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上证人书院_浙东学派的基地（1）

甬上证人书院_浙东学派的基地（1）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32章　甬上证人书院——浙东学派的基地（1）

康熙六年，黄宗羲来甬授诸子以蕺山之学。康熙七年（1668），他再次来甬，并定名为证人之会，甬上证人书院正式建立。但是，书院讲会的内容，却由蕺山之学，转向探讨经学。黄宗羲为什么在教学内容上作如此重大转变？这当从明清之间的经学思潮谈起。

自从北宋庆历年间出现疑经风气后，逐渐发展为删经、改经。到明中叶王阳明提出“六经之实，具于吾心”《阳明全书》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的命题，这一风气达到高潮。至李贽时，他将六经与心的自然本体——童心对立起来，斥责“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焚书》卷三《童心说》。既反对宋儒从六经中发挥义理，也不同意王阳明将六经视作“吾心”的常道。从疑经、改经，变成粪土六经，成了明末一时风气。

但粪土六经的流弊，造成了伦理的虚无主义和学术浅薄。于是在王学内部和外部，都有人出来纠正。王学内部如罗汝芳，从“考诸古训”出发，反对“谓六经注我，不复更去讲究”在王学外部的罗钦顺，则提出“学而不取证于经书，一切师心自用，未有不自悮者”罗钦顺《困知记》卷二。此后杨慎、归有光等，或反对以六经注脚吾心，或主张道既在经中，何必讲道。东林学派的顾宪成以“经，常道也”高廷珍等《东林书院志》卷二《东林会约》。的命题，代替了王阳明的“六经”为“吾心之常道”的命题，一举而将“吾心”两字抹去，主张从主观的释注，回到客观的求证。以后复社的重要人物方以智主张在小学考证中，知古必须疑古，疑古必须考古，考古不能泥古，不让古人才能不泥古方以智《通雅》卷一《音义杂识》。又反对“粪扫六经，师心杜撰”方以智《通雅》卷三《文章薪火》。这一切，都说明到了明清之际，经学复兴的思潮，逐渐达到高潮，于是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命题。

黄宗羲是王学的修正派，他没有反对心的作用，他说：“夫礼以义起，从吾心之安不安者权衡而出之。”《全集》第一册《孟子师说》卷六《任人有问章》。他重视《礼经》的作用：“六经皆载道之书，而礼其节目也。”《全集》卷十《学礼质疑序》。他认为汉儒郑玄之失，在于只专心于笺传，而忽略三代“帝王大意”。在他看来《礼》之所以载道，正在于它的“义”，即三代“帝王大意”；治《礼》，就是探求三代帝王优良的制度，换句话说，就是迎接三代之盛的“大壮”时代的到来。他的《明夷待访录》就是求经中三代帝王大意的典型例子。但经中之义，已被汉宋儒者的传注所歪曲，所以治经，必须“摘发传注之讹，复还经文之旧”《全集》第九册《易学象数论·自序》。而这就必须“从吾心之安不安者权衡而出之”。《全集》第十册《陆文虎先生墓志铭》。所以，黄宗羲康熙七年在甬上正式创立证人书院，立即令弟子以“吾心”来“摘发传注之讹”，以探求经中的“本意”，尽可能寻求三代帝王制度。这实际上已出现了“六经皆史”的倾向以上经学思潮和黄宗羲经学思想，请参阅方祖猷《清初浙东学派论丛》一《明清之际的经学思潮和史学思潮》。后来他的甬上弟子万斯大治《礼》，其目的就是“因以见先王制礼之义”万斯大《学礼质疑·自序》。他的治《礼》方法和目的，还受到黄宗羲的肯定。(www.guayunfan.com)

黄宗羲是在康熙七年（1668）三月至鄞城的（时宁波已改名鄞县）。黄宗羲自己对这件事只有简单的略述，他说他对越中证人书院很不满意，“然越中类不悦学，所见不能出于训诂场屋。而甬上闻风而兴者，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明年，余至甬上，诸子大会于僧寺，亦遂以证人名之”。《全集》第十册《董吴仲墓志铭》。

