蕺山学派的分裂_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2）

蕺山学派的分裂_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2）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29章　蕺山学派的分裂——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2）

明清两朝的交替，社会动荡，天崩地陷，对当时的学者刺激极其深刻，他们纷纷起来探讨明亡的原因。由于旧王朝虽已被推翻，新王朝统治并未稳固，文网虽有，但并不多，尚有较多的思想驰骋的空间。他们痛定思痛，有的主张学以经世，重视事功；有的突破儒学，提倡对子学的研究；有的着手对宋明理学作系统的整理，探讨理学与经学的关系，主张返求六经；有不少人认为明亡原因，在于王学学理上的“无善无恶”和学风上的清谈误国。于是提倡朱陆结合，或由王返朱，使晚明兴起的实学思潮，在清初达到高潮。

浙东地区是王学的基地。刘宗周创立蕺山学派，原为救王学流弊而立，以朱学修正王学，而不是否定王学。明亡以后，在一片对王学的鞭挞声中，加上清顺治三年，继承明制，颁布《科场条例》，仍以程朱理学作评判科举考试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以程朱理学排斥陆王心学的风气。于是在蕺山学派内，刘汋、张履祥就成了由王返朱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刘汋、张履祥整理蕺山遗著时，同郡的黄宗羲却忙于复壁柳车，从事地下抗清活动，既没有心思，也不可能参与遗书的整理，整理中的种种矛盾，他一概不知。到顺治十六年，他基本上结束地下活动，在化安山“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试图过隐居生活，在双瀑讲学时，才有暇读蕺山遗书，但他所藏蕺山遗书不完整。黄宗羲与刘汋虽是姻亲，宗羲的女儿嫁与刘汋大儿子刘茂林，但刘汋对其父遗书管理很严，除上述三人外，他人很难看到。康熙三年，刘汋逝世，刘茂林（字子本）接管遗书，黄宗羲才能“尽发遗书而读之”《全集》第十册《恽仲昇文集序》。这时，他才发现刘汋和张履祥增损老师遗著事。他深以为不可，为了完整和正确地诠释和弘扬蕺山之学，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康熙四年（1665），著《子刘子行状》黄宗羲在《刘伯绳墓志铭》中说，刘伯绳的家世，“具余所撰《子刘子行状》”。刘汋墓志铭作于康熙丙午五年，而刘汋卒于康熙三年，则《子刘子行状》当作于康熙四年。六年辑《子刘子学言》吕留良在《复姜汝高书》中说：“旦中述太冲语云：‘近日刘氏于废簏中又得《学言》若干，比今刻不止十倍。’”（《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将吕留良写此信时间，系于康熙六年。来揭示刘宗周的慎独宗旨和“意为心之所存”这一与朱学龃龉的观点。(www.guayunfan.com)

刘汋在顺治八年（1651）作其父年谱，初名《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完稿后，曾请吴蕃昌代为修饰，而吴蕃昌又请张履祥过目。张履祥看后，认为本无大段宜改作处。《杨园先生全集》卷三《答吴仲木》十三。无大段宜改处，反过来说，有小段宜改处。董玚在《刘子全书抄述》中说：“《刘子谱》纂自子伯绳氏汋。……自伯绳氏戊申没后，录得谱稿二本。一曰《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中多窜抹，传自学人不会‘诚意’宗旨者为之，至不可认；一曰《刘忠正公年谱》，与前本大同小异。”《刘宗周全集》第五册董玚《刘子全书抄述》。“学人不会‘诚意’宗旨者”，当指张履祥。刘宗周的“诚意”宗旨，应指“意为心之所存”，董玚在这里已隐指为张履祥所“窜抹”。于是，黄宗羲作《子刘子行状》，特标出刘宗周发先儒所未发的四大端学术思想，其中第二大端为“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文中说：一曰“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传》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恶，一于善而不二于恶。一于善而不二于恶，正见意之有善而无恶。所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正指所存言也。如意为心之所发，将孰为所存者乎？如心为所存，意为所发，是所发先于所存，岂《大学》知本之旨乎？盖心无体，以意为体；意无体，以知为体；知无体，以物为体。物无用，以知为用；知无用，以意为用。工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工夫。如离却意根一步，亦更无格致可言。问曰：“意为心之所存，好善恶恶，非以所发言乎？”曰：“意之好恶，与念之好恶不同。意之好恶，一几而互见；念之好恶，两在而异情。以念为意，何啻千里。”《全集》第一册《子刘子行状》卷下。黄宗羲上述一大段，是根据刘宗周的《学言》上、中、下三篇论意与心的字句联结而成。共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论心体。刘空认为，单言心，而心只是一个浑浊的“虚体”《刘宗周全集》第二册《问答·答董生心意十问》。无所谓好恶。然而虚体必然有所存，而这所存就是有善而无恶的意。他引用《大学》“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来说明意的“一于善而不二于恶”。刘宗周在他处形容心如舟，意如舵，意为心的定盘针，心才能正，这符合《大学》意在先，心在后，意诚了后心正的本意。如果说意为心之所发，那来心之所存是什么呢？定盘针没有了。且未发的心先于已发的意，正心先于诚意，岂非违背了《大学》的“意诚而后心正”的教导。《大学》提倡“物有本末”，朱熹训意为心之所发，那么“止于至善”的意就不是本了，这岂非违背《大学》“知本之旨”！这一层所讲的是“意是心之本体”。

