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蕺山学派的分裂_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3)

时间:2022-08-23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蕺山学派的分裂和内部论争,请参阅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八章《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其他几位不详,估计可能为蕺山弟子的弟兄子侄辈。邵廷采之文,明确指出越中证人书院设于绍兴城内古小学。由于黄宗羲家住余姚,并非每会必至,邵廷采对宗羲在讲会中的作用并不清楚。

蕺山学派的分裂_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3)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30章 蕺山学派的分裂——心是意之所存非所发(3)

由上可知,在刘宗周殉国后,其弟子逐渐分为三派:正统派,以黄宗羲、董玚、张应鳌、姜希辙为代表;修正派,以刘汋、张履祥、吴蕃昌、恽仲昇为代表;独立派,实际上是超越、突破蕺山之学的樊篱,但仅只轮孤翼一人,即陈确,因为他力主《大学》为伪书,而刘宗周的心性论,多建筑在对《大学》一书的诠释上,如他著《大学古文参疑》、《大学古记》、《大学古记约义》、《大学杂言》等篇,而《大学》是《四书》之一,为儒家经典著作,所以无论是正统派还是修正派,都不满其说,成为蕺山门人中一位孤行独立的学者。关于蕺山学派的分裂和内部论争,请参阅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八章《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

刘汋是黄宗羲的亲家,吴蕃昌很早就卒,黄宗羲从未与他有一面之缘。黄宗羲与张履祥有关系但很冷淡,在《黄宗羲全集》和《张杨园先生全集》中,都未发现对方的名字。黄宗羲倒与陈确有些来往,两人也有学术交流,观点虽异,私交并不错。康熙五年后,张履祥完全不涉足刘门的所有活动,倒与吕留良一起弘扬程朱之学。陈确其实早在顺治十一年(1654)著《大学辨》,其思想早已离开蕺山之学,而且后来病疯,足不下床。刘门的修正派和独立派不久在浙东失去影响,而蕺山之学的正统派则渐盛行于浙东西,在江南一带有很大的影响。五、创办证人书院五、创办证人书院康熙六年·五十八岁——十四年·六十六岁1.甬越两地证人书院的建立

如前所述,黄宗羲既以“后圣”自许,立志在要荒之人统治的乱世,作“圣王救世之事”,他必须聚徒讲学,使弟子们首先成为鲁卫之士,然后通过他们再去感化他人,才能使中国汉文化在被肆意摧残之后,恢复为鲁卫之区。但要实施这一抱负,必须培养人才,双瀑院在深山冷崖之中,来就学的人数既少而不正常。石门虽是大镇,但究竟是吕氏家塾,都不是实现他抱负的平台。康熙六年绍兴的越中证人书院和七年的甬上证人书院的建立,特别是后者,为他提供了理想的平台。吕留良不了解他内心的秘密,讽刺他像燕子一样,由寒堂飞向彫梁。而越甬两地证人书院的建立,说明他终于厕身儒林了。

越中证人书院的资料很少。黄宗羲说:子刘子讲学于证人书院,梦奠之后,虚其席者将三十年。丁未九月,余与姜定庵复为讲会。而余不能久住越城,念奠夫从先生游最久,因请之共主教事。奠夫距城二十里而家,每至讲期,必率先入坐书院,以俟诸学人之至,未尝以风雨寒暑衰老一日辞也,于今盖五年矣。《全集》卷十《寿张奠夫八十序》。这里说明越中证人书院创立的日期为康熙丁未六年(1667)九月,至康熙十年仍存在。(www.guayunfan.com)

刘宗周另一弟子董玚也提到在绍兴办书院事。刘宗周远在江苏的弟子恽仲昇听说越城创办讲会,写信给董玚:“知贵郡复举学会,同人相讲,有兴起之机。”董玚在《刘子全书抄述》中引恽仲昇的信,下注:瑞生守尊闻行知之训,不与讲席。一日,履思秦氏弟饵菊承显语瑞生曰:“君幸无忘先兄履思之言。”问何言?饵菊曰:“昔君初侍刘子时,人皆以名推二王——金如朝式、大含谷也。先兄独曰:‘将来能担荷此事者,必此人也。’”会君一刘氏与饵菊居岊山,乃寻冷然四月之会于此。奠夫张氏、璧云赵氏期必至。已与奠夫轮集友人家,梨洲亦时至。尝与奠夫宅举“舜其大孝”章,瑞生有“性灵即舜”语,奠夫曰:“向谓圣学将绝,今日方知有人。”陈汝砺曰:“今日之会,即当日刘、陶二先生所言不过如此。”吴君燮曰:“董子自是有主之学。”瑞生为董玚早期名,这里所列人名,秦履思名弘祐,王金如名朝式,大含谷即王谷,字大含,吴君燮名调元,张奠夫名应鳌,刘君一名世纯,都是刘宗周弟子,见董玚《蕺山弟子籍》。其他几位不详,估计可能为蕺山弟子的弟兄子侄辈。董玚所注这段话很重要,可以了解越中证人书院的缘起。初期的倡始者为刘世纯、秦弘祐,张应鳌和赵璧云常参加,地址在绍兴附近的岊山。后轮流集于张应鳌及友人家,也曾在张宅举行讲会。此时,“梨洲亦时至”。陈汝砺说:“当时刘、陶二先生所言”,即指刘宗周与陶望龄当年在绍兴证人书院向弟子讲授的言论。不过董玚并没有提到讲会的名称、地址也常变更,主持人也不定,说明他们的讲会,只是雏形。待康熙六年,取得姜希辙的赞助,将会址移到绍兴城内过去刘宗周证人讲会的地址古小学,确定会期及主持人,正式恢复证人书院名称,吸收绍兴各府学子参加,越中证人书院才可说正式成立。

