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地独断”与文学作为经典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彻底地独断”与文学作为经典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极度活跃并频频介入现实问题的重要时期，在具象层面的思考除却与他紧密相关的湘西世界外，也包括他对文学、政治等具体问题的思考。事实上，作为一个文学家，沈从文早在30年代就已经形成他对文学的基本观念，但前期沈从文的文学观念更多注重文学本身，进入到40年代，沈从文开始将文学与思想并重，并由此提出“文学家必须也是思想家”。而随着他对生命重造的抽象思考，他的文学观念也相应地呈现出更为鲜明和独特的一面，也可以说，沈从文此期对文学的思考，是以他的神性观念为基础进行的。

40年代沈从文的文学观，首先延续了他对文学的一贯看法，那就是对文学“彻底地独断”的要求。在1936年的《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这样说道：“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需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12]“彻底地独断”表面看来是在强调文学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却是针对当时他所处的文学环境而言。这一环境即他说的新文学自民二十后逐渐呈现出与商业、与政治合流的趋势，文学由此丧失了“五四”时期的独立地位。众所周知，沈从文虽然是在北平开始走上创作道路，但是直到1928年到上海后创作才日益成熟，他最初的文学观念也是发端于这一时期。上海时期的沈从文明显流露出对“海派”风气的不满。而正是对上海文坛的商业气和政治气的厌恶，沈从文才格外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其旨在文学不受商业和政治的控制。[13]他这一时期在谈文学时就颇为强调自身创作的“个人性”和“独立性”。在《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的“序”中，他表示自己是“把文学当成一种个人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故在通常标准与规则外，写成了几本书”。话语中透露出他对当时文坛风气的不满：“文学应该怎样算对，怎样就不对，文学的定则又是怎样，这个我全不能明白的。不读过什么书与学问事业无缘的我，只知道想写的就写，全无所谓主义。”[14]不过，上海时期沈从文对文学政治化的批判并没有引起文坛的注目，直至1933年重回北平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后，他又重提此事，这次则导致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海派之争。在此次论争中，沈从文重申了他反对文学商业化和政治化、维护文学独立性的立场。40年代，沈从文又以此为标准批评文坛“差不多”现象、批评作家从政。在解放后的一份总结中，沈从文历数了他一生对政治的疏离：

当时大革命流血之后，上海有斗争，还十分激烈。……我所见到的文学斗争，却正是《萌芽》、《奔流》和创造社的《太阳》，及张资平、陈豹隐编《乐群》（乐华？）对垒时，梁实秋在《新月》和鲁迅大骂时，都只是用一些空疏理论作战，对写作实际却无任何帮助。既无从理解，自无从将工作配合。

这是个大流血时代，加上个从小看到的流血印象，相互掺和，和我的农民本质不合，和习得性的小资知识理性也不合。所以朋友多革命，我不参加。但有关工作业务态度，还是自由而偏左。直到十九年，由武汉返上海，也频邀入左联，我答允的还是愿帮忙，可不入伙。原因简单，如大家争工作对国家长远贡献，为一个理想而向前，我乐意执鞭；作尾巴作什么都不在意。如争的还是小团体近功小利，我做头目也不加入。因既无能力也少需要。也频等被捕受害，左翼受挫，大家一时热烈忽而消沉，上海商人见风转舵，都转而印行儿童文学。……如热闹即出面，困难即缩头，再配合商业需要来适应现状，政治变化无定形，作家恐就得变来变去才好。一个政治家如此离合无所谓，一个作家怕不好办。所以不加入，非退避，还是作小说，则可以得到较多自由，……

