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沈从文的精神危机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1949年沈从文的精神危机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1949年初，沈从文曾发生严重的精神危机，之后他基本中止了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对于一个以文学表达思想的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沈从文思想探寻的结束。以往多将这次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外部政治气候的变化，但过分强调外部影响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这段时间内，除了左翼的文字批判外，沈从文并没有遭到其他实质性的政治压迫。近年来已有研究者“从沈从文本人的思想脉络、主观感受和个人选择中来做出分析”，[1]如张新颖在《20世纪中国上半期的现代意识》中，将沈从文1949年的“呓语狂言”与他40年代的“抽象的抒情”联系起来[2]，持同一思路的还有贺桂梅在《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中对这一时期的沈从文的分析，论者认为：“造成沈从文1949年精神崩溃的原因，除了他意识到自己所信奉、追求的创作观念和新时代相左，且难以被接纳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沈从文此时所感到的前所未有的孤立和孤绝，一种自己置身于整个世界对立面的感觉和感受。”[3]不过，上述论断并未揭示为何沈从文1949年与40年代在思想上虽然具有一致的理路，但后期沈从文却几近精神崩溃，即依循这一内在理路，个体精神是如何发展并最终走向“自杀”。这是因为，沈从文并非直到1949年才意识到自身创作及思想观念与时代相左，这一意识自30年代就已形成，也是他始终以“乡下人”进行自我定位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关的是，孤独感也一直是沈从文生命最鲜明的感受，但直到1949年，沈从文的孤独感才发展到如此强烈，以致欲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许，从沈从文思想的存在特征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窥见沈从文1949年精神危机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1949年前后，政局的变化最初并没有让沈从文产生巨大恐惧。之前由于发表《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等文章，沈从文早就遭到左翼阵营的大量批判。对于这些批判，沈从文当时并没有太多在意。1947年2月在一信中，他这样说：“只远远的从文坛消息上知道有上海作家在扫荡沈从文而已。想必扫荡得极热闹。惟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我还是我。在这里整天忙。”[4]在紧接着的另一封信中，沈从文则对“扫荡”充满了厌恶，认为“这就是政治。”“这倒真是政术！”但此时的他还没有因此产生政治上的危机感，他说：“照上海扫荡沈从文的消息说来，我倒俨然像是要清算的一位，……我想还是听听谣言下去吧，因为被扫荡也近廿年了。”[5]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对沈从文进行了集中批判，包括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其中称沈从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将沈从文称作是延续“清客文丐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则称沈从文是“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是“桃红色作家”。在这篇充满战斗性的檄文中，郭沫若写道：

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我们今天要号召读者，和这些人的文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我们今天要号召天真的无色的作者，和这些人们绝缘，不和他们合作，并劝朋友不合作。……人民真正作主的一天，一切反人民的现象也就自行消灭了。我们同时也要从事积极的创造来代替我们所消灭的东西。人民文艺取得优势的一天，反人民文艺也就自行消灭了。凡是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都请拿着你们的笔杆来参加这一阵线上的大反攻吧！[6]

这里的批判较以前显然更为严厉，批判以“我们”的名义进行，已经上升到人民——反人民的政治层面。但对于这样激烈的批判，沈从文当时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其背后重大的政治举措。他也许还是将此看作是与以往同等性质的批评。在1948年7月30日与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这样描述了与儿子虎雏的对话：“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中人物故事，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在对话中，沈从文表示，“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7]不过，在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沈从文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政治对文学的巨大压力，但当时他依旧存有一丝幻想。11月7日，沈从文出席了北大“方向社”召开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同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光潜、冯至、废名、钱学熙等北大师生。在会上，沈从文提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他还说：“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8]

