蕺山学派的分裂_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4）

蕺山学派的分裂_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4）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31章　蕺山学派的分裂——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4）

从甬上来讲，鼎革之际，明遗民结诗社蔚然成风。据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记载，就有榆林四先生、西臯六子、寒松斋八子、西湖八子、鹤山七子、思旧馆八子、西湖七子、弃繻社、五子社、北郭八子、鉴湖七子、南湖九子、南湖五子等等，他们皆以“蕉萃枯槁之音，追踪月泉诸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六《湖上社老晓山董先生墓版文》。而这些人的子弟，也往往结社集会，当然，其性质与遗老们有所不同。如顺治十三年（1655），万泰子万斯选、斯大、斯备、斯同与孙万言，就与万氏在城内所居广济坊附近的故家子弟二十九人，组为文会，他们“席先人余荫，不知饥寒为何物”，“所论非史书治乱，即古文歌辞、以为异日当各以所长自鸣，其视世路贿利之事，直如土芥，一不置齿颊间”。万言《管村文钞》卷二《菉竹庐诗草序》。康熙元年（1662）冬，万氏在城故居为清帅所夺，万氏兄弟七人，不得已迁居祖父万邦孚昔年在西郊的墓舍白云庄。康熙三年，不甘寂寞的万氏兄弟和侄万言，与西郊原有的以陈赤衷（字夔献）、陈锡嘏（字介眉）为首的澹园社成员时相过从，各有诗词往来。据郑梁子郑性说：甲辰（康熙三年），（郑梁）馆于郡城，交万公择、充宗、季野、管邨、陈环村、尧山、董在中、吴仲、范笔山、王近思、钱汉臣、张梅先、雪汀诸先生。郑性《郑南村诗文集》卷一《显考寒村府君行述》。上述人物，郑梁（字禹梅）、万公择（名斯选）、充宗（名斯大）、季野（名斯同）、管邨（万言号管邨）、陈环村（名夔献）、尧山（陈自舜号）、董在中（名允瑫）、吴仲（名允璘）、范笔山（范光阳号）、王近思（王之坪字）、钱汉臣（钱鲁恭字）、张梅先（张九英字）、雪汀（张士埙号），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黄宗羲甬上证人书院的弟子，当时不少人是澹园社成员。

在这些人中，如上所述，万斯备、斯同、万言，早在顺治十八年已为黄宗羲的双瀑院弟子。正是由于万氏向澹园社成员的积极推荐，使他们了解黄宗羲，仰慕黄宗羲。范光阳说：岁甲辰，与万斯同兄弟游，每论古今事。辄曰吾师姚江黄夫子言如此。光阳诧曰：“此非袖长锥锥许显纯者乎？”因相与极论先生之学，并及讼冤时事，夫人尽出箧中资为先生束装。忠端公冤白，先生以恩入太学，往来南北两都。……先生接蕺山之绝学，以上溯濂洛洙泗之传，登堂问道者无虚日，夫人脱簪珥具酒食以给往来者。光阳又肃然起敬曰：“有是哉，先生之遇也！以忠端为之父，以子刘子为之师，以晦木、泽望两先生为之弟，而以夫人为之配。夫古之君子，其于五伦之内未尝不尽其道，然而有全不全者，固不可必也。先生今世之大儒也，其始遭家难，露行草宿以思揕仇人之胸。至于鼎革之间，洊经兵灾，茧足荒山，其不至如赵江汉先生者幸尔。”范光阳《双云堂文稿》卷四《黄师母叶夫人六十寿序》。万氏兄弟不仅向他们介绍了黄宗羲，而且在口头上介绍了蕺山之学，哪怕是很肤浅的介绍。康熙五年，他们就另组成策论之会见郑性《诰授中宪大夫寒村公年谱》康熙四年及郑梁《寒村诗文选·安庸集》卷一《怡庭陈先生行状》。在与他们唱和之人中，还有黄宗羲的老朋友高斗魁和高宇泰叔侄，“方其宫商迭奏，金石互宣，皆赫然以为不可一世”。郑梁《寒村诗文选·半生亭集·初夏唱和记》。这时，黄宗羲已从化安山麓蓝溪迁回黄竹浦老柳故居，并建续钞堂，结束了到处避地的生涯。