当年参加越中证人书院读书的邵廷采也谈到越中的证人讲会事,他说:自蕺山完节后,证人之会不举者二十年。先生(董玚)谓:“道不可一日不明,后生生今日,不幸失先民余教,出处轻而议论薄,由学会之废也。”善继述蕺山志事者,亟举学会。复请蕺山高弟子张奠夫、徐泽蕴、赵禹功诸前辈,集古小学,敷扬程、朱、王、刘家法。于是余姚黄梨洲、晦木、华亭蒋大鸿、萧山毛西河皆挈其弟子,自远而至。值督学使者按越下县,会者近千人,越中士习复蒸蒸起矣。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东池董无休先生传》。邵廷采之文,明确指出越中证人书院设于绍兴城内古小学。除张应鳌外,又增加徐泽蕴、赵禹功。徐泽蕴不详,赵禹功名甸,想必徐、赵两人参加越中证人书院,是协助教务,亲临讲席。由于黄宗羲家住余姚,并非每会必至,邵廷采对宗羲在讲会中的作用并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黄宗炎和毛奇龄(字大可,号西河)也来参加。至于讲会内容,“敷扬程、朱、王、刘家法”,这可能指刘宗周《圣学宗要》,因为《圣学宗要》五篇,即《濂溪周子》、《横渠张子》、《明道程子》、《紫阳朱子》、《阳明王子》,其实这五篇,并非对五子纯粹作客观的介绍,而是刘宗周以自己的观点予以解释,所以邵廷采等学的并非程朱理学,而是蕺山之学,对周敦颐、张载、王阳明之学同样如此。邵廷采此文最后所说“会者近千人”,自然不全是证人书院弟子,指的是绍兴府各县学校的学子,但包括部分证人弟子。

董玚《蕺山弟子籍》一文,列有《学人》一栏,提到绍兴的“学人”,即刘宗周弟子的学生,也就是越中证人书院的学生,有毛奇龄、黄正谊(黄宗羲次子)、黄百家、姜垚(字汝臯,姜希辙子)、邵廷采(字允师)等共二十三人,其中以毛奇龄、邵廷采、黄百家最著名。

至于越中证人书院的学风,似乎不很活跃。黄宗羲说:“奠夫守其师说,不为新奇可喜之论,宁使听之者嚼蜡无味,旅进旅退,于鼓动乎何有?”《全集》卷十《寿张奠夫八十序》。有点死气沉沉。但有时讨论也很热烈。邵廷采曾有书寄毛奇龄,说:“康熙七年六月初吉,望见光颜于古小学。此时蕺山高弟如张奠夫、徐泽蕴、赵禹功诸先辈咸在讲座,而先生抗言高论,出入百子,融贯诸儒。采时虽无所识知,已私心仪而目注之。”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在讲会上能“抗言高论”,说明越中证人书院不全是“旅进旅退”,可惜这种情况不多,但总算造就了毛奇龄、邵廷采这样的学者。

甬上证人书院的创建,并不是黄宗羲自己提出的,而是甬上弟子主动的要求。当然,这同黄宗羲本人在甬上友人众多且关系密切有很大关系,他早期心仪之友、生死之交不在绍兴而在甬上。崇祯时,余姚虽有昌古社,但昌古社的活动,他并未参加。而甬上的文昌社,他多次参加。文昌社的冯氏、董氏、万氏、陆氏、刘氏,同他结下深厚友谊。在冯元飏、冯元飚之后任社长的刘应期,就是黄宗会的岳父。明亡,在鲁王监国时期,文昌社社友多参加“画江之役”,像董守瑜、董德偁、陆符、万泰等都成了同僚。在舟山时期,冯京第还同他一起赴日乞师。张苍水与黄宗羲家为世交,黄尊素的启蒙老师,就是张苍水的祖父。而四明山寨主力的率领者王翊,还与黄宗羲结秦晋之好,其女与黄百家订婚。在黄宗羲参加地下抗清时期,高氏三兄弟高斗枢、斗权、斗魁及斗枢子高宇泰以及陆宇火鼎等人,成了他的好友。黄宗炎之能在行刑前得救,全赖甬上冯道济、万泰、高斗魁、李文胤等之助。所以全祖望说:“丙戌(顺治三年)而后,先生兄弟流离患难,实赖吾甬上诸公之力以免。”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八《寓公双瀑院长黄宗羲》。因此,当他在顺康之交在化安山双瀑院授徒讲学,只有甬上弟子而无越中弟子,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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