11月下旬，平津战役开始，北平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围城期间，沈从文没有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南下邀请，决定留下。因战争原因，沈从文主持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也停刊。28日，沈从文在致沈云麓的信中，谈到“北平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因体力与生活方式，实在都不宜卷入政治，且已深深感到学校也不相宜”。但此时沈从文也并没有意识到文学生命即将结束，他说：“因卖去一本书，总即可支持半年也。还有几十种未印行，还有五六卷新书待付印。……能到乡下二三年，写十本八本书，比教书有意义得多。”[9]不过，沈从文隐约也有了不得不“搁笔”的预感。在12月1日和7日的两封信中，他都表示“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大局玄黄未定，惟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用笔的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10]应该说，到这个时候，沈从文还是以一种较为平静的心态接受“搁笔”的现实。(www.guayunfan.com)

然而，沈从文的心态在1949年初却发生了很大转变。1月，北平解放在即。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转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并在教学楼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这无疑使沈从文感到惊惧。之后，沈从文的精神开始出现失常状况。在朋友们的安排下，他住进清华园调养，但这并不见效，沈从文的精神日益呈现出崩溃的状况。到3月28日，沈从文选择他所说的“休息”。那么，在短短的时间沈从文的精神为什么会迅速走向崩溃？他是如何由平静接受“搁笔”发展到精神疯狂的呢？仅仅是因《斥反动文艺》的原因吗？实际上，不论是从外部现实还是从内在生命言，都难以找到促使这一变化的直接因素。外来的批判按沈从文的说法是已经“被扫荡也近廿年了”[11]，即使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也是早已发表，何况《斥反动文艺》中同被批判的还有沈从文的许多熟人；从内在生命言，沈从文的精神危机也是由来已久。而在这段时间内，除了上述批判外，沈从文并没有遭到其他实质性的政治压力。因此，由这一外部压力导致沈从文精神崩溃，必然还有着更为内在的属于个体精神方面的因素。

从目前留存下来的材料看，沈从文这段时间对自我灵魂进行了深入解剖，留下了大量的“呓语狂言”。与40年代一样，在自我遭到现实否定时，沈从文总是以对自我生命的剖析去应对外在现实的压力，个体身处现实的外部危机总是被自我转化为生命内部的危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对自我的解析中，即使是创作《水云》期间出现严重的存在困境时，沈从文都以“理想”应对现实，坚持自我，而这一次为何“自我”却无以抗争外部现实的压力呢？以往多认为这是源于沈从文对自身思想及品格的坚守，却不同程度忽视了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即沈从文思想的特殊性以及他这一时期具体的思想状况。

在清华园休养期间，沈从文写下了《一个人的自白》及《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些文章与40年代的抽象文字风格相类似，沈从文试图对自我思想展开彻底分析。他说：

经过了游移、徘徊、极端兴奋和过度颓废，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反复了三个星期，由沸腾到澄清，我体验了一个“生命”的真实意义。一切过去的重复温习，未来的检讨，我企图由一个在“病理学或变态心理学可作标本参考”目的下，写下这点东西。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以见出一个“人”的本来。[12]

