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之盛可以徐还_顾炎武的来信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三代之盛可以徐还_顾炎武的来信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53章　三代之盛可以徐还——顾炎武的来信

康熙十五年六月，黄宗羲夫人叶氏卒，年六十八。黄宗羲子百药、百家（后名正谊）、百学（后名百家）兄弟，以其母行状，求李文胤作墓志铭。因黄尊素殉难时，寄《家训》一书给黄宗羲，有“汝妇贤孝”之句，李文胤因作《贤孝叶淑人权厝志》。

是年冬，黄宗羲忽接顾炎武从京师来信顾炎武此书载于《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未注明年月。据黄百家《上顾宁人先生书》说“去夏先母即世，……冬间，忽得先生所寄家大人书”（黄百家《学箕初稿》卷二）。按黄宗羲夫人叶宝林卒于康熙十五年六月，则黄宗羲收到此信当在是年冬。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康熙十五年条将收到顾炎武信置于“六月己未八日叶安人卒”之前，有误。并附有其所著《日知录》已刻八卷、《钱粮论》二篇。黄宗羲早已知顾炎武之名而且推崇备至黄百家《上顾宁人先生书》说：“百学（时黄百家名百学）幼侍家大人侧，家大人屈指当世人物，必曰八闽李元仲、江右黄雷岸、天中孙钟元，三吴归玄恭与先生五人而已。”。康熙二年后，黄宗羲多次渡钱塘江，至昆山，得与顾炎武友人归庄（字玄恭）见面。由于顾炎武行踪不定，常在北方，所以两人一直未遇。这时忽然接到顾炎武信，自然很高兴。更高兴的是顾炎武此信专门谈及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极为赞许，如此知音对他来说，除其甬上弟子外，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顾炎武在信中先略述自己近况：“辛丑（顺治十八年）之岁，一至武林（杭州），便思东渡娥江，谒先生之杖屦，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载，游览山川，周行边塞，粗得古人之陈迹。而离群索居，几同伧父。年逾六十，迄无所成，如何如何！”然后直入本题：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就正有道。《全集》第十一册《交游尺牍·顾炎武》。顾炎武很想将他在明亡后探索古今历史时，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故”、“生民根本之计”的反思所得，寻求与志同道合者交流而未可得。其时，黄宗羲也在作同样的反思。顾炎武在北京（清称京师，顾炎武作为明遗民，不愿作此称呼，而称以“蓟门”，“蓟门”为古北京城门，地在德胜门外）忽然目睹黄宗羲反思所得的《明夷待访录》，认作同道同志，于是以信一封，附以其反思所得的上述著作寄与黄宗羲，他在信中继续说：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谂起居无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

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关中，而秣陵仅足偏方之业，非身历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窜，且有碍时，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傥辱收诸同志之末，赐以抨弹，不厌往复，以开末学之愚，以贻后人，以幸万世，曷任祷切！信中所说陈、万两君，当指黄宗羲甬上证人讲经会的陈锡嘏和万言。康熙十四年八月，陈锡嘏、范光阳、仇兆鳌、万言都中乡举。按例，次年二月，可以到京师参加会试，陈、万两人正是因此到京。陈锡嘏就在康熙十五年那一年中进士，万言则未能中榜。顾炎武这封信正是他在京师遇到黄宗羲这两位高足，看到《明夷待访录》后所写。(www.guayunfan.com)

顾炎武此信说明他的名著《日知录》已基本写好，但在修改之中，仅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他一股脑儿请陈、万两位带回甬上，请黄宗羲“抨弹”。顾炎武对自己的著作自视很高，希望能“以贻后人，以幸万世”，也有著书待后的意思。黄示羲则竟然将自己激烈批评君主制的著作，不仅让其弟子阅读，而且让他们带到君主专制的政治中心京师，相机给与他的“同志”看。当然，这一传阅的范围是很狭小的，翻开《陆稼书先生年谱》，陆陇其当时在京之日，他评论了黄宗羲《明儒学案》，也对黄宗羲《汰存录》作评，就没有讲到《明夷待访录》，可知黄宗羲将自己这本精心之著，视作秘书，不轻易视人。估计黄宗羲在海昌第一次讲学，顾炎武外甥、昆山三徐之一的徐秉义曾来旁听，因得知其舅时在京师，故请陈、万二人至京赴考之便，带上《明夷待访录》就正。由此可见，黄宗羲也将顾炎武视作“同志”了。不过，黄宗羲竟将这本认为清廷的统治仍处于“乱运未终”之时，君为“天下之大害”的大逆不道著作，让弟子带到辇毂之下的首都，胆子也实在太大了。

