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名人故事 礼乐之兴与亡国之恨的交织_晚年的内心矛盾

礼乐之兴与亡国之恨的交织_晚年的内心矛盾

时间:2022-08-23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礼乐之兴与亡国之恨的交织_晚年的内心矛盾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第65章 礼乐之兴与亡国之恨的交织——晚年的内心矛盾黄宗羲自康熙十九年承认了朝廷统治的合法性,在其著作中经常出现““顺治”和“康熙”的年号,并与朝廷高官叶方蔼,特别与昆山三徐来往频繁,甚至在《山西右参政籲之丘公墓碑》里,出现了“王师下江南”,《与徐乾学书》称康熙为“圣主”的字眼,他为什么在一生心路历程的晚年出现这样大的转变?这在他饰巾待尽的

礼乐之兴与亡国之恨的交织_晚年的内心矛盾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65章 礼乐之兴与亡国之恨的交织——晚年的内心矛盾

黄宗羲自康熙十九年承认了朝廷统治的合法性,在其著作中经常出现““顺治”和“康熙”的年号,并与朝廷高官叶方蔼,特别与昆山三徐来往频繁,甚至在《山西右参政籲之丘公墓碑》里,出现了“王师下江南”,《与徐乾学书》称康熙为“圣主”的字眼,他为什么在一生心路历程的晚年出现这样大的转变?这在他饰巾待尽的八十二岁,康熙三十年所作的《靳熊封诗序》中所说“方今礼乐将兴”《全集》第十册《靳熊封诗序》。这句话中可以找出思想原因。所谓礼乐,即帝王的制礼作乐,其制定的政治社会制度,达到儒家典范的意思。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孟夏》的“礼乐”:“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说康熙帝方兴礼乐,意谓朝廷的统治政策已由过去的夷狄之道,转而为中国之道。他在《留书·封建》中说,“古之有天下者,日用其精神于礼乐刑政,故能致治隆平”,康熙帝的右文政策,不是正符合这一精神吗?他在《靳熊封游黄山序》文中说“礼乐将兴”,表明黄宗羲对清廷右文政策的认同。

然而康熙帝在短短十几年的右文政策,是否能抚平清兵入关近二十年内对汉民族的大量屠杀、掳掠,摧残经济,破坏文化,使前明礼乐制度带来的社会治平荡然无存,从而造成他心底里的深刻伤痕呢?对黄宗羲来说,似乎很困难。他一方面守定“遗民”的底线,一方面在诗文中常流露出对前明的留恋,并在行动上有所表示。在他病衰几度垂危的晚年,他处于既欢迎当今的礼乐复兴,又心怀亡国之恨的交织之中,他的心情十分复杂和矛盾。

他在行动上坚守遗民底线,表现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辞绝参加绍兴府的乡饮酒礼之邀。乡饮酒礼,是上古的礼制,见《礼记》卷三《王制》。它属“王者之制”,即帝王行政的制度之一,为在乡退守官员养老的一种礼节。《王制》规定:“养耆老以致孝。”其礼节为“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朱熹弟子陈澔在《礼记集说》中注:“庠,则乡之学也。耆老,乡中致仕之卿大夫也。”地方长官在乡学内,邀请退休耆老参加射礼和饮酒礼。在举行乡饮酒礼时,可以让在乡的士人参观。《礼记》卷十《乡饮酒礼》指出:参加乡饮酒礼的“耆老”,须六十岁以上,黄宗羲时年八十,在年龄上完全符合规定。然他并非朝廷致仕的大夫,本不该邀请他,因他曾受康熙帝特旨礼聘,所以绍兴地方官不敢怠慢,邀他参加乡饮酒礼。黄宗羲自然不能参加,否则他就成了清廷的退休官员,他的“明遗民”最后一道防线就被突破了。故他在《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中力辞,表面理由是“秋季一病,去死无几,以是龙钟潦倒,行止须人”,而乡饮酒礼必须“进趋中度,升降拜揖,竟日无倦”而后可,这对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体力上难以应付。然其中还有一个理由,他说: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庶人之义,召之役则往役,笔墨之事亦役也,羲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今之乡饮酒,亦奉诏以行者也,假若应命面赴,召之行,则避其劳而不往,召之为宾,则贪其养而饮食衎衎,是为不忠《全集》第十册《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他虽然没有自称“遗民”而不往,但“辞不行”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先点出自己是庶民,普通老百姓,并非致仕的卿大夫。且过去以老病辞修史之劳,今则虽老病却贪乡饮酒宴会而赴,岂非对上不忠。他以“老病”为借口,不“奉召而行”,正是坚持明遗民身份的一种婉转借口。虽然婉转,但理由充足有力,绍兴知府才放弃了对他的邀请。黄宗羲向郑梁诉苦:“刻下郡守延请乡饮,弟力辞之,又费周折。”《全集》第十一册《与郑禹梅书》三。