康熙五年冬夜，在万氏兄弟影响下，陈锡嘏、陈夔献、范光阳、董允璘共在西郊张士埙家，有“刻烛论心之约”，“盖自丙午（康熙五年）冬夜，予（陈锡嘏）与夔献、国雯、吴仲宿张子心友家，有刻烛论心之约，次年正月，万氏兄弟导之以往姚江”。陈锡嘏《兼山堂集》卷四《陈母谢太君六十寿序》。所谓“刻烛论心之约”，就是这五位策论会成员决心执贽于黄宗羲。而这五位与万氏兄弟叔侄，都是策论会重要成员，在他们带动下，康熙六年，策论会成员二十五人，在万氏兄弟引导下，坐船前往黄竹浦，拜黄宗羲为师。万言对这件事有较详尽的记载：余叔侄以先王父之旧，受业梨洲先生者有年。乙巳春（误，应为康熙丁未六年1667）“乙巳春”有误。因万言写此文在康熙六年后二十年，记忆不正确。多数弟子记载在丁未年，即康熙六年。见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第七十八页。始偕同人往。怡庭暨陈夔献赤衷、张旦复汝翼、冯荩仲政、陈非园紫芝、范国雯光阳、董在中允瑫、董二嘉允珂、董巽子道权、陈同亮自舜、董俟真允玮、郑禹梅梁、董吴仲允璘、仇石涛云蛟、仇沧柱兆鳌、王文三之坪、张心友士埙、张梅先九英、李锡衮開、张璧荐九林、陈和仲寅衷、钱汉臣鲁恭及余叔侄凡二十六人，信宿先生南楼而返。自是，非余辈过姚江，即先生过甬，讲道论心，极一时师友之盛。万言《管村诗稿》卷四《怀旧诗为陈怡庭寿序》。按：郑梁其实未去，万言所忆有误，见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第七十九页。万言此诗，在人名上非常明确，惟所说“余叔侄”之“叔”，指那些人？万斯同在《守高赠言序》中说，参加者除他自己外有陈夔献、范光阳、陈锡嘏、董允璘、钱鲁恭，“暨余兄公择、充宗、从子贞一（万言字），鼓棹姚江，访梨洲黄先生”，在万氏叔侄中，仅万斯备未去。正是万氏三兄弟和侄万言，引导这些极一时之选的年青弟子，执贽黄宗羲的。他们鼓棹姚江，揭开了甬上证人书院的序幕。可知甬上证人书院的成立，不是黄宗羲主动，而是弟子们自己前来执贽的。

黄宗羲对他们的到来，自然非常高兴。这一年夏五月，他亲自前往甬上，指导他们学习蕺山之学。令他们阅读刘宗周的著作《子刘子学言》和《圣学宗要》，他的几位弟子，后来都有记载。如郑梁说：去年五月十三日，获见先生于鄞郊，先生授以《子刘子学言》、《圣学宗要》诸书。伏而读之，始翻焉知圣贤之必可为，而学之不可不汲汲也。郑梁《寒村诗文选·五丁诗稿》卷一《生朝自述》。他在同上书《杂录》卷二《竹中精舍记》中又说：丁未夏六月，张子梅先会同志于其所，讲程子《定性书》、朱子《中和说》。范光阳说：蕺山刘忠正公之学，自吾师姚江黄梨洲先生始传于甬上。其时郡中同志之士十余人，皆起而宗之，以为学不讲不明，于是有证人之会，月必再集。初讲《圣学宗要》，即蕺山所辑先儒粹言也。范光阳《双云堂文稿》卷三《张有斯五十寿序》。他又说：其后禀学于姚江黄先生，得闻蕺山之绪论。于是取濂、洛、关、闽之书务相语悟。范光阳《双云堂文稿》卷三《送徐之文入燕草序》。陈锡嘏也说：次年正月，万氏兄弟争导之以往姚江，归而为月讲《通书》、《西铭》之会。……磨颊抗声，鄙侪俗之无所短长、而皆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陈锡嘏《兼山堂集》卷四《陈母谢太君六十寿序》。上述三人所讲，实际上说的是刘宗周的两篇著作，一篇为《子刘子学言》，这篇《子刘子学言》当指《黄宗羲全集》中的《子刘子学言》。另一篇为《圣学宗要》，郑梁说在张梅先处讲程子《定性书》和朱子《中和说》；范光阳说取濂、洛、关、闽之书务相语悟；陈锡嘏说归而月讲《西铭》、《通书》之会，其实都是《圣学宗要》的内容。因为《圣学宗要》收有周敦颐的《太极图》及《图说》，次为张载的《西铭》、《东铭》，其次为程颢的《识仁说》和《定性书》，再后为朱熹的《中和说》，最后为王阳明的《良知问答》、《答陆元静书》及《拔本塞源论》。刘宗周在此篇前有《引》说：孔孟既没千余年，有宋诸大儒起而承之，使孔孟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厥功伟焉。又三百余年而得阳明子，其杰然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让颜子，横渠、紫阳亦曾、思之亚，而阳明见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来，前有五子，后有五子，斯道可谓不孤。顾后五子书浩繁，学者多不能尽读。即读之，而于分合异同之故，亦往往囿于所见。……呜乎！后世无知读五子书者而五子之道晦，五子之道晦而孔孟之道亦晦，则其所关于斯文之废兴，岂浅鲜乎？《刘宗周全集》第二册《语类》七《圣学宗要》。于是，他将友人所著《宋学宗源》一书中所辑《太极图说》、《西铭》、《定性书》、《已发未发说》，益以《识仁》、《东铭》、《已发未发全说》，以及合于王阳明和程朱发明者二则，统称为《圣学宗要》。他说：“由今读其言，如草蛇灰线，一脉相引，不可得而乱，敢谓千古宗传在是。即数子之书不尽于是，而数子之学已尽于是矣。”刘宗周所说《已发未发全说》即辑阳明《答陆原静书》的全篇。但是，刘宗周不是简单地辑录前儒之书，而是在篇后多有自己的按语，予以评论。(www.guayunfan.com)

