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壮”信念的绝望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大壮”信念的绝望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59章　“大壮”信念的绝望

如前所说，康熙十二年发生三藩之乱，十三年在台湾的郑经出兵福州，使黄宗羲看到“大壮”时代到来的希望。然而三藩之乱很快被平定。康熙十六年郑经退守厦门。形势使他受到极大打击，他开始对“大壮”时代的到来感到怀疑和失望。

康熙十七年、十八年，他忽然发现，要使中国由质变文，变为鲁卫之区、衣冠之邦的，竟然是被他过去骂为“率兽而食人”的夷狄君主，这位夷狄君主竟然也“日用其精神于礼乐刑政”，“驱氈裘之属，还衣裳之旧”《全集》第十一册《留书》的《封建》篇和《史》篇。以帝王之尊，来弘扬体现中国之道的程朱理学，而且还举博学鸿儒，在全国搜求前明书籍，开明史馆，纂修前朝，即他念兹在兹的明朝历史，而这些工作，他自己也在类似地不断地进行中。面对康熙帝的右文政策，黄宗羲心情十分复杂，是接受，还是抵制？如果接受，特别是参予修史，分明承认以“中国治中国”《全集》第十一册《留书·史》。的希望已变为无望，承认接受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他必须面对现实，但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他的思想在挣扎着。

康熙十八年，他的甬上得意弟子万斯同和万言，应明史监修徐元文之邀，至京修史。他当时住在化安山不远的蓝溪（今余姚陆家埠），万氏叔侄两人到蓝溪向他辞行，并请教。黄宗羲立即以自己视如珍宝般藏着的他的父亲黄尊素所记的有关明神宗、光宗和熹宗的三朝《大事记》和所辑嘉靖、隆庆两朝时事和大臣奏疏的《时略》，以及他自己所辑的自神宗到崇祯有关时事奏疏的《续事略》和《三史钞》等，包括家藏的《实录》和稗史全部授与他们，予以鼓励和支持。黄宗羲后有《寄贞一五百字》，中说：“己未别万子，共醉湖水湄。……先公《大事记》，神庙逮光、熹。余有《三史钞》，《实录》及家稗。倾筐授万子，庶为底本资。”见《南历诗历补遗》、《全集》第十一册。又杨椿《孟邻堂集》卷二《上明鉴纲目总裁书》：“万君（万斯同）熟明朝典故，其家有余姚黄忠端公《时略》，忠端之子梨洲《续时略》。《时略》者，嘉、隆时事及诸臣奏疏；《续时略者》，万、泰、天、崇时事奏疏也。”并挥笔作《送万季野贞一北上》诗三首相赠，诗如下：

史局新开上苑中，一时名士走空同。(www.guayunfan.com)

是非难下神宗后，底本谁搜烈庙终？

此世文章推婺女，定知忠义属韩通。

凭君寄语书成日，纠谬须防在下风。

管村彩笔挂晴霓，季野观书决海堤。

卅载绳床穿皂帽，一篷长水泊蓝溪。

猗兰幽谷真难闭，人物京师谁与齐？

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

堂堂载笔尽能人，物色何缘到负薪？

且莫一诗比《老妇》，应怜九袠有萱亲。

重阳君渡芦沟水，双瀑吾被折角巾。

莫道等闲今夜月，他年共忆此良辰。

《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二《送万季野贞一北上》。这三首诗，第一首“是非难下神宗后，底本谁搜烈庙终”，指出有明一代修史的难处：一是自神宗万历开始，历经泰昌、天启、崇祯，党争激烈，野史流行，造成是非难分，修史的取舍难以下笔；二是“烈庙”，崇祯一度谥烈宗，在位时未修《实录》，《实录》既无，写其一朝史事的底本的搜集，必然困难重重。“定知忠义及韩通”，指欧阳修修《五代史》，不为抗拒赵匡胤陈桥兵变而被杀的周代检校太尉韩通立传，意指修《明史》应将抗清牺牲的人物写入《忠义传》。