一面是文学左翼分合变化多，争持多，难于理解；（如创造社新旧之争，如太阳社对鲁迅离合，如生活书店的复杂性，一直到后来语文论战。）另一面是写作实际及基本理解，各有不同。从此更不免游离于论争以外。直到二十六年，由民族文学、农民文学论战，社会论战到拉丁化，集体创作，大众语，凡有政治性活动，都少接触。即当时自由主义的国际作家联盟的笔会，也不加入。一句话，我认为这不能解决文学中任何现实问题。它能使人成名、露面，以至于升官发财，绝不能产生些结实优秀作品。……(www.guayunfan.com)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即北方的领导或学习方式，是五四传统方式，凡事都得从本身工作实践上努力，老实素朴热忱沉默来从事用笔，才能够鼓励更年青一代继续努力。……这一段时间，我在青岛和北京，地方和商业及现实政治流血，都隔离日远，和学校中的争自由民主与联合抗日问题比较近。

……正仿佛和这个人对“政治”有无认识而定！个人一面是坚持穷困，和眼前生活作战，一面就还得和腐败种种作战。（指昆明联大时期——引者注）

我不能理解政治的多样性，如作家会中进行的跳舞会，和官场商场进行的社交政治，和革命有什么关联处。时正是政协争分配名额时，到处都闻有所争，这事对我为不可解。因千万人流血牺牲，是为了国家独立和自由，那是为少数又少数人争官做的？[15]

沈从文如此强烈反对文学政治化倾向，强调文学的“独断”地位，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在坚守一种摒弃政治的纯文学观，认为文学家应与政治相隔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沈从文并不否认文学的功用性，相反他对文学的功用性有着独特的思考。尤其是到了40年代，致力于“神”之重造的沈从文也开始从重造这一角度对文学进行多层面思考，在强调文学独立性的同时他开始明确提倡文学的“经典性”。

沈从文所说的文学“经典”功能，具有极其复杂的意味，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文学作为经典重造的工具，一是文学作为重造的根本，即文学为其他重造（如政治重造，社会重造）提供新的思想和指导方针。还在1932年的《上海作家》一文中，他就称文学应该“对于这个民族的健康上给它一分注意”，“提示这个民族发生向上自尊的感觉”，“提倡新的人生观，一种在个人生活民族存亡上皆应独立强硬努力活下去的人生观”，“奖励征求能使国民性增加强悍结实的一切文学作品”。[16]他一面批评部分作家是记着“时代”忘了“艺术”，作品成了“新式八股”，一面提出“作者需要有一种觉悟，明白如果希望作品成为经典，就不宜将它媚悦流俗，一切伟大作品都有它的特点或个性，努力来创造这个特点或个性，是作者责任和权利”。[17]在沈从文看来，文学成为经典首先需要文学自身具有独立的个性，而这根本则是作家能独立思想，因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18]

将文学视作经典的工具，首先是在于沈从文认为它是重造国民精神的工具，同时也承担着重造新的人类精神的重任。他曾说：“我们还可以希望作家各自努力来制作那种经典，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同时尚留下一点点机会，许可另外一种经典也能够产生，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民族感情的作品产生。”[19]更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所说的文学经典，不仅仅是承担着“国民道德的重铸”重任的工具，同时又是一切重造的根本，还必须为其他重造提供思想原则指导。在沈从文眼里，文学作者应该“记录这个国家重造过程中各方面的贡献”，[20]他“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21]文学在这里不仅是工具，同时还是一切重造的思想基础。沈从文这么说：

高尚原则的重造，既无可望于当前思想家，原则的善为运用，又无可望于当前的政治家，一个文学作家若能将工作奠基于对这种原则的理解以及综合，实际人性人生知识的运用，能用文学作品作为说明，即可供给这些指导者一种最好参考，或重造一些原则，且可作后来指导者的指导。新的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的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22]

