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雷文案》之刻_黄吕的彻底决裂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南雷文案》之刻_黄吕的彻底决裂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60章　《南雷文案》之刻——黄吕的彻底决裂

康熙十四年，《明文案》刻成，黄宗羲弟子郑梁认为黄宗羲并非是一位以文见于世的人。但文即是道，孟子殁后，文与道裂而为二，至宋，才间有所合，以文兼道，或以道兼文，而卓然著名于世的，屈指可数。而“先生（黄宗羲）起于文衰道丧之余，能使二者焕然复归于一，则虽先生竟以文见可也。”《全集》第十一册郑梁《南雷文案序》。因此在康熙十七年，他提倡刻黄宗羲文集，征求同门学友意见。然集资有困难。二年后，资金才落实，于是他们造访黄宗羲，黄宗羲亲自选取十之二三，在康熙十九年出版，定名为《南雷文案》。

《南雷文案》一出，其中收有一篇《与李杲堂陈介眉书》，使原来康熙九年因黄宗羲作《高旦中墓志铭》而引起的黄宗羲与吕留良扩大了的裂痕，终于无可挽回地彻底决裂了。

当高斗魁家人欲砻石刻黄宗羲的《高旦中墓志铭》时，吕留良看了后认为“微词丑诋”《吕晚村先生文集》附录吕公忠《行略》。于是高氏家人不再刻，“欲先生稍更数言”李文胤《杲堂诗文集·杲堂文续钞》卷三《答黄先生书》。当时，高斗魁甬上友人、与黄宗羲处于师友之间的李文胤，首先为文吊唁。他听说黄宗羲写了墓志铭，曾与其婿、黄宗羲证人弟子万斯备谈论这件事，又向高氏家人索看，高氏家人“竟不肯发”。而黄宗羲另一位甬上证人弟子陈锡嘏看到了，他似乎不以为然，同意高氏家人希望黄宗羲修改高斗魁行医“未必纯以其术”和“身名就剥”这两条。时万斯大正有事赴黄竹浦，陈锡嘏就托他向黄宗羲传达他的意见。黄宗羲既听万斯备说李文胤想看他所作的这篇墓志铭，又听到万斯大传来的陈锡嘏的意见，于是在康熙十年作《与李杲堂陈介眉书》，寄与这两位弟子，表示拒绝修改墓志铭中这两句话。信的内容如下：

首先，黄宗羲从墓志铭的性质谈起，他说：夫铭者，史之类也。史有褒贬，铭则应其子孙所请，不主褒贬，而其人行应铭法则铭之，其人行不应铭法则不铭，是亦褒贬寓于其间。后世不能概拒所请，铭法既亡，犹幸一二大人先生一掌以堙江河之下，言有裁量，毁誉不淆。他举韩愈为王適、柳宗元作墓志铭，都不讳言他们的缺点为例。接着说：大凡古文传世，主于载道，而不在区区之工拙。故贤子孙之欲不死其亲者，一则曰宜得直而不华者，铭传于后；再则曰某言可信，以铭属之。苟欲诬其亲而已，又何取直与信者！亦以诬则不可传，传亦非其亲矣，是皆不可为道。黄宗羲认为，铭属史的性质，史有褒贬，但铭应其子孙所请，不主褒贬，怎么办？如果铭主生前行为相应褒贬的铭法，就写；如果生前行为与铭法不相应，则不写，这就是寓褒贬于铭法之中。后来铭法消亡，但作为贤子孙，必然希望能在铭中写入其父祖“直”和“信”的生前言行，说明铭主不实的言行，都不能写进铭文内，否则，然离开了文以载道的原则。(www.guayunfan.com)