黄百家则有较多的说明，他说：戊申，鄞城亦请府君主讲席，一会于广济桥，再会于延庆寺。自是甬上杰出之君子二十余人，咸来执贽。黄百家《黄氏续录·失余稿》。“戊申”为康熙七年，然未说明何月至鄞。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提到在三月：“三月，公至鄞，……亦以证人名之。”那么初会于广济桥、广济桥在何处？怎能在桥上开会？对此，万言在《怀旧诗八首为陈怡庭寿》的第三首说：鹅湖、鹿洞本同声，隔代无端构忿争。一线竹桥维坠绪，百年甬水集诸生。祠前伐木歌声在（原注：先生至宁，尝会讲高氏祠，宿，戒童子，歌《伐木》），埧上乘潮驿路明。万言《管村诗稿》卷四《怀旧诗八首为陈怡庭寿》。“鹅湖”，指南宋朱熹与陆九渊在江西的鹅湖之会，“鹿洞”，指朱陆两人在江西庐山的讲会。朱陆虽有争论，但都同属对孔孟之道的不同诠释，大同而小异。可是朱陆两家弟子却构成“忿争”，于是崇程朱贬陆王或反之。“竹桥”，指黄宗羲所居黄竹浦。所说“坠绪”，当为蕺山之学，因为当时程朱学者，指责蕺山之学即王学，排斥甚力，不绝如线，赖黄宗羲得以维持。“祠前伐木歌声在”，“祠”，万言注为“高氏祠”，高氏祠在城内广济桥徐兆昺《四明谈助》卷二十三：“高中丞第，在县治南新桥，都御史高斗枢所居，其旧宅在广济桥。”，高氏祠就是高斗枢、斗权、斗魁三兄弟的家祠。这正是甬上证人书院第一次开会的会址所在。可能由于高氏祠太小了，而甬上弟子众多，所以次日即迁到日湖岛上的延庆寺。延庆寺在今宁波市海曙区古日湖遗址上，自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宁波《市志》，都有记载。本世纪以来，违法在江北区新建一公园，亦取名日湖，造成历史混淆。黄宗羲讲学的日湖，应在今延庆寺内。延庆寺是宋四明知礼大师中兴天台宗在城南日湖岛上所建的著名道场，寺址广阔，殿堂颇多，当时有水道通不远处的广济桥。于是在上年越中证人书院后，又出现了一所与之呼应的甬上证人书院。

高氏祠和延庆寺，仅是始讲那一次，以后地址多次变换。万言的儿子万承勋在《哭黄梨洲先生》诗中说：“忆开讲席白云庄，杖履欣然一苇航”万承勋《冰雪集》卷一《哭黄梨洲先生》。白云庄为万氏兄弟的西郊墓庄。此外，有张士埙的西郊别业墨庄，因黄宗羲前来讲学，改名黄过堂。张士埙子张锡璜在《望南雷山吊黄梨洲先生》一诗的注中说：“余家西郊别业，以先生来讲学，拟名黄过。”《甬上张氏宗谱》卷六《选诗·望南雷山吊黄梨洲先生》。还有西郊陈夔献家，“丁未、戊申间，甬上陈夔献为讲经会，……东方为学之士，雨并笠，夜续灯，聚陈夔献之家，……余每过必如之”。《全集》第十册《陈夔献墓志铭》。还有陈自舜的云在楼。可以说，书院地址，学无定所，不像越中证人书院，因有姜希辙赞助，才能在古小学作为定址。

由于上一年甬上弟子已学了蕺山之学的要点，解决了在乱世中应有的立身处世之道的认识，所以甬上证人书院的讲会，转而从事经学，因为六经既为载道之书，是学习孔孟之道的经典著作，中国之道正在六经之中，在夷狄统治中阐扬中国之道，自然非通过经学不可。黄宗羲说：始陈子夔献与同里十余人，然约为友，俱务佐王之学。以为文章不本之经术，学王、李者为剿，学欧、曾者为鄙；理学不本之经术，非矜《集注》为祕录，则授作用为轲传。高张簧舌，大抵为原伯鲁地也。于是为讲经会，穷搜宋、元来之传注，得百数十家，分头诵习。《全集》第十册《陈夔献五十寿序》。文章要本之于经术，理学也要本之于经术，所以甬上证人书院的讲会，探讨的就是经术。黄百家也说：府君谓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柢，空腹游谈，终无捞模，于是甬上有讲经会。《全集》第十册《董吴仲墓志铭》。郑梁同样提到：丁未戊申之间，予与同学十数子受业于姚江黄先生之门，因为穷经之会于甬上。间请先生至，止则仿先儒故事，聚众讲学。《寒村诗文选·杂录》卷二《戎心源文稿序》。从黄宗羲父子及弟子所说，甬上证人书院所讲，正是六经。