顾炎武看了《明夷待访录》后，极为欣赏，“读之再三”。他对黄宗羲为人的评价是：“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以顾炎武品评人物的眼光来看，可以说当时与他一样有其识者，仅黄宗羲一人。从他对黄宗羲此书的评价，可以说俩人英雄所见略同：黄宗羲说“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题辞》。顾炎武则说“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顾王两人身处“乱运未终”之时，对国家的“终极”前途尚相当乐观，从语气上来看，似乎顾炎武更为乐观。当然乱运之终，这是将来之时，现在只能如顾炎武所说“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作如此盼望而已。这与黄宗羲的“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焉，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题辞》。的想法一致。

又例如《原君篇》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己，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说的是君主应从一己之大公无私，从满足天下万民之私。顾炎武在其《郡县论》五也说：“天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有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以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守令》。顾炎武的论述，其内容和角度虽与黄宗羲有所不同，但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即以人君一己之大公，以遂天下万民之大私。

至于《日知录》与《待访录》观点一致或相近之处的确不少，如《日知录》卷七《周室班爵禄》说：“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篇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这与顾炎武“为民而立君”的意思是一致的。因此，黄宗羲在《置相》篇中引用《孟子》的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和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之后说：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两人所说虽有所不同，但都主张君臣之间等级差距应缩小，顾炎武主“一也”，黄宗羲主不能“截然无等级”，两者的精神都反对君主权力高高在上而不可攀。

又如顾炎武从正面提倡“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天子才能有权。他的理由是：“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益尊。”这是因为“天下之权，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黄宗羲也主张“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置相》。然而“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原臣》。其意是相同的，都是反对君主专制的集权制，分君主之权于群工百职，以及各级政府机构之中。

再如，顾炎武区分“亡国”与“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这与黄宗羲所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原臣》。两人的观点何其近似。顾炎武主张“存清议于州里”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清议》。而黄宗羲主张“公其是非于学校”《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学校》。两者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顾炎武说其《日知录》一书所论，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之所论者其相同有“十之六七”。

顾炎武又为何要以其《钱粮论》上下两篇相赠呢？原来他看了《明夷待访录》中《田制三》中所述“所税非所出之害”和“财计一”中说“后之圣王而欲望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的主张，与他在《钱粮论》上的观点不仅一致，而且可以互为补充。顾炎武说，他在关中看到朝廷征粮之日，虽是丰年，而民仍相率卖妻、卖子，为什么？因为田地生产的是谷而不是银，“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现在银矿矿工停工，市舶不通，海舶不至，造成“中国之银，在民间者已日消日耗，而况山僻之邦，商贾之所绝迹”，而朝廷仍要折色征银，故“谷日贱而民日穷，民日穷而赋日诎”。他说：“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是恃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顾炎武的“所求非所出”与黄宗羲“所税非所出”，两者的命题，从形式至内容完全一致。不过顾炎武没有作出如黄宗羲“废金银”这样激烈的主张，他主张应有所“通融”，凡不通商的州县，应“尽纳本色”（即谷麦等粮食），不得已，则“以其十之三征钱”。至于“通都大邑、行商麇集之地，虽尽征之以银而民不告病”以上所引，皆见《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一《钱粮论》上。

顾炎武在《钱粮论》下里，则对上述田赋用银作补充说明，他提出了所谓“火耗”的问题。火耗的原意是，由于官府从民间所征之银，多是细碎银两，上交国库必须用火融化为银锭，这就产生了消耗，因此征银时多征了一些，以抵消耗之银。原来火耗仅“百之一二”，后来“借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而此法相传，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落入贪官污吏腰包的火耗愈来愈多，顾炎武痛心疾首地说：“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一《钱粮论》下。

