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30年代中期的“沉默”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引子：30年代中期的“沉默”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1936年，沈从文发表《沉默》一文，其中谈到他这两年的“沉默”。他说：“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并称“我觉得我应当努力来写一本《圣经》了”。[1]这预示着沈从文创作及思想新的动向，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创作的论文数量增加，小说数量却急剧下降。这一状况在1934年就体现出来。《沈从文年表简编》中称：“而在当年分散发表的40余篇作品中，文论约占一半。”[2]与此相关的是，以湘西及乡下人为题材的作品也急剧减少。从1933年沈从文回北平到抗战爆发，新创作的仅有《知识》《新与旧》《顾问官》《贵生》四篇。在这些小说中，尽管所表现的还是乡下人特殊的人生形式，但又明显不同于早期的《三三》《萧萧》《柏子》等，外部异质文化形态已介入湘西，并对其中乡下人生存产生实质影响。《三三》《萧萧》中具有本然生命形态、与自然一体的纯粹乡下人逐渐消失，代之而来的是贵生、杨金标这些处在湘西朝现代转型时期的乡下人。借用沈从文曾使用的“常”与“变”这对概念，如果说早期沈从文关注的是湘西在变异过程中留存下来的固有生命形态，即“常”；那么，这一时期的沈从文则更为关注湘西在时间流转中产生的变异，即“变”。将乡下人置于这一变异的世界中，沈从文刻画出他们身处“现代”的尴尬处境。在贵生身上尽管还秉承着老湘西儿女信天守命的传统，然而，金钱观念也开始渗入这个世界，婚姻不再以“两情相悦”为唯一基础，金凤终于嫁给五爷，贵生这个乡下人则烧起两把怒火。《新与旧》是沈从文有感于清乡运动中被杀的两个朋友而创作的一篇小说。小说通过杨金标不同时间的两次杀人，揭示了湘西儿女在社会变迁中的精神状态。在这两篇小说中，沈从文将乡下人置于变异的湘西世界中，在现代汹涌潮流的裹挟下，他们无法也不能再固守旧有的存在方式。《顾问官》则是沈从文依据早期军法长原型塑造的一个形象。这一人物在军队中浑浑噩噩的过生活，对民族毫无意义，甚至是阻止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沈从文在他身上既寄予同情，更含批判。尽管前期也有众多时空错置的文本，但两者差别就在于，前期中的湘西世界还保持着自身的牧歌性，冲击往往来自外部力量，而此期沈从文更注重将湘西置于现代的洪流中，牧歌性已经被破坏，这表现在这一世界的循环性和封闭性在这一时期的文本中都开始被打破。如《边城》中二老的离开，《贵生》中的主人公最终不知去向，《知识》中的青年本身就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与《萧萧》《三三》中是外部世界介入湘西不同，这一变化主要在于内部世界向外发生的变动，前者是被动的，后者则是主动的，显然这是一更为本质的“变”。湘西世界的自足性至此被打破，早期创作中“神性尚存”的湘西世界也逐渐消失在沈从文的视野中。[3]

与此一致的是，30年代中期的沈从文已不主要是以乡下人为标尺对城里人进行批判，他开始明确提出将乡下人生命作为民族人格重造的重要精神资源。1934年的《边城?题记》首次将文学创作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在一起。综观沈从文以往所作题记，往往是从文学角度谈及，而像在《边城?题记》中将读者定位为“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4]，却是首次。相对于早期“城里人-乡下人”模式言，利用文学从事民族复兴大业则具有另一层意义，它是沈从文参与“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沈从文进入现代社会后受其大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由他思想的外缘触发而生。