其次，按上述铭法原则，《高旦中墓志铭》上述两句，就不能改易，为什么？他说：今夫旦中之医，弟与晦木标榜而起，贵邑中不乏肩背相望，第旦中多一番议论缘饰耳。若曰其术足以盖世而跻之和、扁，不应贵邑中扰扰多和、扁也。……说者必欲高抬其术，非为旦中也，学旦中之毉，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则代者之品亦与之俱下，故不得不争其鬻术之媒，是利旦中之死也。……且铭中之意，不欲置旦中于毉人之列，其待之贵重，亦已至矣！至于“身名就剥”句，他说：至于身名就剥之言，更之尤不可解。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旦中有一于是乎？自有宇宙，不少贤达胜士，当时为人宗物望所归者，高岸深谷，忽然湮灭，是身后之名，生前著闻者尚不可必，况欲以一艺见长而未得者乎？弟即全无心肝，谓旦中德如曾、史，功如禹、稷，言如迁、固，有肯信之者乎？……惟是旦中生平之志，不安于九品之下中，故铭言“日短心长，身名就剥”，所以哀之者至矣！最后，他告诫李文胤和陈锡嘏：今日古文一道，几于坠地。所幸浙河以东二三君子，得其正路而由之，岂宜复狥流俗，依违其说。弟欲杲堂、介眉，是是非非，一以古人为法，宁不喜于今人，毋贻议于后人耳。以上所引皆见《全集》第十册《与李杲堂陈介眉书》。李文胤、陈锡嘏收到黄宗羲信后，李文胤因早在黄宗羲前已为高斗魁作唁文，提出修改此二句并非出自己意，所以他将情况作了简单的说明，还说自己所写之文，与黄宗羲这二句有相似之处李文胤《杲堂诗文集·杲堂文续钞》卷三《答黄先生书》。至于陈锡嘏有否作出表示，不得而知，在他所著《兼山堂集》中，未发现他与黄宗羲的信。

由于黄宗羲《与李杲堂陈介眉书》属于私人书信往来，未公开，但十年后，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出版了《南雷文案》，收进了这封信，公开了。吕留良看了后，在《与魏方公书》中，喷出了他压在心头的强烈不满。他对魏方公说，看了送来的《南雷文案》，“《旦中墓志铭》固极无理，而莫甚于《与李杲堂陈介眉书》”，他首先驳斥了黄宗羲的“铭法”，他说：凡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原与史法不同，称人之恶则伤仁，称恶而以深文巧诋之，尤不仁之甚。然犹曰“不没其实云尔”。未闻无其实而曲加之，可以不必然而故周纳之，而犹曰：“古志铭之法当然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与魏方公书》。“深文巧诋”、“无其实而曲加之”、“不必然而故周纳之”，这是吕留良对《高旦中墓志铭》的总评价，认为完全违背古之铭法。

为了说明他的总评价，他先举例黄宗羲的“巧发奇中，不必纯以其术”这句话予以驳斥，他说：今谓旦中“工揣测人情于容动色理之间，巧发奇中，不必纯以其术”，试以此数语思之，其人品心术，为君子乎？为小人乎？谓旦中医为下品，某不敢知，谓旦中之人品心术为小人，此某之所决不敢信也。若太冲本意，止叹息旦中驰骋于医而不及从事太冲之道，则亦但称其因医行而废学，亦足以遣词立说矣，何必深文巧诋之如此。……若旦中之医，则故太沖兄弟欲藉其资力以存活，故从臾旦中提囊出行，其本末某所亲见具悉。接着，他又举黄宗羲的“身名就剥”句，再予驳斥，他说：即“身名就剥”句，……旦中生平正志好义，才足有为，其大节磊落足传者颇多，固不得以医称之，又岂遂为医之所掩哉！……旦中身无违道之行，口无非圣之言，其生也人亲之，其没也人惜之，然则旦中之日虽短而身名固未尝剥也。太冲虽欲以私意剥之，亦乌可得耶？夫德不如曾、史，功不如禹、稷，言不如迁、固，即曰“身名就剥”，然则太冲之必不如曾、史、禹、稷、迁、固，已万万可信也，日空长而名早剥，方自悲之不暇，而遑及悲旦中乎？最后，关于黄宗羲在墓志铭中修改高斗魁临卒前绝笔“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亲”诗句，改“不见”为“共见”而说“夫可没者形也，不可灭者神也，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见，则坠鬼趣矣”的说法，予以批评：“夫使旦中之神，共见于明月冈头，真活鬼出跳矣！旦中之句，以鬼还鬼，道之正也。如太冲言，即佛氏大地平沉，有物不灭之说耳。青天白昼，牵率而归阴界，太冲之云，毋乃正坠鬼趣乎？”《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与魏方公书》。

应该承认，吕留良上述之驳，有相当道理。

要补充说明的是，高斗魁著有医书《四明心法》三卷，《四明医案》一卷。此后，康熙晚年，杨乘六将高氏这四卷和吕留良《东庄医案》一卷以及董废翁所著医书，辑而成一书，称《高鼓峰先生己任编》，他在高、吕两人所著的五卷后说：“四明、东庄两家，其活人之奇验，传闻人口者，不可详述。”高斗魁著、杨乘六辑《己任编》。此书后又称《医宗己任编》。说明自吕留良向高斗魁学医后，医术猛进，人们往往将高吕两人姓名连在一起，成了名扬浙东、西的名医。黄宗羲在《与李杲堂陈介眉书》说：“说者必欲高抬其术，非为旦中也，学旦中之医，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则代之者之品，亦与之俱下，故不得不争其鬻术之媒，是利旦中之死也。”从杨乘六将高吕两家齐名于医界来说，黄宗羲所谓“说者”、“代之者”，虽不能确指为吕留良，但也不能使人不怀疑这一可能性。对吕留良来说，自然认为黄宗羲在指桑骂槐，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