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胜任“高尚原则的重造”，却应由文学家来担当。在反对作家与政治结合时，沈从文所注重的不只是作家思想自由的丧失，更是因此而来文学“地位”的转变：“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很明显的变动是：表面上作品能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事实上不过是政客从此可以蓄养作家，来作打手，这种打手产生的文学作品，可作政治点缀物罢了。作品由‘表现真理’转成‘解释政策’、‘宣传政策’，便宜了一群投机者与莫明其妙的作家。”[23]他批评文学与政治的合流，不仅在于文学丧失其独立性，更在于文学因此失去了承担“重造”根本原则的地位，他说：“文学运动已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作家便再不是思想家的原则解释者，与诗人理想的追求者或实证者，更不像是真正多数生命哀乐爱憎的说明者，倒是在‘庶务’、‘副官’、‘书记’三种职务上供差遣听使唤的一个公务员了。”[24]对此情形，沈从文不无遗憾地称：“文学运动十年来虽已成为‘政策点缀物’，却尚不曾更庄严一点成为‘国家设计之一部门’。”[25]作家也从“‘说教者’、‘经典制作者’、‘思想家’身份，变而为‘白相人’和‘小打手’、‘清客’和‘混混’”。[26]在《政治与文学》一文中，他更是称“文学作家归入宣传部作职员，这是现代政治的悲剧”。[27]显然，在沈从文这里，文学在政治之上，他将文学作为重造政治的根本，认为“明日的中国，不仅仅是一群指导者，设计者，对于民族前途的憧憬，能善于运用文字作工具，来帮助政治，实现政治家的理想为了事。尚有许多未来政治家与专家，就还比任何人更需要受伟大的文学作品所表示的人生优美原则与人性渊博知识所指导，来运用政治作工具，追求并实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理想，政治也才会有它更深更远的意义”。[28]以文学为指导，而政治为实现文学所提出的人生原则的工具，实显出沈从文文学观念的特殊性。更由此可见出的是，他极力反对文学与政治合流，并非是要文学家弃绝政治，而是基于他对文学地位的独特思考，即不是文学受政治支配，相反，文学还要为重造政治提供指导方针；作家不是政治的点缀，而应是能提出指导原则的思想家。

也正是因为将文学置于重造的根本，沈从文在40年代还明确提出作家应具有双重身份，即文学家应当同时也是个思想家，由此文学才能为重造提供必要的思想：“‘这也就是明日真正的思想家，应当是个艺术家，不一定是政治家的原因。政治家的能否伟大，也许全得看他能否从艺术家方面学习认识‘人’为准……’”[29]他还说：“诗人不只是个‘工作员’，还必需是个‘思想家’。我们需要的就正是这么一群思想家。这种诗人不是为‘装点政治’而出现，必需是‘重造政治’而写诗！”[30]“我以为思想家对于这个国家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点认识是需要从一个生命相对原则上起始，由爱出发，来慢慢完成的，政治家不能做到这一点，一个文学家或一个艺术家必需去好好努力。”[31]可见，沈从文强调文学家具有严肃的态度，并非是要保持文学家弃绝政治的纯洁性，其根本是源于他对文学家身份的双重要求，这一要求即倡导文学家具有独立思索的能力，努力超越现有意识形态的限制，并能够提出普遍的人生原则，以此来指导政治重造和社会重造。这也是沈从文反对文学政治化的根本所在：文学不受制于政治，不仅在于维护文学不受政治支配的独立性，更在于维护文学的本体地位。在这里，沈从文明确将文学置于政治之上，将之作为重造政治的基础。就此言，沈从文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维护文学的经典地位。而他之所以赋予文学经典功能，是在于他认为文学承担了重造人生原则的重任，由此也是政治重造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经典性，实际是将文学的位置提至思想的本体地位。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文学的“独断”地位与文学的经典功能才是统一的。换言之，只有文学“彻底地独断”，不为政治等其他所拘囿，才能真正独立地表达自身的思想，承担起重造思想、政治等其他的重任，也才能称之为经典。在此，与其说沈从文是重在文学的“彻底地独断”，不如说“独断”是为了“经典”的形成；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真正的目的。就此言，沈从文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批评，也就不仅仅是坚持文学的独立地位，更是基于他对文学经典性的考虑。他之所以反对文学与政治合流，一方面是基于他对文学的独立和作家思想自由的重视，另一方面则与他明确将文学置于文化思想的本体地位相关。前者体现出他鲜明的自由主义文学精神，后者则关联着他个人极为独特的文学理念和生命观念。