20世纪30年代文化思想界呈现出与20年代不同的一面，其间爆发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论争：一是围绕“中国的出路”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二是文化领域出现的“新传统主义”倾向。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们要求文化建设必须以中国为本位，恢复“中国的特征”。与之对立的则是胡适、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胡适认为“以中国为本位”只是抵制西方文明的借口，是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翻版，由此他提出“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在20年代就已开始，但在30年代，由于政府当局的保守倾向，东西文化之争蒙上一层政治色彩。自1934年下半年起，国民党颁布一系列条例，如“颁发《孔子纪念歌》”，“国民政府各部院会代表曲阜祭孔纪实”，“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提倡尊孔”。[5]“尊孔读经”一时成为风尚，如湖南的何键和广东的陈济堂就公开提倡读经。30年代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论战，即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这一论战同样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3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情形必然影响到沈从文。虽然他与这些论战都保持距离，但并不意味他对此不关注。在他这段时期的创作及杂文中，他都就上述问题表示过自己的看法。如小说《若墨医生》就借两个人物的讨论了“民主和独裁”这一问题。针对读经思潮的泛起，他连续发表《劝人读经》《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论读经》《尽责》等文章，对提倡读经表示明确的反对。而就国民党颁布的禁书政策，沈从文写下了《禁书问题》，并在后来的《长河》中对当时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进行讽刺。此期沈从文显然开始更为直接地介入现实社会生活，从更现实的角度考虑民族当下的问题。当然，这些转变也与沈从文个人生活的变化有关。

1933年沈从文回北平后，一是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杨振声等一起编辑中小学教科书；一是接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参与编辑教科书为沈从文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在与大哥沈云麓的信中，他说：“这编书工作，报酬每月虽只一百五十元，较之此时去作任何事收入皆少，但所编之书，将来版权则为私有，将来收入，必有可观。并且每日工作，时间不多，欲作文章，尚有余暇，故较之在青岛尚好。”[6]生活上的安定，使沈从文可以不再像上海时期需要赶作大量文章换取稿费。当然，对沈从文影响重大的还是他进入《大公报》。以往多认为沈从文编辑《大公报》促使北方文坛的团结，发现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逐渐形成了“京派”，也奠定了沈从文在北方文坛的地位。这的确是沈从文的初衷，但仅仅从文学角度考虑《大公报》对沈从文的作用，却是不够的。《大公报》作为一个综合性报刊，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公共舆论重镇，不仅是在文学方面，更在社会其他方面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对此，有论者在谈及沈从文作为编辑时说：沈从文一生最积极介入社会政治，频频对现实发言，并挑起文坛纷争恰好也是他作为编辑人活跃于文坛时期。[7]一个就是这里所提的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另一个则是抗战胜利后回北平时期。这一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两个时期沈从文的确发表了比平时数量更多的文论和时论。但是，积极参与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并非是沈从文作为编辑不得不为的行为，相反，这是沈从文有意识介入现实的开始。这一变化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沈从文自我身份的转变，换言之，如果说早期沈从文还是主要以文学家身份进行创作和议论，那么，30年代中期后，沈从文则更加密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处境，思想上则试图将早期对生命的思考与民族重造运动联系起来。值得思考的是，沈从文前期以乡下人的存在去批判现代人是不存在问题的，这也许是他早期思想并没有呈现明显内在矛盾的关键。然而，一旦他将此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将这一生命形式作为民族人格重造的根本，其思想内部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如上所揭示，乡下人生命与现代人有着完全不一致的取向，如果说早期对乡下人的理解是基于生命自身的原则，是普泛意义上的生命，那“民族人格”则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现代人。正是如此，一旦处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要求出发，沈从文就需要对乡下人生命形态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反思，由此民族人格重造才可能实现。

最后，还需要考虑的是1934年沈从文的回乡。这次回乡沈从文目睹了湘西在历史进程中触目惊心的变化，给他带来很大的震撼，这在后来所写的《湘行散记》《长河》《湘西》中都可看到。自此后，沈从文不再如前期构筑一个诗化的湘西，而是开始反思湘西古老生存方式及其文化存在，《柏子》《三三》类的小说不再出现，处于湘西现代进程中的乡下人及其生存方式成了主要表现对象。(www.guayunfan.com)

30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整体情形，知识分子更为直接关注现实中的迫切问题，以及沈从文恰好加入《大公报》这一媒介重镇，并切实接触到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湘西现实，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沈从文思想中隐伏的另一条思路逐渐显明化，其关注的重心也有所转移。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个角度看，沈从文在抗战后创作及思想上的变化也就不是一个突转，毋宁说是承前的发展。这一发展在3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沈从文思想的变化并非始于40年代，这一时期的《边城》与《湘行散记》两部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复调因素，清晰地显示出此期沈从文思想中多种异质因子并存的复杂局面，直接关系和影响到他后来的一系列思考。而理清沈从文思想在30年代中期相对于前期的发展，对于理解其后来思想的变化以及与之前的联系也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