黄宗羲的这篇墓志铭和与李杲堂、陈介眉书，也引起一些他的亲友的不满，魏方公就是一位。还有当年与黄宗羲在吕留良处一起共同选《宋诗钞》的吴之振，吕留良在《与魏方公书》最后提到，黄宗羲对高斗魁卒后如此态度，“吴孟举（吴之振字）兄亦深为叹息”。在甬上，除陈锡嘏外，还有一位万斯年（字祖绳），他是黄宗羲甬上生死之交的挚友万泰的长子，甬上证人书院黄氏得意弟子万言的父亲。他曾试图为此事在黄、吕两人之间调解。吕留良在《答万祖绳书》中说：“近岁贵郡诸公以弟为异己之罪人，鸣镝所注，万矢恐后。独老兄惓惓犹以故人相待，嗜其肤论，贻以未见之书，厚意有加，自揣无足致此于老兄者，但有感且愧耳。……念旦中当日所周旋，分甘给火，手援翼覆之人，今多反唇诟骂，声达九泉。惟老兄殷殷轸卹，痛痒关切，友道之砥柱，于兹仅见耳。”《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答万祖绳书》。可知万斯年对黄宗羲也不以为然。至于高氏家人和兄弟，最后未刻黄宗羲的墓志铭，自然更不在话下了。甚至黄宗羲弟弟黄宗炎，似乎与吕留良一起与其兄决裂。全祖望说他“虽伯子时有不满其意者”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九《寓公鹧鸪先生黄宗炎》。他此后仍与吕留良有诗书往还，在《武林逢吕用晦次日别去代简送之》诗中说：“依回往事千双汨，惨淡贫交四十年。今日与君皆老病，未知何物可留连！”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九《寓公鹧鸪先生黄宗炎·武林逢吕用晦，次日别去，代简送之》。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吕留良卒，他有近千字长诗《哭石门四首》，为吕留良鸣不平，如说：“滔滔江河趋，礼乐争践蹂。典型悉毁灭，狂号恣童幼。廉耻残烟消，机诈乱流凑。愈出愈显奇，谁或腹私诟。今君倏云亡，吾舌卷不漏。”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九《寓公鹧鸪先生黄宗炎·哭吕石门四首》。黄宗羲所以不为黄宗炎卒后作墓志铭，这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吕留良卒的那一年，当时服膺吕留良之学“有如饥渴，所不同者出处”吴光酉《陆稼书先生年谱》卷上康熙二十二年条，引陆陇其《与无党书》：“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学，有如饥渴，所不同者出处耳。”的陆陇其，曾在京师与在京甬上人士有一次公酌。这些甬上人士中有万斯同、万言、陈夔献，都是黄宗羲弟子，在座上，他们与陆陇其谈起过吕留良：贞一（万言）极言石门（吕留良）之失，先生（陆陇其）曰：“此皆石门前半段事。”又言石门之攻阳明也，即所以攻梨洲。先生谓此言尤过，或其初意气相左则有之，若后半段之石门，直是为学术起见，岂为攻梨洲而然。季野云：“石门之所以怨梨洲者，以梨洲曾有书数其失。又一日众生中语及罗念庵（明罗洪先，阳明弟子），石门不知何人也，梨洲之子唐突之，所以怨益深。”先生云：“此言恐不足信，纵有之，石门前半段事，不足道也。”吴光酉《陆稼书先生年谱》卷上康熙二十二年条。这次公酌，可算是吕留良弟子与黄宗羲弟子之间各为其师的一次辩论，反映了吕留良“前半段”与黄宗羲交恶的某些原因，也反映了吕留良所说向吕留良“鸣镝所注，万矢恐后”的甬上主要人物为黄百家、万言、万斯同。然而并不是如吕留良所说“万矢恐后”，欲置之于死地，双方之间的讨论，基本上就事论事，平心静气，不像吕留良弟子严鸿逵那样意气用事，遣词激烈、偏陂。