第二首的重点在最后二句：“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隋末王通，曾向隋文帝献《太平策》十二章而不被用，退而讲学于黄河和汾水之间，史称河汾之学。据说唐开国大臣李靖、魏徵、房玄龄等皆为其弟子。黄宗羲的意思是，你到了京师后，除了修史外不要像王通那样随便向清廷献《太平策》。

第三首则婉转表示自己去年坚拒鸿博之征，是因家中有年近九十的老母在。重阳那一天你们渡过京城门外的卢沟桥下水，我仍在化安山的双瀑戴折角巾。折角巾在这里有两重意义：一表示自己的身份，仍文人而已，折角巾为古代文人所戴之帽；二是折角巾为古代汉人所戴之冠，清人留辫子，折角巾不能用。黄宗羲表示，当你们到京城任职清廷时（明史馆修纂官领七品俸。万斯同至京以布衣修史，未任职），而我仍在化安山双瀑院里做一个普通的不服清代衣冠的士人，意示拒不仕清。当然，那时他居于故里余姚黄竹浦，而非避地化安山，他不可能服前明的衣冠。这里属一种象征意义，也就是说，我仍坚持做一个明遗民。

这三首诗最重要的是显示了一个讯息。本朝修前朝之史，是历来的传统，黄宗羲既同意和支持他的弟子至明史馆，修前朝之史，表示他已承认明朝已成过去，间接地说明他已承认二十年后交入“以中国治中国”的“大壮”时代已无望了，清廷统治已经巩固，他在现实和理智上不得不接受，但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他虽受清廷礼遇，但仍决定以遗民终其一生。

心防的这一松动，使他最后终于承认了清廷的统治的合法性。康熙十九年，他八十七岁的老母姚太夫人逝世，他有《移史馆先妣姚太人事略》（以下简称《事略》）一文，要求将老母的事迹入《明史》的《列女传》。对古人来说，将自己的双亲立于正史列传，显亲扬名，这是最向往而求之不得的事。黄宗羲在文后以“孤哀子黄宗羲泣血稽颡拜述”结尾，动之以情。得监修徐元文之助，姚太夫人终于入《明史·列女传》。黄宗羲说：“吾母屈于生，顾得伸于死，子孙当世不忘也。”《全集》第十册《送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不忘谁？不忘清廷高官徐元文，这也间接表示不忘清廷的恩典了。这对他来说，是在“大壮”信念幻灭后对清廷态度的一次重大转变。

这一转变也体现于他写的两篇老母事迹表述的差异上。康熙十二年，他的老母八十大寿，他有《家母求文节略》（下面简称《节略》），这篇文章，正是七年后移史馆这篇《事略》的蓝本。两篇文章对比，内容基本一致，仅详略不同，然而有二段，被删节，于此可窥见黄宗羲在康熙十二年和在康熙十九年在思想上的重大变化。《节略》说：兵声撼海上，人民寄身于绝厓深谷之底，宗羲奉太夫人迁中村。……未几而山兵起，又迁城中，十余年来无安宅。尝遇乱兵抽婢子一簪，其渠帅知之，曰：“此故忠臣之夫人也，奈何掠及其婢？”鞭之见血《全集》第十一册《家母求文节略》。而《事略》改为：惊魂未定，而四方兵起。己丑，山中乱，徙邑城，明年返故居。将后面的“尝遇乱兵抽婢子一簪”至“鞭之见血”一段，全部删节。康熙己丑十二年，三藩之乱初起，他在《节略》中隐约流露了对前明的故国之思。所指“乱兵”，显然是四明山上抗清义兵。

另一段《节略》写道：盖至崇祯末，宗羲、宗炎、宗会，姓名皆落人口，宗辕亦能以科举自达。乡邑之人闻之，莫不曰忠义有后，前孙后黄，当出一辙。他将黄氏四兄弟与浙东首先起义的义军首领，后任鲁监国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孙嘉绩，和其子鲁监国时任兵部侍郎的孙延龄相比，自称“忠义”。孙嘉绩不仅是黄宗羲顺治二年在钱塘江畔“画江之役”中，率兵抗清时的顶头上司，而且他的孙女与黄宗羲次子黄正谊有订婚之约。黄宗羲在《硕肤孙公墓志铭》中说，孙嘉绩“孙女几人，其一嫁太学生黄正谊，即余子也”。孙嘉绩既是黄宗羲抗清时的上司，又是他的亲家，然而，他还是在《事略》中将《节略》这一段话全删了。

