蕺山学派的分裂_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1）

蕺山学派的分裂_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1）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28章　蕺山学派的分裂——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1）

黄宗羲既然推算出二十年后交入“大壮”，三代盛世可以实现，还明确告诉吕留良“三代之治真可复”。那么，在这二十年中作为一位明遗民，他应该怎么办？怎样在这乾坤中“著脚”？他长期来深受儒家传统的教育，又加上他是东林子弟，自然认为肩负国家兴亡是自己的职责。因此，康熙二年以后，他开始立志如《留书》的《文质》篇所说的那样以“后圣”自居，着手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他通过三方面工作，首先，抢救、保存、整理被要荒之人破坏的体现汉高级文化的宋、元、明三代古籍。其次，如孔子那样，聚徒讲学，教以汉文化的核心——五经，使弟子们成为鲁卫之士，再通过他们用各种方式，甚至通过科举取士，去弘扬这些经典，逐渐使中国再变为鲁卫之区。最后，明虽亡，国可灭，史不可灭，必须保存故国信史，发扬民族气节，发潜德之幽光。他这一“后圣有作”的计划，虽不见于他的著作，但见于他以后一系列的言论和行动中。

不过，既然要弟子们在夷狄统治中去弘扬中国之道，他就必须教育他们确立在这二十年中立身处世的道德哲学和人生哲学，黄宗羲自然选择他老师的蕺山之学。

因此，当他僵饿化安深山之中，重要之事，便是读蕺山遗书。但他自己所藏蕺山之书并不多。至康熙三年，刘宗周子刘汋（字伯绳）逝世，由于刘汋的长子刘茂林是黄宗羲之婿，他才能“尽发蕺山遗书而读之”。然而，自刘宗周逝世后，至顺康之交，蕺山之学开始分化，奇怪的是，造成分化之责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宗周的儿子刘汋。刘宗周在顺治二年绝食自尽后，在兵荒马乱中，刘汋与蕺山弟子周璿，共负蕺山遗著，逃避于群山荆棘之中，为保存蕺山遗书，功不可没：迨忠正公野死，门人周璿负其遗书，与先生（刘汋）逃死，仓皇践宿荆棘中。岁余，乃复返故居，塞门扫轨，蕴承先业，邻右莫窥其面矣。……先生发箧陈书，究竟先志。黄艾嗣《南雷学案》卷五《刘伯绳先生》。刘汋自回里后，塞门扫轨。“其坐卧蕺山一小楼，竟二十年”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二《贞孝先生传》。他就在小楼里孜孜整理其父遗书。当时助他整理遗书的仅张履祥、吴蕃昌（字仲木）等很少几个人。

黄宗羲在明亡后，长期致力于抗清事业，以致到处避地，徙居不停，很少与刘汋见面。他自己说：“先生（刘汋）既绝交息游，左对孺人，右顾稚子，郁郁无可告语。余亦老屏空山，不相闻问。”《全集》第十册《刘伯绳先生墓志铭》。但也不是毫无交往。据《黄梨洲先生年谱》，康熙元年刘汋曾至化安山访黄宗羲，次年，又向宗羲问律吕，故宗羲有《答刘伯绳问律吕》一文。第二年，即康熙三年，刘伯绳病危，黄宗羲自灵岩山之会回来，路经绍兴探望。刘汋即于是年九月卒。明亡后他俩仅有几次会晤，看来在蕺山之学上并未深谈。(www.guayunfan.com)

刘宗周遗书经刘汋近二十年的搜集整理，基本上可以说相当完整。但刘汋在整理中竟删削其父书中关于“心为意之所存”这一命题的文字。黄宗羲指出：“当伯绳辑遗书之时，其言有与洛、闽龃龉者，相与移书，请删削之，若惟恐先师失言，为后来所指摘。”《全集》卷十《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刘宗周另一弟子陈确对刘汋改动乃父遗书也表示不满。早在顺治十年，他有《寄张奠夫刘伯绳两兄书》，在书中婉转地说：《年谱》（指刘汋《刘忠正公年谱》）出绳兄手笔，自另成一书，不妨参以己见。然关系先生学术处亦自宜过慎。至于《遗集》言理之书，或去或留，正未易言。无论弟之浅学不敢任臆，即如绳兄之家学渊源，表里洞彻，恐亦遽难裁定。……与我见合者留之，不合者去之，然则岂复为先生之学乎？《陈确集》上册《文集》卷一《寄张奠夫刘伯绳两兄书》。此外，刘门另一弟子董玚（字无休）也说：“忆子（刘宗周）辞世后，有持子书欲为更定句子者，商于埽云徐氏，埽云曰：‘如此，则是君之书，非先生之书矣。’《刘宗周全书》第五册董玚《刘子全书抄述》。