40年代沈从文对文学经典性的要求，同样指向了他思想建构中的两条思路，并与其生命观念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沈从文将文学作为经典，当然在于他将文学看作是重造国民精神的工具，希冀在文学中倡导一种新的民族精神。这一观念与他有意识地承接“五四”文学革命观是紧密相关的。40年代沈从文极力倡导“文运的重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恢复“五四”文学革命精神，将文学作为民族精神重造的重要工具。[32]他将“五四”以来的一切进步都归于“文字”运用得法，而之后的“文运的堕落”即工具的滥用和误用，则导致社会各个层面的堕落。因此要全面重造，也必须依靠文字的重新运用。他说：“试从近二十年过去国家社会的变迁看看，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且会承认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后，用文字作工具，用得其法，对社会改造有多大贡献，对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恢复增加，又有多大贡献。”[33]对此，沈从文充满信心：“看看二十年来用文字作工具，使这个民族自信心的生长，有了多少成就。从成就上说，便使我相信，经典的重造，不是不可能的。经典的重造，在体裁上更觉得用小说形式为便利。这种新经典的产生，还待多数从各方面来努力。”[34]不仅是“这个民族遭遇困难挣扎方式的得失，和从痛苦经验中如何将民族品德逐渐提高，全是需要文学来记录说明的！”而当“一切抽象名词都差不多已失去了意义，具体事实又常常挫折到活下来的年轻人信仰，并扰乱他们的情感时，在思想上能重新燃起年轻人热情和信心的，还是要有好文学作品！”[35]为此，沈从文甚至认为，文学应为“国家设计一部门，‘国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惟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36]沈从文上述话语与“五四”文学启蒙精神一脉相承。

然而，当沈从文将文学视作一切重造之根本时，他又不仅仅是将文学作为启蒙的工具，当他将文学置于思想的本体地位，作为政治等一切重造的思想基础时，文学的功能又显然已经逾越了启蒙的范畴，因为就启蒙言，文学只是一种工具，并不一定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表达，文学的“绝对独断”也难以真正实践。当沈从文提出文学的“经典”功能时，实际上是走上文学（文化）本体化建构道路，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他那著名的“人性论”，这即他在30年代就已确立的“建造希腊小庙”“供奉人性”，在沈从文看来，文学能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情感、生命的提升提供指导，而文学经典的重要内核就是“人性”。他认为，一个大作品必然有着对人性的诠释：“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这单纯信仰是每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大作品产生必需的东西。”[37]也唯有文学才能承担重造人性的重任：“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我认为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而且说得夸大一点，到近代，这件事别的工具都已办不了时，惟有小说还能担当。”[38]正是如此，沈从文反对文学与政治合流，倡导文学对人性的表达：

作品受“商品”或政策“工具”的利诱威胁，对个人言有所得，对国家言必有所失。从商品与政策推挽中，伟大作品不易产生，写作的动力，还有待于作者从两者以外选一条新路，即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因所见甚广，所知甚多，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悯，对个人生命与工作又看得异常庄严，来用宏愿与坚信，完成这种艰难工作……用文字故事来给人生作一种说明，说明中表现人类向崇高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努力中必然遭遇的挫折。[39]

而沈从文之所以将文学置于政治之上，也有着人性层面的考虑。他认为，文学虽与政治一样都具有征服人心的作用，但文学又超越政治、宗教的具体性、强迫性，而具有一种永恒性、普遍性：“因为唯有它能在宗教和政治以外，把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生长的生命，以及生命不同的式样，发展不同趋赴相同的目的，作更有效的粘合与连接！”[40]它显然比政治比宗教更为合理，更适合为其他重造的根本：“宗教和政治都要求人类公平与和平，两者所用方式却带来过无数战争，尤以两者新的混合所形成的偏持情绪和强大武力，战争的完全结束更无可望。过去艺术必须宗教和政治的实力扶育，方能和人民对面，因之当前欲挣扎于政治点缀性外亦若不可能。然而明日的艺术，却必将带来一个更新的庄严课题。将宗教政治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种种不健全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而成为一种更强有力光明的人生观的基础。”[41]