所以《圣学宗要》所辑后五子之书，并非阐明两宋理学和阳明心学，实则本蕺山之学以治之，既说明自己之学学有渊源，接孔孟前五子，又说明自己之学有别于后五子。

康熙六年，黄宗羲在甬上诸子鼓棹姚江后，即于当年夏至甬上，授诸子以上述两书。他回黄竹浦故里后，又授以刘宗周的《人谱》康熙七年，郑梁有《上黄先生书》，以刘宗周《人谱》所说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法，向黄宗羲请益。见《寒村诗文选·寒村杂录》卷二。、《原旨》和《证学杂解》三篇。李文胤说：“迩者子刘子之书既已大出，而黄梨洲先生更以《原旨》一篇相授，得伏而读之，始若涣然，悦于中心，至忘寝食，因为刻之塾中，以公于吾党，使后来学人惟反求于吾心，……然后天下之学，始得尽归于一矣。”李文胤《杲堂诗文集·杲堂文钞》卷五《原旨书后》。他在《证学杂解书后》说：“后之学者，读子刘子之书，学子刘子慎独之学，先严其内省，以为观人之鉴，然后可伏而论十七史之成败，出而行进君子、退小人之事矣，岂不重哉！”李文胤《杲堂诗文集·杲堂文钞》卷五《证学杂解书后》。刘宗周的《原旨》七篇，即《原心》、《原性》、《原道》上、《原道》下、《原学》上、《原学》中、《原学》下。而《证学杂解》共二十五篇。这两本书系统地体现了蕺山之学。而《人谱》，则扼要阐述了刘氏“证人”之学的宗旨。

黄宗羲为什么要先向甬上弟子阅读上述蕺山之书呢？《圣学宗要》实是一本使弟子了解宋明理学要点及刘宗周对这些要点的看法的初级读本。但要了解刘宗周本身的学术思想，单靠刘宗周对后五子的评语是不够的，所以要加《子刘子学言》，而在《子刘子学言》中，刘宗周叙述了“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的观点。黄宗羲怕《子刘子学言》不够系统，所以后来又授以《原旨》；怕《学言》之意未尽，又益以《证学杂解》，以悟君子小人之分。上述四书，为这些青年学子疏理出就他们那个时代来说的近现代理学的基本线索，使前五子：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和继承前五子的周子、程子、张子、朱子和阳明子、子刘子所体现的中国之道，能在夷狄统治之下的明夷乱世，以待将来“大壮”盛世来临之时“焕然复明”（借用刘宗周在《圣学宗旨·引》之语）。

至于《人谱》，该书《证人要旨》第一节“凛闲居以体独”中说：学以学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自昔孔门相传心法，一曰“慎独”，再则曰“慎独”。夫人性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从出也。……夫一闲居耳，小人得之为万恶渊薮，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证性之路。盖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证人第一义也。《刘宗周全集》第二册《人谱·证人要旨》。刘宗周在《人谱》中所说的“道”，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说：“此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率性之谓道’是也。”

后来黄宗羲对其师所说的“道”，在新的时代下，作了新的诠释，使之含有新的内容，他指出：“余以为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学也，非一世之学也，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世治，则巷吏门儿莫不知仁义之为美；……世乱，则学士大夫风节凛然，必不肯以刀锯鼎镬损立身之清格。”《全集》第一册《破邪论》。

《人谱》中的“道”，即孔子之道，在“治世”体现在为“仁义”，在“乱世”体现在为“风节”，即刀锯、鼎镬威武不能屈的风节。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乱世，其体现的自然就是民族气节，这是对黄宗羲这一辈人的要求。对其证人子弟，则要求在夷狄统治之世，接续和弘扬孔子的仁义之道，使天地赖以常运，人纪赖以不坠。这就是甬上证人书院要求的“立身清格”，是黄宗羲为什么要弟子们学蕺山之学以立身的原因。

甬上弟子自姚江执贽于黄宗羲归来后，每月举行二次“证人之会”。这“证人之会”并非讲会的名称，而是指讲会的内容，每月二会，是学习和讨论蕺山证人之学。待第二年黄宗羲再次来甬时，名称才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