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蕺山讲席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时间:2019-08-23  栏目:名人故事  

侍蕺山讲席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7章 侍蕺山讲席

黄宗羲除参加复社外,还参加另一个与复社性质截然不同、不是以科举中试为目的学术性组织,这就是刘宗周在绍兴创办的证人书院。崇祯三年(1630)十一月,刘宗周从京师辞顺天府尹职回家,四年,他与王阳明学派的王畿再传弟子陶奭龄,共同在绍兴举办了这一书院。黄宗羲受父遗命拜刘宗周为师,至证人书院就教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将此事列于崇祯二年,有误。据刘汋《刘宗周年谱》和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刘宗周在绍兴创办证人书院在崇祯四年。

刘宗周与东林学派重要人物刘永澄、魏大中、高攀龙、黄尊素等都为“砥砺性命之友”,刘宗周为湛若水学派许孚远弟子,并非王学一系,但湛若水与王阳明虽在学术观点上有一定分歧,然而同属心学,在这一根本观点上相近。明末,王学在浙东的代表主要为王畿弟子周汝登和周汝登弟子陶望龄、陶奭龄兄弟。刘宗周在崇祯三年回里后,次年初,有一次偶然过陶望龄弟陶奭龄住处。因天启年间废书院,严禁讲学,他感到王学不绝如线,因与陶奭龄商量重开讲会,“奭龄欣然许诺,因相与商订旧闻,谋会同志以讲学”。

崇祯四年(1631)三月三日,两人合作,由陶奭龄主持,在陶家祠堂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者二百余人。刘宗周定名为“证人社”,议决每月三天,即三、十三、二十三日三天为会期。据姚名达《刘宗周年谱》记载:先生于三月三日率同志大会于石篑(陶望龄字)先生祠,缙绅学士可二百余人,同主事者为石梁(陶奭龄字)先生。……初登讲席,先生首谓学者曰:“此学不讲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为后人拔去自暴自弃病根。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人人可做。于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因以证人名其社。然而在讲会中,刘宗周与陶奭龄已暴露观点上的分歧,三月三日会议后,陶奭龄却首发“圣人非人之论”。刘宗周则名讲社为“证人社”,著《证人社约》,并“专揭慎独之旨教学者”。陶奭龄承王畿之学,在知行关系上“单提一知”,而刘宗周主张“知与行总不得分”。在生死问题上,刘宗周著《生死说》,陶奭龄却著《知生说》,两人“持论不同”。陶奭龄力主“无善无恶心之体”,单提本体;刘宗周则揭“知善知恶是良知”。两人的争论,似乎是往年阳明在天泉证道中王畿与钱德洪之争的再现。也就是说,陶奭龄只讲本体而不讲工夫,刘宗周则主张“学者只有工夫可说,……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

工夫与本体之争,成了刘宗周与陶奭龄分裂的导火线。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崇祯五年条记载,按越中自阳明先生倡学后,其门人最著者为王龙溪,由龙溪而传及周海门,周海门同时为陶石篑,俱本良知为宗,而衍遞失其旨。石梁先生固尝从事于斯而有得。是时会讲,仍揭良知以示指归,每令学者识认本体,曰:“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若不识本体,说恁工夫?”先生曰:“不识本体,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识本体,即须认定本体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熒。今谓既识后遂一无事事,可以纵横自如,六通无碍,势必至猖狂纵恣,流为无忌惮之归而后已。”这样一来,证人社弟子开始分裂,“诸生王朝式、秦弘祐、钱永钖等奉石梁先生为师模,纠同志数十人别会白马岩居,日求所谓本体而识认之”。(www.guayunfan.com)