不过，尽管沈从文在文学观念中同样贯穿了两条思路，但在实践层面两者在他的视野中实际也是合而为一的，文学在作为民族精神重造工具同时，也是人类理想生命重造的工具。比如他认为好的文学是“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同时尚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民族感情的作品产生。”[42]而不管文学是作为民族精神重造的工具，还是作为其他一切重造的根本和指导方针，归根结底都在于沈从文将它看作是生命观念的表达。他曾提出文学“新经典的原则”是“当从一个崭新观点去建设这个国家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尤其是属于做人的无形观念重要。勇猛与健康，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43]在《新的文学观》，他又具体阐释了他心目中的“新的文学观”：“从消极言，是作者一反当前附庸依赖精神，不甘心成为贪财商人的流行货，与狡猾政客的装饰品。从积极言，一定要在作品中输入一个健康雄强的人生观，人物性格必对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态度与信念，‘有所为有所不为’，取予之际异常谨严认真。他必热爱人生，坚实朴厚，坦白诚实，勇于牺牲。作品中人格与作者人格，且必然有相通处。”[44]显然，文学作为经典的内涵，牵涉的是沈从文对生命的理解。文学首先要做到自身独立，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一种新型人性的表达。而文学之所以能作为重造的根本，是在于它承担了表达理想生命，表现新人格的重任。就此言，沈从文的文学观可以表述为：人性是内核——文学是表达人性的手段和工具，是人性的载体——通过承载着新的人性观的文学，进而重造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最后达到社会、政治、民族、人类的全面重造。

40年代沈从文对文学的思考，还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紧密相关。这一时期他对于文学本体位置的认识，部分也是基于文学对生命的重要意义。对于沈从文言，文学是他根本的存在方式，是实现他生命价值的重要方式。一方面，文学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存在，是生命得以延续的重要途径：“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唯有文字能“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45]他说：

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46]

正是如此，沈从文把写作看作是“一种违反动物原则的行为”，因为作家的创作，是“将生命的理想从肉体分离，用一种更坚固材料和一种更完美形式保留下来。生命个体虽不免死亡，保留下来的东西却可望百年长青（这永生愿望，本不是文学作家所独具，一切伟大艺术品就无不由同一动力而产生）。……他的不断写作，且俨然非写不可，就为的是从工作的完成中就已得到生命重造的快乐”。[47]而更重要的是，对于沈从文言，生命存在的意义只在文学中才能获取。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中，沈从文谈到文学与生命的另一层关系：

写作是一种永生愿望。试从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不朽文学作家遗留下的作品加以检查，就可明白《离骚》或《史记》，杜工部诗或曹雪芹小说，情形大都相去不远。我们若透过这些作品的表面形式，从更深处加以注意，便自然会理解作者那点为人生而痛苦的情形。这痛苦可说是惟有写作，方能消除。[48]

