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高薪出卖自己_竺可桢的故事

不为高薪出卖自己_竺可桢的故事

历史已经进入了20世纪，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竺可桢留学八年归来，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四分五裂的故国山河。中国已远远落在世界后头，就像一位体弱多病的老人，迈着蹒跚迟滞的脚步，科学技术更是远远落在西方列强的后面。

回到祖国后，竺可桢再次踏上了故乡绍兴的土地，但他看到的是比当年离开的时候更惨淡的景象：土地贫瘠，河流干涸，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与此同时，镇上多了许多寺庙，香烟缭绕，面无表情的人们在这里叩拜神灵。

竺可桢的心灵被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惨相强烈地撞击着，他一下子醒悟过来，家乡已经被愚昧和黑暗占领。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科学之光的照耀。

这时，上海海关、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同时向竺可桢发出聘书，其中以海关的薪俸最高。但是，中国海关从清朝即为外国列强所把持，严重损害着中国主权，选择海关就是选择和外国列强勾结在一起。他们在沿海设置了气象网，为窃取中国气象情报以夺得更大的利益而服务。(www.guayunfan.com)

竺可桢痛恨中国没有独立自主的气象研究权利，他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从列强手中夺回中国的气象主权，因而绝不能为了高薪而为海关效力！

在家乡，竺可桢拜望了亲友、师长，祭悼了父母的亡灵，现在他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需要他来处理。父母的坟地下陷需要尽快迁移；亡兄的遗孤需要他抚养，寡嫂居无定所……竺可桢必须做到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已经没有感伤叹息的时间，他迫切地希望“科学救国”的理想能变成现实，他亟须走上高校讲台，为中国培养更多的气象人才。不久，竺可桢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大学，讲授地理学和气象学。武汉大学位于珞珈山下，面向东湖，风景优美，一派名校风范。

1919年11月23日，竺可桢正在长江边上散步，突然，江面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难。当时是上午10时左右，平静的江面突然飓风大作，波涛汹涌，浪高五尺。霎时间，江面上的几十只帆船已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竺可桢亲眼目睹了这一情况。第二天，他看到报纸，才知道原来是飓风沿长江东去，不仅仅是武汉遭了殃，其他地区遭受飓风袭击的帆船更是数不胜数。竺可桢非常痛心，他想，如果中国有自己建立的气象观测站，配备必要的仪器设施，进行天气预报，再有这样的灾难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可见防患于未然确实是真理。

1920年，竺可桢转任南京高等师范地学系主任。南京高等师范后来曾改名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到今天的南京大学，有着80多年的校史。

南京是中国五大古都之一，钟山龙盘，石城虎踞，襟带长江，山川雄壮，风景秀丽，名胜古迹很多。竺可桢经常带着学生翻山越岭到野外考察，观察气象变化，在这里，他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地理学、气象学工作者。这是我国大学中设立的第一个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其中的气象专业也是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气象专业，我国从此开始了自己培养气象专门人才的历史。我国有建树的老一辈气象学家中，许多人都是竺可桢这时期的学生。

竺可桢讲授的课程有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地理。

《气象学》是竺可桢自己编写的教材，他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们认识空气的由来，认识不同高度的空气成分，了解为什么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在安静的课堂上，竺可桢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把复杂的气象学知识“润物细无声”地传授给学生。学生们跟随着他，在神奇的空间出入，探索风云变幻的无穷奥秘。

地理学、气象学都属于应用型的学科，竺可桢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培养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因此把野外实习作为地学系各科必修的课程。

那是个星光灿烂的夏夜，东南大学的操场上围坐着许多地学系的年轻学生。这是竺可桢召开的露天学术研讨会。他指着美丽迷人的苍穹中的星座，从二十八宿谈起，一直讲到航海、测量及农业生产。演讲中，不时有学生提问，许多在校园漫步乘凉的外系学生也被吸引了过来。这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一直持续到深夜，大家才余兴未尽地散去。

竺可桢还在校园里设立了气象测候所，以培养训练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东南大学校园东侧，有一个僻静的院落，叫梅庵。梅庵内环境幽雅，松青草绿，特别是春天，迎春花开得金灿灿的一片。地学系气象专业的气象测候所就坐落在这里。测候所购置了比较齐全的仪器设备，并聘请了专人规范管理。竺可桢在这里指导学生进行观测训练，每周对观测结果进行分析，由他亲自撰写气候报告，定期与国内外其他气象台相互交换。

