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上证人书院创建后的风波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甬上证人书院创建后的风波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34章　甬上证人书院创建后的风波

黄宗羲创建甬上证人书院的目的，是以“慎独”立德以立身，以经世的经学和史学以立言，那么，如何立行？也就是说，弟子们掌握中国之道后，用什么行动来经世，再兴中国为鲁卫之区？其主要办法是弟子们通过科举，进入夷狄人统治的各级行政机构来发挥作用，所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并没有反对科举制，只是提出改革科举制的办法。当然，中举者仅少数人，大多数人可在民间办书院，或开讲会，以弘传中国之道。

黄宗羲认为，像他们自己一代人，即明之遗民，只要决不仕清，是立身、立德的底线；不媚清，是自己立言的底线。但对其弟子，包括遗民弟子，则不必做一个世袭遗民，与世隔绝，自己已处于由文变质的时代，如何去教化要荒之人，使之成鲁卫之士，去迎接二十年后交入“大壮”的三代盛世呢？

在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中，有不少是复社兼抗清志士的子弟，即遗民们的子弟，他们的遭遇、庭训以及父辈与黄宗羲的亲密关系，使他们容易接受黄宗羲的思想。其中五万，即万斯选、斯大、斯备、斯同之父、万言之祖万泰；五董，即董允瑫、允璘、允珂、允玮之父董德偁，及董道权之父董守谕，都是崇祯时文昌社社员，鼎革之际，都参加鲁王监国前期在钱塘江畔的抗清之役，任各种官职。两董在抗清失败后，表面上息影衡门，然暗中常与抗清义师互通消息。万泰则在顺治五年宁波“翻城之役”失败后，力救高斗枢、高宇泰父子及李、李文胤父子于难。顺治七年又与董德偁、李文胤等共同营救黄宗炎于刑场。董德偁参加宁波城内遗民组织的西湖八子社，万泰则主持寒松斋六子社。他们在抗清实践中坚持民族气节，在诗中抒发民族意识，对他们的子弟自然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万氏兄弟，在清兵渡浙后，避兵深山、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也目击了清兵的暴行、人民的痛苦，因此都遵父训，不仕新朝，布衣终身。书院中年龄最大的李文胤，亲自参加抗清活动，两次被捕，几乎身殉，故终身不仕。此外其他抗清子弟，如张士埙、士培父张遐勋，郑梁父郑溱，都参加过“画江之役”，任职于监国，张氏兄弟且为抗清名将张苍水的亲族。钱鲁恭为宁波首揭义旗抗清的钱肃乐从子，钱廉为钱肃乐从弟。高奕宣为高斗枢孙、宁波重要地下抗清活动人物高宇泰之子。陈自舜是天启时阉堂陈朝辅子，陈朝辅虽入“逆案”，但参加过鲁王监国前期的抗清斗争。全祖望说他倾家输饷，竭力行戎，蕉萃江潭，“甘以亡国大夫自处”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四十五《思庙遗绅之五·陈太仆朝辅》。所以陈自舜亦为明遗民之子。其中甬上证人书院两位主要组织者陈夔献、陈锡嘏以及范光阳、王之坪、蒋弘宪、仇兆鳌、陈紫芝非抗清遗民子弟，张九英父张翼且为清廷官员，但他们对黄宗羲十分尊敬。如康熙五年一个冬晚，范光阳与陈锡嘏等的“刻烛论心之约”，商定拜黄宗羲为师，就是一例。因此，书院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同学之间比较团结，故书院在经济困难情况下而能维持长时间而不散。黄宗羲对他们的出处，全由自己选择，不予干涉。万斯同以布衣北上修史向他辞别时，他仅表示“太平有策莫轻题”《南雷诗历》卷二《送万季野贞一北上》。然科举得捷，入清为官的弟子，自然必须题太平之策了。

然而，正是在参加科举考试上，他受到两方面的责难。一方面是一部分遗民的责难，认为他抛弃民族大义，向清廷妥协，吕留良是代表之一。他与黄宗羲的分歧，虽有购祁氏澹生堂藏书之争，有尊朱崇王之别，但这不是主要的，根本原因是对清廷的态度问题。《问燕》、《燕答》之作是吕留良表达他对黄宗羲与清廷官员姜希辙交往的不满。俩人当时虽已交恶，但表面上还未决裂。他已知道黄宗羲在甬上创办证人书院，于是在康熙六年邀请张履祥到石门，为其子教书，为张履祥婉拒。康熙八年，再次邀请，张履祥终于答应至石门，设馆吕留良家，并开始借朱学提倡民族气节，宣扬攘夷狄救中国于披发左衽，“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吕留良《四书讲义》卷十七。他严禁其子侄出而应试。似乎借此说明，我过去在你黄宗羲的影响下，放弃诸生，现在又禁止亲人出仕，可你却办书院教育弟子应科举，这岂非衬托出黄宗羲对前明和对自己的背叛。(www.guayunfan.com)