上述两段之删说明了什么问题？只能说明他开始将自己一家在抗清事业上的作用隐藏起来，开始向清廷妥协，不再视为敌方，不仅承认清廷的长期性，也不得不承认清廷统治的合法性。于是，他在《先妣姚太夫人事略》上放弃了他过去一直坚持的陶潜书法，开始写上清廷的年号，在《事略》的一开头就说：“先妣姚太夫人，生于万历甲午十二月，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写上清廷帝王年号，一直在康熙十七年他为人写的墓志铭都未曾有过。如那一年他写的《查逸远墓志铭》中说查逸远“生某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卒某年戊午三月一日”《全集》第十册《查逸远墓志铭》。同年，为甬上弟子张汝翼（字旦复）后母作《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也同样说：“君（张汝翼父）生某年甲戌某月某日，卒某年壬寅十月初一日，年二十九。节妇生某年己卯十二月二十日，卒某年戊子正月二十八日。”《全集》第十册《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这两篇墓志铭都未写上清廷的顺治或康熙年号。说明黄宗羲在拒鸿博之征那一年，仍认为清廷的统治不合法，不过，以后变了。

他在康熙十八年所写的《李叔范墓志铭》，不知何故，未写墓主的生卒年，其他我们尚未发现那些墓志铭是他在这一年所写。然从康熙十九年他作《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后，则在他所作的墓志铭上连续出现了清廷帝王年号，如同年所写的《高古处府君墓表》的“卒于康熙庚申九月十日”《全集》第十册《高古处府君墓表》。但也不是所有的墓志铭上都这样写。如作于康熙二十年的《汪魏美先生墓志铭》，只写：“乙巳七月十三日，终于宝石僧舍。”《全集》第十册《汪魏美先生墓志铭》。“乙巳”为康熙四年，汪魏美，即汪沨，明亡后不入城市，属“湖上三高士”之一，为著名遗民。黄宗羲有感于汪沨的高风亮节，尊重这位过世友人之志，才不提康熙年号。同样，他在这一年所作《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忠襄徐公神道碑铭》，徐忠襄即徐石麒，黄尊素学生，他仅说：“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缢死，闰六月二十六日也。”又说：“公生于万历戊寅，殁于弘光乙酉。”《全集》第十册《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忠襄徐公神道碑铭》。弘光乙酉正是清顺治二年，他也不提顺治年号，说明在康熙二十年，他在承认清廷统治的合法性上犹豫不决，反映了他内心的激烈矛盾。

然而，从康熙二十一年后，则每篇都出现了清廷年号。如这一年所写的《翰林院庶吉士子——魏先生墓志铭》，在提到魏学濂之子时说：“子三人，允枚，顺治戊子举人。”《全集》第十册《翰林院庶吉士子——魏先生墓志铭》。又同年所写《工部郎中皇封礼科都给事中姜公夫人钱氏祔葬墓志铭》有“又二年，而太夫人卒，则康熙辛酉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全集》第十册《工部郎中皇封礼科都给事中姜公夫人钱氏祔葬墓志铭》。康熙二十二年，他作《文渊阁大学士文靖朱公墓志铭》说：“康熙壬寅，丧车还里。”《全集》第十册《文渊阁大学士文靖朱公墓志铭》。康熙二十三年作《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说：“卒于顺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全集》第十册《陈定生先生墓志铭》。陈定生即陈贞慧，是黄宗羲崇祯时复社友人，《南都防乱公揭》起草人之一。国亡后也不入城市，与汪沨一样是著名遗民。但他仍书清廷年号。同年，他作《硕肤孙公墓志铭》，孙公即他在《节略》中所说的“前孙后黄”的孙嘉绩，他在文中也明白说：“顺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孙公硕肤卒于海外之滃洲。”《全集》第十册《硕肤孙公墓志铭》。所以自康熙二十一年起，他在所写墓志铭里已全部不用陶潜书法了。