吕留良《与魏方公书》批驳了黄宗羲《与李杲堂陈介眉书》的论点固然有理，然而，怒气所至，未免笔锋伤人，他指责黄宗羲的人品，乃至作人身攻击，他说：世有窃陈、王之余涎，掇杂流之枝语，簧鼓聋瞆，建孔招颜，藉讲院为竿牍之阶，饰丹黄为翰苑之径，一时为之閧然。然而山鬼之技终穷，妖狐之雾必散，此乃所谓“身名就剥”者耳。又说黄宗羲：当道朱门，枉词贡谀；纨绔铜臭，极口推尊。余至么嵬琐，莫不为之灭瘢刮垢，粉饰标题。《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与魏方公书》。“建孔招颜，藉讲院为竿牍之阶，饰丹黄为翰苑之经”，指的是黄宗羲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是为了进入“翰苑”，这并不错，是他不了解黄宗羲为了实现其弘扬汉文化，为二十年后交入大壮作准备的误解。但说是“竿牍之阶”，这就错了，“苞苴竿牍”，见《荀子·列御寇》，原意指馈送礼物，这里当指行贿。甬上证人书院弟子考取进士，全凭他们在老师指导下的真才实学，决非行贿所致。吕留良在信中揭发黄宗羲“托贵人为二子百家、百学援闽例，贵人偶误记，纳百家、正谊为二”，这件事确实有。黄百家在给顾炎武信中就自称“百学”。这确是黄宗羲一生中的污点。但说他“贡谀”当道的朱门，献媚当时的权贵，甚至说黄宗羲为人写墓志铭，替某些“么嵬琐”微不足道和奸邪险恶的人“灭瘢刮垢”，因《高旦中墓志铭》之误，而否定黄宗羲其他铭文和铭主，这就过分了。更不应该的是，他骂黄宗羲为“山鬼”、“妖狐”，可以说意气用事，出口伤人了。

康熙十八年，顾炎武曾称誉“梨洲、晚村，一代豪杰之胤”《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本）卷四《附答李子德》。按：李子德即李因笃。黄吕两人，合则两利，分则双败。在他们两人过从甚密的时间，黄宗羲的《留书》和《明夷待访录》，对吕留良民族思想的激发，显然可见。在黄吕交恶后不久，吕留良即大力尊朱辟王，其尊朱辟王，则以批点八股时文入手，而其尊朱的目的，“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不屈膝仕外姓为主”吕留良批点八股时文的精神，主要在《四书讲义》。他在《四书讲义》所发挥弘扬的民族精神，恰恰是在与黄宗羲交游几年中受黄宗羲影响的结果。今将《明夷待访录》与《四书讲义》有关方面对照如下：《明夷待访录》《四书讲义》1.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原君》）。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原君》）。1.三代以上，圣人制产明伦，……都只为天下后世人类区处，……不曾有一事一法，以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人夺取之心（卷二十九）。

自秦汉以来许多制度，……然其经纶之本，却纯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周周折折，妆点成一个自私自利道理（卷二十九）。2.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原臣》）。2.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为生民也（卷六）。3.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原君》）。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3.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君臣之义，为之一变（卷二十九）。

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道不行，便可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卷三十七）。4.盖自外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内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置相》）。4.君臣之尊卑虽定，而其遞陈相去，只一间耳。三代以后，……尊君卑臣，相去悬绝（卷六）。对照第一点，讲三代之君为万民、为天下，后之君主，则出于自私自利之心，家天下；第二点，讲君臣应为天下万民而设，臣的职责为万民而非为君主而设；第三点，讲君臣关系，先批判君臣之义无所逃避之论，后论述君臣之义建立于为天下万民基础上，君臣之礼与师友之礼相同，合于道则留，不合则去。第四点讲君臣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并非相隔悬殊而高不可攀。这四点，黄吕在字句、措词或在次要问题上有所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反对君主专制。

此外，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原法》。与吕留良所说“自秦并天下之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而历代因之”《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卷三十四。“盖德祐（南宋亡国之君恭帝年号）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有”《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复高彙旃书》。按：高彙旃为高攀龙族子。在历史观上都认为秦和元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关键性的巨大事变，观点也是一致的。因此，黄宗羲在《留书》中，吕留良在《复高彙旃书》中，都斥责宋元之际著名儒者许衡、吴澄两人仕于蒙古之失，两人在提倡汉民族精神上也是一致的。由此可知，黄宗羲与吕留良的决裂，虽然在崇朱尊王上分道扬镳其实，黄宗羲尊王而并不黜朱，正如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上所说，黄宗羲“宗陆而不悖于朱”。这在黄宗羲所著文集和《宋元学案》中可知。但吕留良的反对君主专制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思想，确是受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留书》强烈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