为什么沈从文在接受新社会前还要进行“自白”呢，（这一自白并非辩诬，而是对自我思想的分析）这显然与其他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接受有很大不同，其原因则在沈从文对自身思想的清醒认识。在他看来，“在这个分解重造过程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对革命来临以后如何自处，自然感到极大的苦闷与彷徨”，他们需要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但这一改变又“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心理疙瘩”，因为“触着了一个‘思想’问题”。沈从文很清楚，自己的思想在“一个新的制度新的尺标衡量下”是有问题的，他的自我分析就是要刨根问底，“为否定昨日之我，值得作些全部分析检讨，‘我’是什么？由何而来？”在以往的自我分析中，沈从文更多是为自我寻求精神存在的依据，但1949年这次分析的严峻性远远超出了以往。在他看来，“问题正逼迫着他，不能不寻求明白简单正确的答解，死或生”。尤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并非是外部强加于他的，因为“社会对于他一时或者还来不及注意，他自己却必然要注意找寻答解，死或生”。可见，对于沈从文来说，“自白”是出于自我生命的内在需要，是应对即将面临的思想转型的一次自我调整，而这一调整对于他来说显然是十分艰难的。沈从文说：“新的时代要求于人的是‘忘我’‘无我’，忘掉或去掉那个小小的，蜗缩的，有限的我，而将‘我’溶解于政治进程中，社会要求中”，但按沈从文对自我思想的认识来说，他是“我持”很强的人，思想有“根深蒂固连续性，顽固排他性”，“接受‘抽象’即十分勇敢、兴奋、激昂，摆脱‘事实’可能需要作极大而长久的努力挣扎”。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众多知识分子也都面临着类似的转型，但是，像沈从文这样试图将外在转变与自我内部思想的转变完全结合起来的，似乎并不多见。正如他所说，解释自我的“结论不在自饰，时代已不需这种虚伪装饰，更不在自辩开脱，时代已不许用如此方式自脱。要真实，惟有真实，这棵苹果树才有个未来，或被决定既无助于人类存在进步，不如连根拔去，当作柴烧，付之一炬。或被决定值得保留一时，重新移植，结点对下一代还有益的果子”。[13]可见，这完全是内部生命转变的需要，而一旦对自我的分析与外部现实连通失败的话，那么沈从文则可能选择他说的“连根拔去，当作柴烧，付之一炬”。沈从文的这一自我分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分析了他“内向型”人格的形成，包括他最为重要的思维方式，如“不承认现实”、以“否定”、“怀疑”为主，以及生命最重要的基调“悲悯”等。《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则分析了他的创作和思想曾受音乐和美术的影响，并认为他的思想“至今还停搁在子部的农家许行和墨家宋荣子两者综合上。它实在相当旧，但也可以解说得极新。重要的是它近于固有的中国农民型与社会型，而形成一个现代文化中的新的复合物，在试探发展中得到一点记录”。[14]这两篇文章都是写于沈从文精神崩溃期间，一是于1949年2月在清华园，一是3月8日，但从文中对自我思想异常准确的分析，可见沈从文并非是真正的疯狂。

不过，两篇文章都没有写完，沈从文也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寻求到生命存在的现实合理依据。相反，一种“丧我”感始终纠缠着他，他陷入了比以往任一时期都强烈的精神混乱状态。这段时期（包括自杀后一段时期）沈从文始终在追问“我是谁？”“我”在什么地方？自我已经无法在现实也无法在理想中找到存在的位置。他一再询问自己：

我照料我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

……

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15]

我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上？[16]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关系，失去意义？[17]

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步神经崩溃，迫害狂益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精力，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吾丧我。[18]

事实上，“丧我”状态在40年代也曾出现，《烛虚》中就有过“吾丧我”的说法。沈从文自身也多次将这一时期的自我与40年代联系起来，并认为目前精神状态是40年代“隐性的疯狂”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魇》真有道理，……从《绿魇》应当即可看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综合联想处理于文字上，已不大为他人所能理解，到作人事说明时，哪能条理分明？”[19]但当时沈从文于抽象中的疯狂并没有将自我摧毁，他选择了持守“乡下人”身份以及由“楚人的血液”而来的悲剧命运。1949年再次出现的“丧我”显然与之前有所不同。如果说沈从文40年代的危机还源于自身理想难以应对现实，但在对理想的怀疑中也包含有确认，绝望中还有希望；那么，1949年的危机虽然是直接承接上期而来，但此时的现实已经彻底撕破了前期理想的合理性，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他无法继续依靠“抽象”的理想支撑生命，同时也摧毁了他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自信，由此而来的失败感成了导致沈从文精神危机的最重要原因。沈从文不无悲观地说道：“在这一点上，我深深理会了‘希望’和‘绝望’两个名词的意义。……对于人，我的希望已不知应寄托于什么，方能实证；对于神，又仅仅是一种抽象，在当前时代实已毫无边际可达岸上。”[20]这是明显不同于40年代时的一种精神状态。

