一气，绝无理以为之体，于是划理尊气而为之说曰：“气之运行错综，自有秩然之条理，是乃谓之理，于气可见理，非有理体乎气”，而理气之说一变矣。……划理尊气者曰：理者气之理，非理气为二物；性者心之性，非心性为二物。理本无理，一气之条理；性本非性，一心之咸宜。心固是气，性亦是气。理气之说变而心性之说亦变矣。潘平格《求仁录辑要·辨清学脉下》。他在后面接着批评：“知天道不可以言性，而心之非气，又奚庸辨哉！”这位“后人”是谁？显然指刘宗周。刘宗周主张：“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有是气，方有是理。”《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学言中》。又说：“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气言，而性其条理也。”《刘宗周全集》第三册上《复沈石臣进士》。这就是潘平格所说“划理尊气”者所说的“于气可见理”、“理者气之理”和“性者心之性”、“心固是气，性亦是气”之所本。如此一来，不仅刘宗周的学说受到攻击，且刘宗周本人也有被划入“一群僧道”的可能。

潘平格不仅在理气和心性论中不满意蕺山学说，而且在工夫论中更批判蕺山的静坐修养说，刘宗周很重视朱熹的“主静”说，称赞“夫‘立静’一语，单刀直入”《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圣学宗要·中和说四》。他在《人谱》的《证人要旨》中说：“静坐是闲中吃紧一事，其次则读书。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无长进。’”黄宗羲教导蕺山的修养方法，万斯选接受了，却受到郑梁的怀疑，郑梁写信给黄宗羲：子刘子《人谱》之教下学也，以朱子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为工夫入手处。……梁非敢谓能静坐也，然近又尝试静坐矣。静坐之中非独求静而愈动也，即此凝然中处之时，而以心照心，耳有所不闻，目有所不见，固已顽空无用矣。夫待静而始存者，未有不遇动而放！圣贤应物成务之学，固如是乎？《寒村诗文选·寒村杂录》卷二《上黄先生书》。郑梁的质疑是正确的，说明蕺山的静坐修养方法，早已引起甬上弟子的怀疑，如潘平格反对“喜静坐为立体工夫”的思想再传入证人书院，岂非火上添油！

还有一点，建构潘平格学术体系的是儒家的《四书》而非《五经》。他说：“‘四书’直是顷刻不可离，直如布帛、菽粟。”而“大约《五经》之旨，已备于《四书》。读《四书》体验真实，深造自得，则于《五经》洞若观火矣”潘平格《求仁录辑要·读书》。从黄宗羲来说，蕺山之学是在乱世中立身的需要，《五经》则是在要荒之人统治下被摧残的高级文化的本质体现，何况他正在开始整理和撰写前明一代儒家的思想脉络——《明儒学案》。现在，蕺山之学遭到怀疑，《五经》被置之不管，而自宋至明的儒家代表人物都被打成一群僧道，那么他为实现“二十年后交入大壮”而精心设想的计划他的“著脚”点，岂非成了疑问而付之东流？所以黄宗羲不惜采取强硬态度来阻止潘平格思想在书院弟子中引起的思想混乱。

黄宗羲给万斯同的信措辞严厉，火气旺盛，扣潘氏之学以“兔园老生”、“祖师禅”、“名母之学”等帽子。万斯同、毛勍被压服了，万斯同说：“同学因轰言予畔黄先生，先生亦怒。予谢曰：‘请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李塨《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但万斯同几十年来仍未忘情于潘平格之学。至其晚年，在李塨影响下，他才感到潘氏学说的不足，转而倾向于颜李学派。毛勍心里更不服，黄宗羲卒后，他与郑梁子郑性在康熙五十六年共同刊印潘平格的《求仁录辑要》，并到处送人。但这已是后来的事了。

由潘平格之学影响到证人书院弟子之间、师生之间的激烈分歧，说明黄宗羲当时仍囿于刘宗周的蕺山之学，继承有余而开拓发展不足。但在理学领域以外，他痛感明末空疏浅薄、束书不观的学风，提倡经世之学，并落实到经、史、文和历算等多种领域，在这方面大大超过了潘平格。潘平格之学，确实超越了宋以来学者不是崇程朱，就是尊陆王的圈子，在反理学思潮中是勇敢的。但他基本上是一位讲学的儒生，在《求仁录》里喋喋不休地大谈读书要读《四书》和《孝经》。他在复孔孟之古时，无视先秦儒学以后几千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和儒学自身的发展。程朱理学借助于佛学，大大地扩大和深化了对哲学各个领域的探讨。他以昌明孔孟之道脉自居，把“朱羽陆释”一扫而空，对旧的理学破坏有余而对新的哲学建设不足。在对整个学术领域的开拓上，与黄宗羲相比，则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