当时，竺可桢领导下的东南大学里的气象仪器设备，已经具有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完好性和观测记录的可靠性。在竺可桢眼里，学生的考试成绩固然重要，不过对气象学研究这门科学来说，实际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也同样重要。他认为，不必用记分制考试来衡量考生学习的好坏，而应该让学生融会贯通所学习的理论知识，同时结合气象观测的实际情况，专题报告要做到从实际出发。他还十分赞同学生学习外语，并热情帮助学生进行科研和翻译，以便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

教学之余，竺可桢还埋头科研和著述。在高校执教期间，他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60余篇。他利用古代典籍中的物候记载，研究中国历史气候的变迁，这也成了他科研工作中的一个创举。他的《中国对气象学的若干新贡献》、《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的旱灾》等著述，形成了他在这个领域专题研究的一次高潮。

竺可桢的研究结果使人们眼界大开。气象学研究在使人们回望过去的同时，还提醒人们预测未来。而预测正是气象学研究的本质。他告诉人们，自然界的气候和人类社会一样，都是呈螺旋形发展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虽然当今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不断出现，但是人们不知道，也许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寒冷的气候时代。这些年参加南极科学考察的科学家所称，从他们考察到的南极存在的大量树木化石，可以证明，200多万年前的南极曾经适合植物的生长，那时候的南极温暖而潮湿，树木生长茂盛，花朵竞相开放。20世纪初，竺可桢在他的研究证明里提到，地球上的气候是呈波浪形起伏不定的，证实了考察南极的科学家的论证是正确的。

竺可桢不仅在气象学上有建树，在天文学史方面也有重要著述。1927年，竺可桢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发表在《科学》、《史学与地学》两本刊物上，他开辟了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古代天文史料的道路，而且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我国史学界有部分人认为，古代史料应该重新评价。他们被称为疑古派。《尚书》（又名《书经》或《书》）作为儒家最早经典，最先受到了怀疑，疑古派认为《尚书》系后人的伪作。但另一派人认为，不能轻易地怀疑一切古籍。当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时，竺可桢却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找出《尚书·尧典》中所记载的“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霄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进行整理后研究发现，这是古人对天上恒星在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个节气那一天观测的记录。

经过深思熟虑，竺可桢得出了周密的推论：先考虑观测时间地点（主要是纬度），再研究“鸟、火、虚、昴”属于当今的哪些星座，然后从1927年《天文年历》中查出这些星座的赤、经数据，再将这些数据与从理论上求出四个节气时南中星的赤、经数据相减，将所得到的差数用岁差常数（50.2）来除，就得出了这是1927年以前多少年所观测的星象。

为了检验自己的方法，竺可桢先用这个方法对确实可靠的《汉书》中记载的星相进行了试算，发现十分相符。于是又把它应用到《尚书·尧典》上，所得结果是：《尚书·尧典》中所记的四仲中星，除了“日短星昴”外，其他三个都是殷末周初即三千多年以前的天象。

历史学家徐炳昶读了竺可桢写的这篇文章后，无比佩服地说：“读到竺可桢先生所著之文，欢喜赞叹，感未曾有。余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

20多年后，科学家赵庄愚先生对竺可桢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探讨。他根据《尚书·尧典》中的上下文并参考其他古代典籍判断，认为四仲中星不是在一个地点观测的，而是在“畅谷”（今山东北部）、“明都”（今湖南长沙南部）、“昧谷”（今甘肃境内）、“咄都”（今北京一带）这四个地方观测的。确定了观测地点之后，他采用竺可桢的方法计算，结果证明，“日短星昴”也不例外。四仲中星属于一个系统，属于距今四千年以前的天象，也就是夏朝初年的天象。

时光飞逝，从武昌到南京，竺可桢在高校执教不知不觉已过去了十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在他的带领下，东南大学新兴的地学系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地理学、气象学、地质学方面的专家。东南大学的名声得以名扬海外，30多岁的竺可桢也著述颇丰，事业有成，令国内外学界所瞩目，抵达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高峰。

这十年间，竺可桢生活相对安定，收获颇丰。1920年，他与出生于书香之家的张侠魂结了婚，并育有长子竺津（希文）、长女竺梅和次子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