“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也就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所说的“积累莫返之害”，不过黄宗羲讲的是田赋，顾炎武讲的是火耗而已。

至于顾炎武说他的《日知录》与《待访录》尚有十之四三的不同，这不是指对“天下”发展的前途上有所不同，而是在具体执行的方法上有所不同。如顾炎武所说：“惟奉春一策，必在关中，而秣陵仅足偏方之业，非身历者不能知也。”考历史上无“奉春”一词，顾炎武这里所说当为暗语。《春秋》首页第一句为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孔颖达《疏》：“言王正月者，王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经元年春，王正月”，孔颖达疏。意谓革除前代（这里指周革商）的王，在其立国第一年的第一季度春天的朔日（初一），宣布改朔，如周革商命，商的正月为丑月，周改以子月（十一月）为正月，称为告朔，以统一历法，表示正统。何休《公羊传》注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第一》。也就是说，“春，王正月”，表示了《春秋》微言大义，其义主要有二：一是“大一统”，周建立后，颁行周历，其诸侯各国必须奉行，以示一统；二是“尊王攘夷”，即《公羊传》所说“内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由此可见，顾炎武所说“奉春”一策，是奉“春，王正月”的大义，即革除清王朝，恢复华夏之国，实行大一统后所奉行的一策。参阅《明夷待访录》，这一策就是“建都”一策。

在建都问题上，顾炎武不同意黄宗羲建都于“秣陵”，秣陵为南京古称。顾炎武为什么主张建都关中而不在南京呢？他对黄宗羲说：“及至北方十有五载，游览山川，周行边塞”，他并不是在作旅游，而是在考察北方的人情风俗和山川形势，目的就在于考虑将来的建都所在地。经过考察后，他认为秦人的风俗，“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从地势上讲，“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三侄书》。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奉春之策，应在关中。而黄宗羲在《待访录》中主张建都南京，理由是：“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建都》。黄宗羲主张建都金陵，显然受钱谦益“楸枰三局”的“中原根本自在江南”，“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钱谦益“楸秤三局”的建议，见于《瞿忠宣公集》五《奏为天意扶明可必，人心思汉方殷，谨据各路蜡书，具述情形，仰慰圣怀。更祈迅示方略，早成中兴伟业事》疏内。然后挥师北上，扫清河朔，恢复明朝这一战略的影响。顾炎武以风俗地势主张，黄宗羲以粟帛财富立论，所以两人奉春建都之策不同。

此外，黄宗羲主张以方镇来代替封建和郡县，他说：“是故封建之敝，疆场之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敝，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方镇》。顾炎武则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他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还说如此的话，“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他俩在这方面的观点也有异。

这两位抗清失败后明遗民所写的反思之作，都在探讨后清朝时代有关的经济、政治各种建制，所以互为知音。黄宗羲看来也如顾炎武那样，对顾炎武所寄信及《日知录》八卷和《钱粮论》二篇也“读之再三”，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致使在他八十五岁临死前一年所作《破邪论》的《题辞》里，提到他思复三代之旧而作《明夷待访录》，“昆山顾宁人见之，不以为迂”《全集》第一册《破邪论·题辞》。对顾炎武的来信，仍念念不忘。

黄百家自然看到顾炎武致其父信，次年，康熙十六年，万言从京回里，道及顾炎武近况及其对黄宗羲的“殷殷”之意。由于李文胤为其母写的是“权厝志”而非墓志铭，因此他很想请顾炎武为其母作墓志铭。恰好这一年黄宗羲又至海昌讲学，黄百家随侍听讲，遇到顾炎武外甥徐秉义，得知顾炎武在德州，而且答应帮助他寄书，于是有《上顾宁人先生书》，述其母之行状，求为作墓志铭。黄百家《学箕初稿》卷二《上顾宁人先生书》。可惜因顾炎武行踪飘忽不定而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