然则他们讲经的次序，其先后排列，是据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据万言说：“戊申后诸子，聚为讲经之会，首《易》、次《书》、次《诗》、次《礼》。怡庭于其间探颐索隐，特为详明，未毕《春秋》，以多出游者而止。”万言《管村诗稿》卷四《怀旧诗八首为陈怡庭寿》。

六经的次第：《易》、《书》、《诗》、《礼》、《乐》、《春秋》，《乐》因失传，故有时不讲《六经》而讲《五经》，这正是古文经学派的排列。因为古文经学派是按六经产生的时代排列的，《易》的八卦，为伏羲所画，故排第一；《书》第一篇是《尧典》，晚于伏羲，列于第二；《诗》的最早一篇为《商颂》，列第三；《礼》、《乐》为周公作，列第四、第五；《春秋》为鲁史，经孔子删定，则列于最后。由此可知，黄宗羲是以古文经学派的思路来授受六经。

再进一步探讨，黄宗羲为什么要以古文经学派的思路来治经？因为从古文经学家来看，六经为周公旧典，是记载三代帝王制度的资料，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仅对古代旧史作保存而已。《易》虽为卜筮之书，但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罔罟”，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古结绳而住，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等等《易·系辞下传》第二章。所以《易》记载了三代以前之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夷待访录》的《原君》篇，“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这些话的影子。

至于《尚书》为记言之史，《春秋》记事之史，《周礼》载官制、《仪礼》记礼仪，《诗》则咏商、周之史。所以说“六经皆史”。黄宗羲非常重视从经中推究三代典章制度的“经制之学”，说：“其时唐说斋（南宋唐仲友）创为经制之学，茧丝牛毛，举三代已委之刍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推行于当世。薛士隆（薛季宣）、陈君举（陈傅良）和齐斟酌之，其说不皆与唐氏合，其源流则同也。故虽以朱子之力，不能使其学不传，此尚论者所当究心者也。”《全集》卷十《学礼质疑序》。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黄宗羲“经学所以经世”的观点。

总之，黄宗羲认为六经是记载三代帝王制度的史书，所以他在甬上授经，按古文经学的次序，以历史先后，进行讲授。

然而，黄宗羲提倡的经术，既像古文经学，又像今文经学，为什么？因为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为孔子所作，孔子是位政治家，而非史学家。孔子是素王，六经中有他的微言大义在，正如孟子称誉《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孔子“窃取”六经中的“义”，以为托古改制之用。黄宗羲要“窃取”六经中的微言大义，以为他经世之用。打开《明夷待访录》的三“原”篇，都以古今对比，如《原君》：“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原臣》：“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嗟乎！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原法》：“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如此等等，都说明黄宗羲运用今文经学的思路，在托古改制。他探求三代的典章制度，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引用顾炎武语），所以经术之所以经世，需要运用今文经学的方法。

因此，黄宗羲的经学，超越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也超越了汉学与宋学。

这里可举他在甬上证人书院的例子来说明，全祖望说：往者姚江黄征君以经学大师，唱教东西之间，尝欲推广房审权，曾稑、卫湜诸君之绪，大修群经，而首从事于《春秋》。先令其徒荟萃大略，辑为丛目，只篇首“春王正月”一条，草卷至五大册犹未定。征君笑曰：“得无为秦延君之说《尚书》乎？”度难以成编而止。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三《春秋辑传序》。全祖望所说实有其事，他所说当指万斯同的《周正汇考》。此书汇辑五经的《春秋》、《尚书》、《诗》、《礼》以及《孟子》、《逸周书》、《汉书》，汉陈宠、宋孙复、程颐、胡安国、郑樵、朱熹、陈傅良、蔡沈、魏了翁、吕大奎、王应麟、黄震，元程端学、明宋濂、杨慎、王守仁等学者共四十七人著作中七十二种有关论“春王正月”的文，用十余万字用以考证。引用资料以“摘发传注之讹”，这是可以的，但如此之多，就活像古文经学的烦琐饾饤之病。所以黄宗羲立即叫停，笑着说：“得无为秦延君之说《尚书》乎？”以上经学思潮和黄宗羲经学思想，请参阅方祖猷《清初浙东学派论丛》一《明清之际的经学思潮和史学思潮》。秦延君，东汉古文经学家，他注《尚书》的《尧典》这一篇名及首句“曰若稽古”四字，就用了十余万言。这说明黄宗羲返求六经，并不专走汉古文经学派的路子。