不过，他承认清廷的合法性，内心还是十分痛苦的。他在康熙二十二年所写的三篇文中，于《明司马澹若张公传》，历叙曾任明职方郎中，上疏营救包括黄尊素在内天启七君子未成的张履端一生，在最后一段说：“皇宬风散，口说流行，余以身所见闻者诠次其事。家国之恨，集于笔端，不觉失声痛哭。”《全集》第十册《明司马澹若张公墓志铭》。所说“家国之恨”，岂止天启年间之事能引起他“失声痛哭”的？在写他父亲门生，后任永历大学士朱天麟的《文渊阁大学士文靖朱公墓志铭》时也说自己“徘徊于家国存亡之故，执笔泫然”《全集》第十册《文渊阁大学士文靖朱公墓志铭》。同年，他与刘门同学董玚等游绍兴，作《宋六陵》诗，诗中再诉“亡国何代无，此恨真无穷”《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三《宋六陵》。！他以宋人之酒杯，浇其心中之块垒。在这段时期，他一方面接受清廷帝王年号，一方面在诗文中流露其亡国之恨，陷入于天人交战的矛盾心情，这种心情，一直支配了他的晚年。

黄宗羲坚守明遗民的最后一条底线，然作为遗民，怎能与当权者多次交往且称颂新朝？黄宗羲不得不有所说明。康熙二十年，他在《宪副郑平子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作这样的解释：昔文山入燕，王炎午作生祭文丞相文，驿途水步，山墙店壁，所在粘之，恐丞相之不死也。宋室遗民，此为最著。然观其《吾汶稿》、《再上参政姚牧庵书》，唯恐其不相容接。……则是当路之交际，炎午未尝绝也。岂其严于论人而恕于论己哉！士之报国，各有分限，炎午未便为失。而先生（郑平子）绝匿名迹，当路投分无所，可不谓过乎《全集》第十册《宪副郑平子先生七十寿序》。？这段话有三处值得注意：一，当路之交际未尝绝也。作为遗民来说，不一定与当权者断绝交往；二，因为士之报国，各有分限，有多种形式；三，绝匿名迹，使当权者无以造访，有些过分了。这三点，正是康熙十八年后，他与叶方蔼、徐元文乃至徐乾学等清廷权贵们交往，以及他移书史馆，为其母和章正宸、熊汝霖作传入《明史》作解释。

康熙二十四年，他作《谢时符先生墓志铭》，又再次解释：嗟乎！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份，朝不坐，宴不与，士之份亦止于不仕而已。……是故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全集》第十册《谢时符先生墓志铭》。这里，他一方面赞扬遗民铭记亡国之痛，是天地之元气；另一方面，为遗民划了一条最后底线：“朝不坐、宴不与，士之份亦止于不仕而已”，不坐兴国之朝，不与新朝之宴，即不出而仕清，这就是遗民的最后底线，这就是投报故国的分限。除此之外，与当权执政者交往有何不可？所以，因国亡而痛哭纵酒祈死，或活埋土室，或以种瓜卖卜度日，或绝匿名迹，这都属“过而失中”。他的“过而失中”的观点，过去已有隐约的流露，如康熙十六年《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就讲到“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而对“活埋土室，长往深山”的余、周两位“有深悲焉”《全集》第十册《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但是，康熙十六年所说“来往”，是因为“身非道开，难吞白石；体类王微，常须为药裹”，是为了生计，而现在是为了显亲扬名；当时是在陶潜书法之下的往来，现在是承认新朝统治合法性之下的往来；过去对活埋土室，不入城市者表示悲思、怅念，有同情的意味，而现在则直批评为“过而失中”。这表明在交入“大壮”信念破灭之后，面对新朝右文政策的引诱，他决定走这条退而不能再退，与新朝执政者交往的遗民道路。不过，他承认新朝统治，仅流露于公开的文章中，而对夷狄统治中国之痛，则掩埋于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