要指出的是，黄宗羲在这里所概括的词句，基本上引用了刘宗周在《学言》上的原句，而不是以自己的语言予以叙述。

第二层的意思是讲“工夫”、“工夫结在主意中”，“如离却意根一步，亦更无格致可言”。

《学言》（下）说：“心无体，以意为体，意无体，以知为体，知无体，以物为体。物无用，以知为用；知无用，以意为用，意无用，以心为用。”这里分明讲体用问题。黄宗羲引用这一段，是为了说明“工夫”，因此他将最后一句“意无用，以心为用”删去，接上《学言》（上）的一段：“工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工夫。如离却意根一步，亦更无格致可言。”从而说明：“故格致与诚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刘宗周在《学言》（上）这一段前面说：“《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功夫结在主意中”。也就是说，他将《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全统括在“诚意”的“主意工夫”中。这确是刘宗周发先儒所未发的《大学》学。

最后，第三层的意思是标出“意”与“念”的区别。黄宗羲引用的是刘宗周《学言》（中）的一段话，原句引用，一字不差。

这一段话重点是“意之好恶，一机而互见；念之好恶，两在而异情”。黄宗羲在引用刘宗周“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一开始就据《大学》“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来作推论。这里“臭”表示“恶”，“色”表示“善”。所谓“意之好恶，一几而互见”，意思是说，在意中恶恶即好善，好善即恶恶，两者互见，即“所谓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念则不同，念有好念、有恶念，好与恶，性质不同，清清楚楚，“两在而异情”，意与念怎能混同？

黄宗羲之所以在揭示刘宗周“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的命题时，照抄刘宗周的著作，是表明对老师的原著，不能如刘汋、张履祥那样，随意更动增损。

第二件事，康熙五年秋，他刊刻《子刘子遗书》，以保存被窜改的先师的观点。

黄宗羲当时很穷，他只能借助于刘宗周另一弟子，已任清廷京官，因父丧丁忧在家的姜希辙的力量，由姜希辙出面印行。姜希辙作《子刘子遗书序》，在这篇《序》上，姜希辙引用了黄宗羲、张履祥和自己之言，关于黄宗羲之言，以上所引黄宗羲，张履祥之言，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子刘子遗书》卷首。《序》说：黄宗羲曰：“百年以来，儒者以心体自然，不假修为，所言皆生知也。古今生知者唯尧，至舜之好问好察，舍己从人，已是学知，禹便口口说艰说难，所谓困而学之者也。岂今之儒者，过于尧舜乎？先生之学，一变再变，不言妙用，不落想象，从严毅清苦之中，而得自然，明示一困学之的。”黄宗羲在这里主要讲蕺山之学是救王学之弊。所谓“心体自然，不假修为”，当指王门的王畿、王艮的现成良知一派学者。

张履祥之言，《序》说：张履祥曰：“世儒之为教也，好言本体，而先生独言工夫；多逞辞辨，而先生率言躬行；崇尚玄虚，而先生示之平实；先立同异，而先生一言和平。其言心也，或以为无善无恶，先生以为有善无恶；其言性也，以为形气未属，先生以为不离形气。此皆有功圣门，而儒先所谓一揆也。”张履祥在这里介绍蕺山之学有二误：“先生独言工夫”而不好言本体。其实蕺山以“慎独”为宗，多谈“独”体；讲“有善无恶”，则为“意”体。岂止独、意二体，尚有性体、知体、中体，无处不讲体，怎能说不言本体？此其一。“其言心也，先生以为有善无恶”。刘宗周确多言心或心体，然而从未有以善恶言心的。他说：“好恶从主意而讲，故就心宗指点。”《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卷十五《会录》。刘宗周在《答董生心意十问》第三条：“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经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意为心的定盘针，就可指向有善无恶。张履祥在这里略去了“意”为心之体的观点，此其错误之二。

今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子刘子遗书》三册有《子刘子学言》上、中、下三卷。可知黄宗羲在《子刘子行状》中有关刘宗周“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的引语，全载于《子刘子遗书》中，则黄宗羲刊刻《遗著》，自有深意在。

黄宗羲为弘扬蕺山“绝学”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在康熙六年和七年，在越甬两地协助和创办证人书院，公开打出蕺山之学正统派的旗帜。这一点，将在下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