他内心深处对前明留恋,可以说一直不绝,康熙二十二年他的“亡国何代无,此恨真无穷”的怨诉,在他病衰的晚年,也时常流露于诗文。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七十八岁时,有《应炯先九十寿》诗,应炯先为前明天启七年举人。黄宗羲有感而发,写下了“铜人有泪秋风急,商女无知夜月明。多少兴亡云过眼,销除姑妇一残枰”《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四《应炯先九十寿》。的诗句。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宦官牵车取汉武帝墓前的铜制捧露盘仙人,拆盘将载铜人时,据说铜人潸然泪下。后来唐李贺有《金铜仙人辞汉歌》记载其事,说:“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南朝陈后主生活奢糜,日与宠妃幸臣游宴作乐,令宫女唱《玉树后庭花》的艳词,不问政事,致使国亡。唐杜牧有《泊秦淮》一诗讽刺:“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黄宗羲“铜人有泪秋风急,商女无知夜月明”诗句所表达的,正是魏灭汉,隋亡陈那样的亡国之痛。但对照文天祥的“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念奴娇》)的诗句,其悲愤之情,斗争的意志,就有较大差距了。(www.guayunfan.com)

康熙二十七年,他已年近八十,从昆山抄阅传是楼藏书回来。几年前督学王掞为表章前明天启、崇祯的忠节,立六贤书院于绍兴,这“六贤”指黄尊素、刘宗周、施邦曜、倪元璐、祁彪佳、周凤翔。六贤中除黄尊素死于天启奄难,施邦曜、周凤翔死于北京闯难,其他三位都死于抗清之难。黄宗羲特至六贤书院拜祭,他有《蠡城拜六贤书院》诗,诗中说:

六贤讲院揭碑坊,六十年来一电光。

郡守中秋来致奠,孤儿重九自拈香。

风翻菱浦寒烟满,雨湿牵牛翠带长。

为读碑文来下马,更无人不叹兴亡!

一堂香影自萧疏,正值有司将事初。

同是千秋亡国恨,分为三帝纪年书。

灵旗拂处涛江暗,朱鸟来时鬼宿虚。

后死无人追往事,空留明月照庭除

《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四《蠡城拜六贤书院》。“六十年来一电光”,“空留明月照庭除”,表示无奈之情。但这无奈之中,掩不住积压在他心中“更无人不叹兴亡”和“同是千秋亡国恨”的幽怨之情。

这首诗也告诉人们,他将千秋亡国之恨寄托于他所写的“三帝纪年书”。在这诗句后他自注:“天启、崇祯、弘光。”这“三帝纪年书”,正是顺治十八年(1661)王正中到化安山双瀑院过访时,他所作的《王仲侍御过龙虎山草堂》诗中所说的“千秋国史附江东”的《三史》一书。这本史书,后称为《明三史钞》。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他逝世后三年,他的弟子万斯同在京修史,请假回里省亲,顺道往余姚,访黄百家,在其黄竹浦寓所,看到了这部书。黄百家说:“(斯同)已见先遗献晚年所著《明三史钞》,大喜曰:‘此一代是非所关也。我此番了事,归来将与汝依此底本,另成《明朝大事记》一部,如何?’余心甚快之。”钱仪吉《碑传集》卷一百三十一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但因万斯同猝然卒于京都,此志未遂。知师者莫若其徒,黄宗羲在《明三史钞》所表达的正是痛于故国之亡的“国可灭,史不灭”的史学思想。