万斯大是黄宗羲经学的主要继承者，擅长于《礼》学。他与黄宗羲有一段治《礼》的对话：大自丁未学《礼》以来，必有所疑，取其大者条而说之，而质之吾师梨洲先生者也。始大请于先生曰：“学《礼》有疑，求之注疏而不得，求之唐宋以来诸儒而又不得，以经就《礼》其可乎？”先生曰“然”。又请于先生曰：“《易》、《书》、《诗》、《春秋》而下，《左》、《国》、《公》、《穀》，去古为近，可择而取也。此外如《汲冢竹书》之类，非古而托之于古，附会多而确据少，置而不道其可乎？”先生曰“然”。万斯大《学礼质疑·自序》。然而，黄宗羲治经，并不由此打上句号，他要通过考证，以求经中之义，用来托古改制以经世。所以万斯大在质其上述之问于老师后，接着说：大于是首取《戴记》诸篇相对，次取《礼仪》与《戴记》对，次取《易》、《书》、《春秋》及《左》、《国》、《公》、《穀》与二《礼》对，见其血脉贯通，帝王制度约略可考，用因所得，窃著于篇。……大不自揣，私谓礼教弘深，学者务《礼经》与诸《经》、《传》逐节关通，如大海之潮，百川支港，周流灌注。从是而求之，庶有以得乎恭敬辞让之原，而因以见先王制礼之义焉。《戴记》诸篇相对，从校注来说，属本校；取诸经传与二《礼》（《礼记》、《仪礼》）相对，属他校。这就是黄宗羲在《万斯大墓志铭》中所说的“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说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全集》第十册《万斯大墓志铭》。的考证方法。这三条考证方法，说明黄宗羲认可万斯大继承汉古文经学的治经方法而发展之。然而，这一发展，就是超越，已非古文经学训诂、传注等的考证方法了，其逻辑推理大大超过前者。所以万斯大并不是用考证方法来作训诂、传注，而是通过对比，来发现“先王制礼之义”，这正是黄宗羲经学思想，即其治经目的和治经方法之所在。他在治经中强调“吾心”，即理性的作用，独立思考，运用比较法，在归纳和演绎中以后者为主。演绎法可以得到归纳法所不能得到的新义，然而大前提的正确性不易把握，“湛思”、“自悟”有可能带上主观色彩容易造成失误，这是他治经方法的缺点。

这样，甬上证人书院的办学宗旨，就由蕺山的慎独立身的人生哲学，转向求六经之义以经世为宗旨了，而其经世，其实就是探求六经中三代先王的礼制，为二十年后交入“大壮”的到来条具为治大法之用。

全祖望对黄宗羲创办甬上证人书院的宗旨，作了如下分析：先生当日讲学颇多疑议之者，……不知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他又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全祖望上述二文，不仅说明了甬上证人书院的教学宗旨，也提到了教学内容。

“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故兼令读史”。甬上证人书院虽以讲经为主要内容，但还兼以读史。于是，以经学经世，合乎逻辑地推论出史学经世的命题。继承黄宗羲史学经世思想的是其弟子万斯同和万言，特别是前者。

万斯同自称学有三变：弱冠时为古文辞诗歌，欲与当世知名士角逐于翰墨之场。既乃薄其所为无益之言以惑世盗名，胜国之鉴可知矣。已乃攻经国有用之学，谓夫天未厌乱，有膺图者出，舍我其谁？时与诸同人兄弟自有书契以至今日之制度，无弗考索遗意，论其可行不可行。又思此道迂远，而《典》、《考》、《志》诸书所载，有心人按图布之有余矣。而塗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无成书，其君相之经营创建与有司之所奉行，学士大夫之风尚源流今日失考，后来者何所据乎？刘坊《天潮阁集》卷一《万季野先生行状》。他指出自己的学，有从古文辞诗歌，经考索古今制度，到专攻明史的过程。

万斯同顺治十三年在城内参加文会，康熙四年参加策论会，都属诗古文辞诗歌时期。顺治十六年、十八年，他两次到化安山双瀑院，向黄宗羲请教，披览黄氏藏书，对他的思想有较大触动。所以当策论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五年，他就抛弃古文辞诗歌，转入经国有用的史学，试图披览古今图籍，以考察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万斯大从经学求三代帝王制度，斯同则从史学求古今制度，学术领域虽不同，但经世目标则殊途而同归。这些思想，与黄宗羲的思想完全合拍，正是黄宗羲引导的结果，但这时证人书院尚未建立。