显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沈从文思想的合理性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中，除了对沈从文的具体思想及创作进行批评外，最为致命的是提出了“人民”与“反人民”的界限，沈从文显然被置于“人民”的对立面。这种二元的思维方式，也促使沈从文必须在自我与“人民”间作一抉择。然而，按照沈从文思想“我持”很强的特征，在没有真正理清自身思想的“错误”时，他又是难以放弃自我的。此时的他虽然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他又不能因此简单地否认自身思想，这使他陷入无法解决的两难中：一旦承认现实的合理性，那么自我存在则是不合理的；而不放弃自我，又是将自我推到“人民”的对立面，这同样是沈从文无法接受的，沈从文的精神出现了一种“含混”状态，而他这一时期的疯狂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一含混引起的。

与现实的不合导致沈从文产生一种强烈的“游离感”[21]，他不无惊惧地说道：“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分，凡事无分。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22]此时的游离感与沈从文之前长期的孤独感尽管有着一致性，但在价值取向上却是相反的。早期沈从文是有意识地持守孤独的命运，也是他有意坚守自身独立品格的结果，但此时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离群”则是脱离人民群众，也意味着自我思想的“错误”，对于沈从文言，这是一种比死亡还严重的惩罚。他写道：

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

……

这才是真正完成了一个人离群应受的惩罚！这惩罚比起死亡实在还重，为的是让受罚者明白过失由生命离群而起。一离群，什么都可能或必然。[23]

在解放初期的生活中，沈从文确实感到极度的孤独，用他的话说，不仅周围的朋友，甚至连家中人也不怎么熟悉[24]。这使沈从文前所未有地检讨自己“离群”的错误并陷入巨大的恐惧中，进而引起他对自身思想的怀疑甚至否定，他把自身思想及存在的失败都与“离群”联系在一起：“一个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25]“人不能离群。一切由离群而起。”[26]

“离群”导致沈从文怀疑自我并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使他有了“归队”的愿望。他诚恳地说道：“对于过去离群作成的种种错误，现在想从沉默工作中补救，可能已太迟。是不是还有一种机会，使我重新加入群里，不必要名利，不必要其他特权，惟得群承认是其中一员，来重新生活下去？……在我明白离群错误以后，是不是还能有新的生活可以重造自己？”[27]在这段时期，尤其是在试图自杀后，参与新生活的迫切愿望使沈从文希望能够放弃原来的“我”，与广大的“群”融为一体。这是消除游离感的唯一途径，也是获得新生的第一步。

多日来的自我精神剖析，沈从文似乎找到了自己思想错误的真正原因，并即将迎来生命的“新生”。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复杂的心理过程：“由胡涂，自蔽，以及一切性格上的矛盾，经验上的矛盾，理欲上的取舍，经过个人一个相当长时期清算和挣扎，终于明澈单一，得回一种新生。”他说：“我生命似乎已回复正常，……。我的教育到此为止，已达到一个最高点。悲剧转入谧静，在谧静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生活虽犹在旧方式中，生命已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28]历经反省后的沈从文有一种大梦初醒感。自进入都市以来，他就坚守着自身的“乡下人”身份，不管是在30年代的上海，还是40年代进入西南联大，他都执意保持着独立的思想品格，不与政治、商业乃至学院派知识分子为伍，“乡下人”对他言不仅是一种边缘立场的显现，也包含着他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自信。然而1949年新的社会政治现实，却粉碎了他往昔对自我孤独者身份的确信，在强大的历史意识形态前，这个倔强的“乡下人”第一次真正感到自身思想的危机。在历史和自我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无可解决的悖论，承认现实与承认自身思想之间已变得不可调和，他无法理清这两者间的矛盾究竟出在哪里，也无法在两者之间作一明晰的抉择。他叹道：“红楼梦已醒了。……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29]历史仿佛与他开了个玩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乡下人到著名的作家，如今一切又重新翻过来，“他写的全都要不得”，他又回到最初的乡下人状态。