其时,余姚属绍兴府,刘宗周创证人社,黄宗羲因黄尊素的遗训,自然至绍兴参加。是年五月,绍兴府古小学落成,刘宗周才离开石篑祠,至古小学讲学。黄宗羲是拥刘弟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黄百家说:初,子刘子尝与高忠宪(高攀龙)、邹忠介(邹元标)、冯恭定(冯从吾)三公讲学于东林、首善两书院。三公继殁,乃始与陶石梁举越城证人之会。然东浙之学,自新建启途,一传而为龙溪,再传而为海门、石篑,湛然澄“湛然澄”,《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黄百家此文作“湛然、澄密”,分作二人。按:明末会稽禅宗高僧湛然圆澄先后在绍兴、杭州、嘉兴弘传禅法,影响较大,有《湛然圆澄禅师语录》行世,故当改为“湛然澄”,以与下文“密云悟”相对。密云悟即明末宁波天童寺方丈密云圆悟的简称。黄宗羲在《董吴仲墓志铭》中即说:“当先师讲学之时,圆澄、圆悟两家子孙,欲以其说窜入。”可知黄百家此句有误。之禅入之。三传而为石梁,辅之以姚江之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密云悟之禅又入之。蕺山主慎独,慎则敬,敬则诚,消息动静,步步实历。而见石梁宗解悟,云:“识得本体,不用功夫,求之心行路绝之间”,故虽与同事,而论多龃龉。已分会于白马山,石梁所说皆因果,至言一名臣转身为白马,引老妪证之。府君曰:“是何言也?”因约吴、越士四十余人,连袂而称弟子于蕺山,自是蕺山门人益进。黄百家上述话后面一句:“因约吴、越士四十余人,连袂而称弟子于蕺山,自是蕺山门人益进。”则是以后事了。因刘宗周在政治和道德上是一位黑白分明的人物,但在学术上,承认异同而不兴门户。特别对弟子,在态度上十分随和,王朝式等虽别会于白马,弟子们分裂了,但刘宗周与陶奭龄并没有因此而决裂。崇祯十三年,陶奭龄卒,他率门下士哭之,私谥以“文觉”,亲作祭文《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崇祯十三年条。所以二人一直维持友谊。至于弟子闹分裂的主要人物王朝式,姚名达曾作如下评述:“甫弱冠即及先生之门,先生因其已得陶奭龄之师承,故以朋友视之,自此往还无间,每相见必以学问相切磨。……相友凡十余年,晚尔弥笃。”证人讲会“竟以同人意见相左,不竟其说而罢,先生深惜之”同上书崇祯十三年条。故黄炳垕将刘宗周与陶奭龄讲学时间置于崇祯二年,不仅时间有误,且内容亦有误,说“公邀吴、越知名之士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摧石梁之说”,此事发生在崇祯十一年,且人数仅四十余人。

所以,证人书院当时其实藕未全断而丝尚相连。在刘宗周影响下,拥刘一派弟子,在崇祯五年并未在组织上另立一派,黄宗羲也不例外。到了崇祯十一年,这些弟子才开始联合起来,要求另立讲会,证人社才正式分裂。不过,刘宗周未接受他们的要求,在形式上仍维持证人讲会之名。

除参加蕺山讲席外,黄宗羲在崇祯四年,开始按父亲在生离死别时的遗训,勤读史书,“公至是发愤,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铅丹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刘宗周的蕺山理学,虽出自湛若水门,然早年实切蹉于东林之学而别启津梁。又一方面继承王学、修正王学,而以慎独“柱其流失”。所谓“证人”、“慎独”,实为一种道德自律之学,这在与阉党斗争中是区别正邪的学术基础。然而蕺山之学属理学而非史学,在以史为鉴,以史应务上有所缺失,而黄尊素教导黄宗羲读当代史书《献征录》。《献征录》为明万厉时焦竑著,是当时记载明代史事较完备的史书万斯同在《寄范笔山书》中曾罗列明代多种野史,认为无一足满人意,“唯焦氏《献征录》一书,搜采最广,……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石园文集》),这其实点出了史学“贵时王制度”,重在当代史的这条重要路子。而现在他既上溯二十一史,可以以史为鉴,讥正得失;又读有明《实录》,熟悉当代典章制度。所以黄宗羲既侍蕺山讲席,又读古今史书,这的确比他同时的复社朋友,用复兴古学来致君泽民高出多了,为他以后的史学反思,即全祖望所说的“学必原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后足以应务”的治学道路种下了因子。

不过,也仅仅是“因子”而已。黄宗羲参加复社,自始至终,在学术上是非常空疏的。虽学于蕺山,但极为肤浅,他自己承认,他与刘宗周弟子四十余人在绍兴古小学另立证人讲会时,“此四十余人者,皆喜闢佛,然而无有根柢,于学问之事,亦浮慕而已”。《全集》第八册《明儒学案》卷六十二《忠端刘念台先生宗周》。闢的是陶奭龄的援佛入儒。他所说“学问”,既包括理学,也包括史学。因为他当时致心于科举之业,对理学、史学都未有所深究。他自己在康熙七年时就作这样的自我批评:“余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全集》第十册《恽仲昇文集序》。他后来说复社社员“本领脆弱,学术庞杂”,其实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他的父亲和老师对他教导的因子,一直到明代国破家亡,频于十死,僵饿深山后,才得以抽芽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