那么，刘汋“不合者去之”，“欲为更定句子”，与黄宗羲所说欲删削刘宗周书中“有与洛、闽龃龉者”之言，究竟是什么呢？董玚后来在整理《刘子全书》时，对刘汋“改窜之失”，就举了如下例子：如《答董生心意十问》之第四条，底云“心不可以已发言，而《大学》之言心也则近之”，上既有“已发”字，故下但言“近之”，且“近之”字法甚活，而改之则云“多从已发”，重出而又死煞矣。《刘宗周全书》第五册董玚《刘子全书抄述》。《答董生心意十问》之第四条，董标问：“意与心，分本体流行否？”刘宗周回答是：来示似疑心为体，意为流行。愚则以为意是心之体，而流行其用也。但不可以意为体，心为用耳。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既而自谓不然。愚谓程子此说虽非通论，实亦有见。心不可以已发言，而《大学》之言心也，则近之。《刘宗周全集》第二册《语类》十一《问答·答董生心意十问》。这里刘宗周已明确指出“意是心之体”，意既是心之体，所以“心不可以已发言”。他在第八问也指出：“观诚之义，则益知意为心之主宰。”意为心之本体，又为心之主宰，则意自然是心内在之所存，而非其外在之所发。所以他在《学言》上明确而重复地提出了“意是心之所存非所发也”《刘宗周全集》第二册《语类》卷十二《学言》上。的命题。这就彻底否定了朱熹在《大学章句》关于“意为心之所发”的这一注释。那么为什么说：“而《大学》之言心也，则近之”？因为《大学》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意在先，正心在后，“意诚而后心正”，这与“意是心之体”，“心不可以已发言”的意思近似。但是经刘汋一“改窜”，刘宗周的观点成了“而《大学》之言心也，多从已发”，显然违背了前面“心不可以已发言”的论点，使刘宗周之言前后背戾，所以董玚批评为“重出而又死煞”。其实，刘汋这一改动，使刘宗周的思想向朱熹靠近，仅引用其父《答董生心意十问》的第四条前面引用程子的“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言”，而忽略后面“既而自谓不然”句，而又改窜其父《大学》之言心近于“不可以已发言”，采纳成朱熹的“意为心之所发”，而改为“多从已发”，于是使刘宗周与朱熹不合之处，完全衬贴粘合。这就是黄宗羲所说刘汋修遗书时，“其言有与洛、闽龃龉者，相与移书，请删削之”之所据。应该说，王阳明也主张意为心之所发，他在《大学问》里就是这样说的，不过刘汋和张履祥当时着眼的是朱熹的观点。

“相与移书”，指出刘汋整理刘宗周遗书时，主张“删削”的还有其他人。陈确开始时参加整理刘宗周遗书，且有热情。顺治十一年，他有《寄刘伯绳书》，中说：“去春归家录《年谱》，秋间录《易抄》，今春录《语录》、《会语》。……诸书原本或在仲木，或在弟处，尚容收集汇送，未敢先寄，以仲木曾有言，欲亲送考夫兄一阅故也。”《陈确集》下册《别集》卷十七《寄刘伯绳书》。从这封信可看出，开始参加整理蕺山遗书的有陈确、吴蕃昌（仲木）和张履祥（考夫），这三人都是刘宗周弟子。但从这封信中也可看出，张履祥是参予整理蕺山遗书的重要人物。陈确和吴蕃昌抄录后，原本还必须送张履祥审阅。信中所说《年谱》，即刘汋所作《刘宗正公年谱》；《易抄》，指刘宗周的《周易古文钞》；《语录》，指《证人社语录》、《会录》等。然而这三人中，陈确后来退出了，退出原因，可能由于他曾想录全部副本以归，并谋梓刻出版而遭拒绝有关；也可能如上所说，他不同意修改老师的字句有关。所以最后与刘汋共同整理和删削、修改蕺山之书的是张履祥和吴蕃昌，刘宗周遗著的整理是在他们三人小圈子内完成的。要指出的是，尚有一位恽日初（字仲昇），他的观点与刘汋他们一致，认为必须修改老师的“意为心之所存”句。但他是江苏武进人，离浙东较远，他可能予闻其事，但在当时兵戈满地，强人出没情况下，他不可能前来与三人小组共同整理蕺山遗著。

张履祥为什么要如此出力协助刘汋修改蕺山遗书呢？这同他本人思想有关。其实，张履祥作为刘门弟子，为时很短。在为蕺山弟子以前，他读的是程朱之书，他自称：“余年二十三四，释氏之书已绝不入目，然于阳明、龙溪之书，则深信之，以为圣贤之域可指日而造。后读《近思录》及程、朱诸书，渐觉王氏之言矜骄无实而舍之。”《杨园先生全集》下册附录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崇祯八年条。他读《近思录》在崇祯七年，时二十五岁，说明他此后即为程朱信徒。崇祯十七年二月，他“始如山阴，受学于刘念台先生之门”，是年三十四岁。五月，明亡，次年六月，刘宗周绝食卒，因此，张履祥受学于刘宗周仅四个月而已。自后，并不见其读蕺山之书，自顺治六年起，“则一意读程、朱之书矣”。顺治十年，正当他参与整理蕺山遗书时，他的一位友人吴裒仲如此评蕺山之学：“山阴不脱姚江习气，吾是以不敬山阴。看来考夫不脱山阴习气。”他听到后竟然说：“吾于先生之学，未能得其万一，竟敢言脱乎？然未尝不服裒之知言。”《杨园先生全集》下册附录《张杨园先生年谱》顺治十年条。因此，张履祥当时并不是以蕺山之徒而是以程朱之徒来整理蕺山遗书的。怪不得他要删削蕺山遗书，将程朱思想偷偷输入到蕺山遗书中。至于吴蕃昌，他是浙西海盐人，崇祯时太常寺卿吴麟徵子，他虽为刘门弟子，但思想与张履祥同调。“尝师山阴刘先生念台。癸巳（顺治十年）以后，益友先生之门人，与诸昆弟讲求程朱正学。”《杨园先生全集》中册卷二十一《吴子仲木墓志铭》。所以与张履祥一样，也是以程朱之徒来辑编老师遗书的。不过，他年纪较轻，顺治十年时，年仅三十二岁，为时也短，至顺治十三年病卒。因此删削蕺山遗书之责，主要是刘汋与张履祥。

问题是，作为刘宗周儿子的刘汋，又为何要改删他父亲对朱学的异见呢？这应从明清之际时代思潮的现状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