《蠡城拜六贤书院》“灵旗拂处涛江暗,朱鸟来时鬼宿虚”的诗句,表面上是形容六贤书院建成之日的祭奠礼节,其实暗地里流露出亡国悲痛。“涛江”,暗指钱塘江。《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传》:吴王夫差受谗杀伍子胥,“子胥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唐张守节《史记正文》注:后越灭吴,越军在临江北岸立坛杀白马,祭伍子胥,“越军开示浦,子胥涛荡罗城,开此门”。后人因传说伍子胥怨恨吴王,驱水为涛,这就是钱塘江江潮,又称“子胥涛”。宋《淳祐临安志》卷十《浙江》:“又按夫差内传吴王赐伍子胥死,乃取其尸,盛以鸱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势不可御。于是仲秋既望,扶人以鼓迎之。”黄宗羲“灵旗拂处”表面上祭的是六贤,心底里祭的是前明。“朱鸟来时鬼宿虚”,这句很难理解,但是,如果与黄宗羲在《复芹堂记》的“岂不知其师平时之饮食在坠露落英……原若化为朱鸟、飞鸣过之,不受汝招也”相对照,他心里的秘密,就容易破解了。屈原的弟子宋玉有《招魂》赋《招魂》的作者和招何人之魂,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这里就黄宗羲自己的看法予以分析。以神话的口气,说天上、地下如何可怕险恶,而家乡又如何美好,招屈原魂魄归来享受安乐的生活。然而,化为朱鸟的屈原魂魄来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一片虚幻,“鬼宿虚”,当然飞走了,“不受汝招也”。朱鸟,明代皇帝姓朱,即朱明之鸟,黄宗羲以此暗喻自己,也就是说,诗句表达的是他坚决以遗民自处,不受清朝任何官职之招的坚定心意。

康熙二十七年,他还有《赠诸暨傅平公》诗一首,中说:身挂麻衣能不染,心非蜡烛未成灰。

已将前梦留《心史》,不惜人言是怪魁。《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四《赠诸暨傅平公》。“身挂麻衣不能染”好理解,“麻衣”指平民穿的衣服,宋谢翱《青薪亭》诗、“归路逢樵子,麻衣草结裳”。如衣服染上颜色,成了彩服,就有可能成了官服。“不能染”,自然指不到清廷做官。唐李商隐《无题》诗,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句。黄宗羲稍改其句,成“心非蜡烛未成灰”,意义就大不相同了,是他的什么心情尚未成灰呢?难道是早年推算胡翰十二运得出二十年交入“大壮”的壮志吗?自然有可能,因为六年后,在他临死前一年,在《破邪论》中还念念不忘胡翰十二运推算之骗人。不过他的“壮志”,已像从苏州井中打捞上来,被锢在铁匣里宋遗民郑思肖所作谴责元朝残暴统治的《心史》元末明初陶宗仪著《缀耕录》,称宋末明初郑思肖(字所南)悲宋室之亡,作书十卷,名《心史》,中多诋刺蒙古事,锢书于铁匣,沉于苏州承天寺井中。明末崇祯时,寺僧浚井后发觉,上于巡抚张国维,张刻之印行,一时传为异事。万斯同《宋季忠义录》记载此事。那样,属于“前梦”了。

正是在这一年一天的夜里,他忽梦见了顺治二年与他一起在钱塘江畔“画江之役”共同抗清的战友王正中,醒来后不觉泪湿衾被。有《梦王仲》诗一首,中说:当年共有荒鸡志,今日唯闻邻笛音。

梦里数行知己泪,醒来犹自湿孤衾。《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四《梦王仲》。“荒鸡志”,一般来说,鸡鸣三更,在三更前啼的鸡,称“荒鸡”。东晋祖逖刘琨,有匡复中原之志,俩人听到荒鸡之鸣,共同起而舞剑。黄宗羲用此典故,回忆起自己与王正中当年复明的壮志,不过现在已听不到荒鸡之鸣了,于是他在梦中哭醒,梦里的泪还沾湿了衾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知他缠绵的仍是亡国之痛。

康熙三十年(1691),他忽然接到当年在海上共同抗清的吴钟峦子吴裔之来信。他自然回忆起他从亡鲁王监国于浙东健跳所,因清廷有录不顺命的明遗民家口之令,他不得已陈情监国回里,时吴钟峦驾三板船相送十里之外,呜咽而别的情景,他再一次泪湿,赋诗一首:荒村接得纸零星,四十三年梦又呈(自注:己丑至今四十三年)。

战鼓夫人充健卒“战鼓夫人充健卒”,当指解鲁王健跳之围的水军大将阮进之女。钱谦益《投笔集·小舟惜别》有“娘子绣旗营垒倒”句,自注:“张定西(张名振)谓阮姑娘,吾当派汝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殒,惜哉!”,朝仪宗伯领诸生(自注:皆当日事)。

寒琴坠水声犹在(自注:其地为宋高宗坠琴处,渔人得之以献,高宗流涕久之。是时诸公共赋此题),孤堞经围血尚。

三板洋中三千里,至今耿耿此时情(自注:余行时,先生乘三板船来别)。

十里洋船上下潮,一杯相对话漂摇。

马兰万树遮荒岛,饥鹗千群泊乱礁。

公已千秋传信史,我开九袠冷诗瓢。

宫人何事谈天宝,清泪能无湿绛绡

(自注:乱礁洋,文山有诗)!