对于前类作家言，文学是生命的必需，生命的意义方通过写作才能达到。这正是沈从文所说的文学中的“生命投资”：“这么写作一支笔常常不免把作者带入了宗教信徒和思想家领域里去，每到搁笔时衰弱的心中必常常若有一种悲悯情绪流注，正如一个宗教信徒或一个思想家临死前所感到的沉静严肃。并且我明白，也幸而是写小说，无节制的大规模浪费，方能把储蓄积压的观念经验，慢慢耗尽，生命取得平衡。”[49]这段话无疑是沈从文自身的创作体验。直至解放后放弃文学创作，他仍以为：“生命在滞塞中，什么都作不好的。但是生命在滞塞中，也只有从写作里方能畅其源流，得到中和与平衡。”[50]就此言，在沈从文视野中，文学与生命的关系不是单向的，文学既是生命表达的工具，同时也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使生命达至平衡的行为，这两者的关系实是相依相存，互为根本。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是本体意义上的存在，生命不仅为文学提供内涵，文学也为生命存在提供意义，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是作为生命的一种本体行为方式。至此，上述沈从文眼中的文学、生命、（政治）重造的关系又可以进一步表述为：文学为生命存在的根本，又是生命观念的表达工具。只有具有“生命投资”的文学，才是经典的文学，才能承担起重造一切的使命→通过文学与生命的互为作用，民族精神乃至人类普遍人性得以重造→社会、政治，民族、国家、人类得以重造。

沈从文因为极为强调文学自由，且加上他自己也称自己是一个文学自由主义者，因此很多时候他的文学观念都容易与以胡适为首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学观相混同，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同更有异。一致的是，二者都是坚定的文学上的个人主义者，以《新月》为阵地的一批文学家如梁实秋、徐志摩都强调文学的“个人性”，而沈从文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也是在对作家主体独立思考的重视；与此相关的是，两者都认为文学的内涵是“个人”的，尽管梁实秋强调的文学表现人性与沈从文的人性论在具体内涵上并不相同。沈从文与《新月》文学家的弥合点还在于两者都认同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从根本上看，沈从文对文学独立自由的强调，背后是他对文学经典功用的考虑。尽管他与胡适等人在人事上关系密切，思想上也有影响，但由于个体思想的独特性，他与秉承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新月》同人又有着很大的间隔。两者在文学（文化）立场上都是鲜明的功利主义者，但又有着各自的取向和路径。《新月》同人从自由主义理念出发，强调文学的不依附任何政治集团的独立性，但同时他们也强调文学于人生于社会的意义。这同样是基于自由主义思想背景，包括对个性的尊重与对人的社会性的强调。因此，不管是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他们都看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但这一功用又是建立在文学独立和作家主体自由的基础上的，与左、右翼强调文学的政治依附性有着显明的差异。换言之，新月派所说的文学的“道德性”（梁实秋《文学的道德》）基于创作的自由，文学承担的也就是一种抽象的使命，与实际政治活动并无联系。这点明显承继了“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观，显示出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对于沈从文言，胡适派的文学自由主义观以及重视文学的功利性都是他认同的，这从他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论说和有意承继中也可以看到，但由于他将文学作为一切重造的根本，这就使得他与新月派在文学立场有了很大的差别。在他这里，文学在这里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换言之，在《新月》同人那里，文学的功用性并不意味着将文学本体化，而沈从文却试图将文学重造为一切重造之根本，“工具重用”即是试图将文学的审美性与政治性（社会性）融合。这应该是两者在文学观念上最大的差别所在。

沈从文关于文学本体位置的强调，可以视作是他对文学理想功能的设想，并与他对生命的重视密切相关。这一设想与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也有着很大差距，并导致他在当时受到众多非议，1949年后遭到了毁灭性冲击。1949年政治环境的变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不如沈从文所想的是前者指导后者，反是后者全面指导前者。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沈从文真实地意识到文学经典的现实困境。他选择了放弃。这其中虽有客观因素，但新的文学要求与他的文学观念相差甚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新的现实条件下，沈从文的文学观念有了部分调整。他意识到“文学作为经典”的理想性，而提出文学仅仅为“抒情”。

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这不能怪客观环境，还应当怪他自己。因为话说回来，还是“思想”有问题，在创作方法上不易适应环境要求。即“能”写，他还是可说“不会”写。[51]

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这种抒情气氛，从生理学或心理学说来，也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梦呓差不多少，对外实起不了什么作用的。[52]

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想主义者在面对政治现实时的无奈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