甬上证人书院成立后，万斯同有与万言一封长信，信中指出：“至若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他说：夫吾之所为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所谓经济云尔也。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吾尝谓三代相传之良法，至秦而尽亡；汉、唐、宋相传之良法，至元而尽失。明祖之兴，好自用而不师古，其他不过因仍元旧耳。中世以后，并其祖宗之法而尽亡之。至于今之所循用者，则又明季之敝政也。……愿暂缀古文之学，而专意从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烂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始为儒者之实学，而吾亦俯仰于天地间而无愧矣。《石园文集》卷七《与从子贞一书》。万斯同这篇鼓励万言放弃古文之学，从事探求古今典章法制的史学之书，充满了《明夷待访录》的思想。《明夷待访录·题辞》说，要为三代盛世的到来，“条具为治大法”，万斯同说要“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烂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定为一代之规模”，黄宗羲所说“条具为治大法”，即其书中除三《原》外的各篇建制，与万斯同所说的典章法制的“经国大猷”是一致的。《明夷待访录·原法篇》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万斯同也说“吾尝谓三代相传之良法，至秦而尽亡，……至元而失”，这一历史观，师徒两人完全相同。《明夷待访录》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始也”，文中各篇，列举前明取士、建都、田制、兵制、财计、阉宦各种制度之弊。万斯同也指责“明祖之兴，好自用而不师古”，“中世以后，并其祖宗之法而尽忘之”，对前代建制的批判，在精神上也无二致。所不同的，老师是寻求三代的大法，学生是在考索古今之良法。

由上可知，万斯同必然看过《明夷待访录》。他的《与从子贞一书》，体现了黄宗羲史学经世的观点。可能黄宗羲认为，为迎接“大壮”时代的到来，条具为治大法，除三代之良法外，还需要历史上古今经国之大猷来充实，而这一工作，就交给书院弟子去完成。

然而，经世的史学，还必须以文来表达，才能行之以远。与黄宗羲处于师友之间的李文胤在《上梨洲先生书》中说：“后起者将从事于斯文，必本诸六艺，折衷于夫子，而始得与于文章之事。故必先之以经学，是为载道之言；次之以史学，是为载事之言。夫道与事皆得藉吾言而得传，则惟其辞之修，言之有文，若云汉昭回，烂然可见，而后足传于后世。”李文胤《杲堂诗文集·杲堂文钞》卷四《书·上梨洲先生书》。所以古文为甬上证人书院的教学内容之一。万言指出：吾师梨洲先生之倡道于甬东也，甬之士从而游者数十人。讲席之暇，先生取宋、元、明以来未经表暴之文百余家，为比划以授之吾党。万言《管村文钞》卷一《郑禹梅制义序》。当然，已经表暴的汉唐之文，同样需要授受。李文胤说黄宗羲“点定两汉、唐宋及先辈大家文钞，不烦探索而辨千载”李文胤《杲堂文钞》卷三《与万贞一书》。

除经、史、文以外，甬上证人书院教学内容尚涉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万斯大子万经，少年时曾列席甬上讲会，他说：往丁未、戊申间，先君子偕家叔与同里诸君子奉南雷先生创为讲会。……维时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砺，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万经《寒村七十寿序》。李文胤也指出：“而先生（黄宗羲）更以一身，上穷六经之源，下泛百氏之海，采二十一史之林，旁猎方技诸家之圃，使吾党共折衷于先生，足以自信，如望天枢而知北，望天梁而知南也。”李文胤《杲堂文钞》卷三《黄先生六十序》。黄宗羲开创的甬上证人书院，从讲授内容来说，是宋明以来书院制度史上前所未有的。

甬上证人书院的讲经会情况，李文胤有简略介绍：“于是里中诸贤倡为讲五经之会，一月再集。先期于某家，是日晨而往，抠衣登堂，各执经以次造席。先取所讲复诵毕，司讲者抗首而论，坐上各取诸家同异相辩析，务择所安。日午进食羹二器，不设酒，饭毕续讲乙处，尽日乃罢，诸家子弟自十岁以上俱得侍听。”李文胤《杲堂诗文集·杲堂文钞》卷三《送范国雯北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