遗民们的责难，还有一位就是黄宗羲的亲弟弟黄宗炎。如前所说顺治年间，黄宗炎在抗清事业上一直与宗羲并肩作战。抗清失败后，兄弟俩共至石门吕留良家，康熙三年又共至常熟探望病危的钱谦益，然后一起至苏州灵岩山寺，参加天山堂七昼夜的遗民集会。然而自康熙七年黄宗羲创办甬上证人书院后，除康熙九年宗炎曾与其兄一起至石门晤吕留良,康熙十五年为编父亲《黄宗端公文集》外，在宗羲身旁很难看到这位共患难的弟弟了。黄宗炎没有明确反对宗羲授徒应科举事，但是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康熙二十二年，吕留良卒，宗炎有《哭吕石门四首》，有“欲法华元化，倏与时流绝。名得谤亦随，何乐此拗捩？晚年解螯腕，弃去真俊杰”，“自放草野没，耻从公卿后。犹恐名为累，髠首辞故旧。”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九《寓公鹧鸪先生黄宗炎》。“倏与时流绝”，指康熙五年吕留良弃诸生事；“晚解螯腕”、“髠首辞故旧”，指康熙十九年，清廷有山林隐逸之举，吕留良削发披缁以拒。吕留良这两件事，很多友人不以为然，但黄宗炎却誉为“俊杰”，赞其“耻从公卿后”，保留民族气节。在黄吕绝交后，宗炎如此推崇吕留良，当是表示对宗羲的不满，认为宗羲不但不令甬上弟子如吕留良那样放弃诸生，反而进一步去考乡试、会试，向清廷求官，有失民族气节。康熙十五年，吕留良有《晦木过村庄用太冲韵见赠依韵答之》诗，吕氏弟子严鸿逵注：“盖晦木因与太冲恶，故欲亲此。”关于黄氏兄弟交恶事，清人多有议论，全祖望说宗炎“性极癖，虽伯子时有不满其意者”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九《寓公鹧鸪先生黄宗炎》。清抄本《国朝名贤小传·黄晦木先生传》引用全祖望这段话后接着补充说：“而转与石门狂子相袒护，故伯子志泽望而不志先生，亦隐隐寓微憾云。”

不满意黄宗羲的还有一位鄞城董剑谔。甲申事变后，他与父共“镞厉为遗民”。他辗转丧乱之间，弃诸生，不应清廷科举之试。董氏为甬望族，他与董守谕、董德偁同族，为甬上遗民湖上七子诗集之一员。他自己既弃诸生，自然对黄宗羲在甬讲学，令诸生参加科举之事，深以为不然。全祖望说：“浙东有以讲学负盛名者，先生（董剑锷）谓其躬行逊于文词，未为醇邃，闻者以为知言。”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五十六《大晓山人董剑锷》。“浙东有以讲学负盛名者”，没有别人，自然指黄宗羲。全祖望私淑黄宗羲，不好直指其名。董剑锷批评他“躬行逊于文词”，在讲学中于道德的躬行有损，这“躬行”，自是指对清廷的态度。

黄宗羲为实现二十年后交入“大壮”的各种措施，他的苦心孤诣，不为他亲密友人甚至亲弟所谅解，他也难以向他们透露其内心这一秘密，他为实现理想的决心以及为之排除阻力的坚决，也的确得罪了一些人。但他办书院的这一方针，为相当的遗民所首肯。如前所说，他甬上弟子很多为遗民子弟，他们都受到父兄的支持。这里实际涉及遗民子弟应否成为“世袭遗民”这一问题。全祖望有《题徐狷石传后》一文，说徐狷石有一次过友人所，问他什么事令他这样着急，友人答：儿子将要赴科举之试，徐狷石回答：“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题徐狷石传后》。这就是为什么多数遗民支持黄宗羲办书院的原因。

反对的另一部分人则是受程朱理学影响，反对甬上书院的办学宗旨。这部分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关学术，但求科举上进的人物，另一种是不同意王学或蕺山之学的人士。