《全集》第十一册《全祖望选本南雷诗历》卷五《得吴公及(自注:名裔之,霞州先生子)书》。两首诗都是回忆早年海上抗清情景,都是最后一联道及了黄宗羲目前的心情,为什么四十三年前自己抗清的情节,尚在他暮年的心中缠绵错结耿耿于怀,而尚未被时间所销磨呢?“宫人何事谈天宝”,是从唐元稹《行宫》“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句演化而成。天宝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关键。安史之乱后,天宝年间进宫的幼女,现在已白发苍苍,她们在宫中谈论唐玄宗的往事,成了摆龙门阵以打发时间的闲话,“闲坐说玄宗”了。可是黄宗羲却不同,这些往事,都同他血肉相连,抗清的艰苦与失败,对他来说,有切肤之痛。虽然星换月移,时间过去已有四十三年,对他来说,仍历历在前,并未随时间之流消磨,感情之强烈,使他老泪纵横,“清泪能无湿绛绡”!

康熙三十年(1688)他游黄山回来,已感身体不适,要编完《宋元学案》这部巨书,显然力不从心。刚好黄百家再辞明史馆之职回来,于是令其赓续完成。此书最后一部份为《北方学案》和《草庐学案》,前者后由全祖望增补后改为《鲁斋学案》。我们从这两篇《学案》中,可以窥见黄宗羲在饰巾待尽晚年思想上变化的一些蛛丝马迹。

如前所述,顺治十年(1653),他著《留书》,在第五篇《史》中,激烈地批评元儒许衡(字鲁斋)和吴澄(号草庐)在元廷为官,“无能改虏收母篾丧之俗”,即纳母为妻,死后棺入穴而无坟的风俗,意谓许、吴两人为夷狄之臣,不以中国“文”的礼仪,去改变蒙古人“质”的风俗,使夷狄由质而入于文。故他先斥责许衡,举其所说“万国世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所甚难”句说:“夫三纲五常,中国之道,传自尧舜,非亡宋之私也,乃以此为亡国之俗,虽曰异语,衡独不畏于尧舜乎?”《全集》第十一册《留书·史》。批评不可不谓严厉。可是他在《鲁斋学案·文正许鲁斋衡》的文中,不录许衡说的这段话,反而在其小传中说:“先生尝曰:‘纲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故乱离之中,毅然为己任。”《全集》第六册《宋元学案》卷九十《鲁斋学案》。一变早年之说,称赞许衡能在战乱中担当起三纲五常中国之道的责任

黄宗羲在《留书》曾举吴澄所说“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这种俨然以继承宋儒道统自居的话予以抨击,他说:“澄举进士于中国,变而为夷,贞者固如是乎?”意谓作为夷狄之臣,是不配继承中国道统的。可是今天他在《草庐学案·文正吴草庐先生澄》中,重述了这句话后说:“其自任如此!”《全集》第六册《宋元学案》卷九十二《草庐学案》。评价与早年完全相反。

自顺治十年到康熙三+八年,历时近四十年,《留书》中激烈的汉民族主义的情绪至此已一扫而空。对许衡、吴澄两位元儒从否定到肯定,其认识差距如此之大,不仅是由于岁月的销磨之故,也应是他接受康熙右文政策的缘故,再次证明他认可康熙实行中国之道,是他承认清廷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原因。

康熙二十八年,黄宗羲咳嗽严重,晚上睡不着,他作《卧病》一诗说:骚屑三秋不自宁,半床明月照零丁。

何缘肺气秋涛壮,载尽人间许不平!《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四《卧病》。八十老翁,于世何求,有什么人间不平事,如秋涛那样在他胸中起伏?这当不是别的,应是亡国之恨。可是,康熙三十一年,他有《哭相国徐立斋先生》诗,说“天章照茅檐,耄倪皆惊赫”,又流露出对清廷右文的欢迎。可以说,黄宗羲晚年他的幽怨的亡国之恨,和他对清廷方兴礼乐的某种欢迎,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感情,一直缠结在他的心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