清承明制，在科举试士上，以明初所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等作考试内容和评阅准绳，而这些《大全》是定程朱理学为一尊的。所以各地学校、书院的教授内容，自然以程朱的传注为内容，并以《四书》的传注，超过五经，出现了“宁可违孔孟，不可背程朱”之说，而甬上证人书院，在治经上以“摘发传注之讹”为入手，以经学经世为宗旨，在追求学而优则仕的多数士子来看，甬上证人书院自然成了异类。因此，莫不群起而攻之。这一情况，黄宗羲及其弟子在文中多有记载，如黄宗羲说：方会（甬上讲经会）之初立，闻见之徒，更口靳故，鸱鼓害翼，犬牙毒啄，会者不懈益虔。《全集》第十册《陈夔献五十寿序》。从黄宗羲用词来看，似乎反对很激烈，但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反对。黄宗羲的弟子，则说得明白了。如万言说：吾师梨洲先生之倡道于甬东也，甬之士从而游者数十人。……嗟乎！余辈何人，辄敢哆口言理学，哆口言诗古文。但以人生宇宙，既覥然自号读书，则其所当诵习，必不止时文一帙、《说约宗旨》数卷而止。而又无识等辈，初及《大全》小注一二行，便欲高谈性命；偶记伊洛弟子一二氏，便欲远附支流。圣学榛芜，殆将无日用是，请之先生，以求证其旨。……不意悠悠之口，遂以余辈欲立同异，笑讪沓兴。有为余辈惜者曰：“凡人之为理学、为诗文者，类不利于场屋，诸子信多才，亦何乐而为此。”其与余辈仇者，则曰：“岂惟不利于场屋。行将寒饿之莫救，趄逜以终其身，正复不足恤也。”虽吾党之素称杰然者，往往因而疑之。余尝谓禹梅，即使吾辈无志于此，正未必遂踖科举，遂脱饥穷。然而目不识欧曾为何物，耳不闻性理为何语，白首揣摩，褒然一老生而止，此其所得，不知较今日何似？万言《管村文钞内编》卷一《郑禹梅制义序》。“欲立同异”，指与程朱理学立同异，故“笑讪沓兴”；与程朱理学立同异，就是立《四书大全》等的同异，故不利于场屋。而反对他们的既有友人，也有仇人，可知当时甬上弟子受压力之重。范光阳自称在压力下，一度动摇，他对好友郑梁说：“弟自秋闱被放后，家族、交游多有为弟叹息者，弟一时亦为之动念。”范光阳《双云堂文稿》卷一《与郑禹梅书》。但范光阳还是坚持下去。黄百家颇了解范光阳所受的压力，他说：国雯（范光阳字）范子，……一旦与其乡之同志十数人，慕蕺山之源流，问学于家大人，月有会，日有程，相与励志今古，振拔污流。于是其乡之士，莫不窃窃然曰：“是殆不欲以进取为事者乎？是殆将为蓬蔂之老生以终者乎？是殆与博弈好饮、不顾父母之养者同为臧谷之亡羊乎？”即有爱慕国雯、敬信国雯者，亦莫不有文叔亦复为之之疑，而国雯不顾也。黄百家《学箕初稿》卷一《范国雯制义稿序》。范光阳自己对此深有感触，认为他们所受的压力，表明了经学之亡。他说：自科举法行，士于《四书》及所占专经，外视他经若赘疣。余与同志欲起而救之，倡讲五经之会。而无识者且目为迂疏，即质之四方，亦多牴牾不合，经学之亡，不独在吾里矣。范光阳《双云堂文稿》卷五《文学林直哉先生墓志铭》。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与《中庸》，都属《礼记》的两篇。如按范光阳所说，则《三礼》中《仪礼》、《周礼》，以及《易》、《诗》、《书》、《春秋》都成了考取功名士子的累赘，三《礼》成了一《礼》，即《礼记》，五经成了一经，也是《礼记》，而《礼记》四十九篇，也只剩下两篇，经学的确亡了。黄宗羲说“科举兴而圣学亡”，的确如此。而甬上证人书院开五经讲席，欲救经学之亡，自然引起“阖郡惊疑”郑梁《寒村诗文选·杂录》二《戎心源文稿序》。“笑讪沓兴”了。

这里应该佩服黄宗羲在甬上开创五经讲席前，先举办“证人之会”，令弟子们学习蕺山慎独之学：“学以学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昔孔门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刘宗周全集》第二册《人谱续篇二·证人要旨》。范光阳在一次科举落第后，一度动摇，但他“猛地一思，使我以固有之物而忽然失之，其为叹惜宜也。今我原无所失，又何以叹惜为哉”，于是得出以“不中科为无所失”的结论范光阳《双云堂文稿》卷一《与郑禹梅书》。他经过慎独的反思，得出如此结论，坚持参加证人书院的五经讲会。

受程朱理学影响反对证人书院的另一种人，是因为他们怀疑蕺山之学。

如前所说，甬上证人书院是由原城内澹园社与西郊策论会会员合并而成的，澹园社成员多数参加了证人书院，而其中如沈斯诜、徐道勇、陈子逊、左纪云、左湘南兄弟都未加入。其中徐道勇（名勍）康熙三年中进士，出为知县，不在甬上；陈子逊、沈斯选不可考外，二左兄弟都由于不认可蕺山之学而不参加甬上证人讲经会的。兄左纪云（名臣黄），“为人倔强，故同社怡庭（陈锡嘏）诸公讲经于梨洲，而先生不豫”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九十《左教谕臣黄》。为什么“倔强”就不参加黄宗羲的甬上讲经会？再来看看他的弟弟左湘南（名岘），他在康熙九年中进士，十七年至京，会晤吕留良友人陆陇其，谈及刘宗周之学，“言及宁、绍间学者，大抵皆宗山阴。谓仇沧柱（仇兆鳌）讲举业则宗朱，讲学则宗梨洲之非”。陆陇其称赞他：“襄（湘）南鄞人，不惑于山阴一派，可敬也。”吴光酉等《陆稼书先生年谱》，康熙十七年条。左岘又以黄宗羲文与之商讨，陆陇其一一予以批评。所以左氏兄弟所以“倔强”不参加甬上证人书院，其根本原因，在于崇信程朱理学，不肯俯首于蕺山之学。

康熙六年，正当黄宗羲创立甬上证人书院忙于应付各种责难时，不想一场“大祸”悄悄向他袭来,昔年阉党子弟，又欲在新朝重启前朝的朋党之争，借故兴起文字狱，而将矛头对准了他。

原来当时出版了一本由陈济生选辑，归玄恭为作者作小传的《启祯诗选》。前阉党入逆案的吕纯如子“吕大”，摘录诗中自认为涉忌讳的诗句，予以批注，说是讥讪朝廷，向上告发。其中选了黄尊素的《送万元白劾阉魏忠贤廷杖归》诗，起句为“边境有枭社有鼠”，结句为“欲赠龙泉频拂拭，相看留斩佞臣头”。吕说“边境”，是影射辽东边事，而“佞臣”则指当今的辅臣。至于诗中的“秀才分内应如此”句，说这位秀才就是此诗作者，说作者正是借此诗来攻击朝廷的。黄宗羲说：丁未（康熙六年）岁，逆案吕纯如之子吕大，欲借《启祯诗选》以兴大狱，于各家之诗有稍涉忌讳者，皆摘出以为批注，而不甚解文理，多凿空以为之。说先公有《送万元白劾阉魏忠贤廷杖归》诗一首，“边境有枭社有鼠”，因此起句，遂注为刻下时事。所谓“欲赠龙泉频拂拭，相看留斩佞臣头”者，指辅臣而言。以中有“秀才分内应如此”一句，作者当是一秀才。此诗为首，故云生员黄某等若干人谤讪朝政。《黄忠端公文集》卷首《黄忠端公正气录·启祯诗选传》黄宗羲补注。吕大竟糊涂到将天启时监察御史黄尊素与当今生员黄宗羲父子两人混而为一。又不想一想，诗集既名《启祯诗选》，当作于前明天启、崇祯时，怎可能用来讪谤“刻下”的时事，将矛头对准当今的辅臣呢？这位吕大看来没有什么文化，人物错位，时间错位，竟然一点也不知道。这时正是康熙二年庄廷陇《明史》案发生后不久，他利欲熏心，向为此《诗选》作序曾任前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吴甡“胁贿”。吴甡不睬他，他还投书向通政司揭发。清廷官员究竟不会笨到相信他的胡言乱语。黄宗羲说，通政司“上之司寇，以为奸人渐不可长，抵吕大绞罪，其事得已”。吕大想杀人反而赔命，这场风暴最后消于无形。这件事还登在朝廷的邸报上，黄宗羲复社友人，天启同难子弟周顺昌之子周茂兰，乍睹邸报，极为诧异，怎么出了一位同名同姓的黄宗羲，接着看了吴大的批注，“哄堂绝倒”，笑破了肚皮。

康熙九年，他忽然接到远在安徽当年复社贽友沈寿民的信，他非常高兴，有《得沈眉生书》二首，其一说：“结发心期更莫如，廿年始得一封书。同人灭顶丁连甲，天外举头吾与渠。止水不收山鬼价，人间尚有指南车。明年有约浮黄海，绝顶相看恸哭余。”《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二《得沈眉生书》。对沈寿民约他黄山会晤，他自然愿遵约赴会，说自己多年来“只少名山汗漫游”，然而因故未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