不过，强烈的游离感虽然导致沈从文迫切希望“新生”，但真正的“新生”却难以实现，沈从文思想“我持”强的特征使他始终难以完全融入新社会，也难以在新社会中获取新的自我认同。在精神平缓后致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说道：“有个十分离奇情形，即一切书本上的真理，和一切充满明知和善意的语言，总不容易直接浸入我头脑中。压迫和冷漠，也不能完全征服我。我曾十分严格的自我检讨分析，有进有退，终难把自己忘掉，尤其是不能把自己意义或成见忘掉。”[30]在这封信中，沈从文还对“游离”产生了新的想法，他说：“大家说向‘人民靠拢’，从表面上看，我似乎是个唯一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唯一在从人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相似。”他把这一心理过程称作是“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31]他甚至希冀自己能把自己这种对“人”的认识“重现到文字中”：

你若不信，大致到我笔能回复时，即可一一写出来。我实在应当迎接现实，从群的向前中而上前。因为认识他们，也即可在另一时保留下一些在发展中的人和社会，一一重现到文字中。保留到文字中。这工作必然比清理工艺史还对我更相宜，因为是目下活人所需，也是明天活人要知道的。……我的动，是在成全一些人，成全一种久在误解中存在和发展的情绪，而加以解除的努力。

我要从动中将一切关系重造。人并不容易知人。[32]

显然，自我剖析的结果虽然让沈从文反省自己的“离群”，但并未真正使他放弃自身的思想，甚至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融入“群”中。他把“新生”看作他对“人”的理解的新尝试，他说：“我乐意学一学群，明白群在如何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再来就个人理解到的叙述出来。我在学做人，从在生长中的社会人群学习。”[33]不过，沈从文这里说的从人群中“取得教育”完全是属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方式，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显然有别。他把融入群众视作他理解“人”的新途径，他试着理解新的历史处境中新的生命形式，而这种理解又将扩大他对人的理解。这正是他早年所说：“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34]而此时这一体验对他言无疑又是痛苦的。它纠缠着主体对自身的否定与肯定，包含着历史与个人之间的双重悖论：既要理解新的历史趋势，又要在自身思想基础上反思历史的变动，既有对历史的肯定与疑虑，也有对自身的否定与再次肯定。从这个角度上说，沈从文是在尝试主动接受历史，并且是在他以往思想的基础上去理解新的历史，如他所说是“一种完全自发的动”。[35]而他融入、理解新社会的目的，既在于为自己存在寻求现实立足点，更是希图在新的历史变动中扩大他对生命的理解。“忘我”并没有将“我”抛弃，反而得到一个更本来的“我”，这是一个经历了“丧我”之后的反思、又重新回归的本真的“我”。

显然，沈从文的这一体验方式与新社会要求的“忘我”并不在一个层面。这段时期，尽管沈从文一再检讨自己，但他却无从做到真正的“忘我”，更多时候还是一种失败感和愧疚感纠缠着他的内心。在之后的日记中，他重新反思自身，对自我的不确定重新占据上风，他“深觉对国家不起”，但是，“为什么？并不明白。只觉得过去工作通无意义，因为和人的共通要求与希望，全不相和，只作成自大自恃和固步自封。”沈从文的这一忏悔无疑是出自内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正认识到自我思想的“错误”，而是因自我与社会“共通要求”的不符合，即他说的“游离”引起的。因此即使“归队”，也无从获得真正的新生，他慨叹：

我怎么会忽然成为这么一个人？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新生的我十分衰弱。只想哭一哭。我好像和一切隔离，事实上却和一个时代多少人的悲喜混同而为一。……

我正在悄然归队。我仿佛已入队中。

……冻结中的生命，似乎有了春天的日光照晒，在起始融解。我失去了我，剩下的是一个无知而愚，愚而自恃的破碎的生命。虽有了新生，实十分软弱。[36]

在自我与历史的两难取舍中，此时的沈从文既无法确证过去的“我”，同时又无从获得新的存在，“心已破毁，即努力粘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处理自己，已完全失去定向。”“我的生命教育已告了一个段落”，结果却是“已找寻不着什么是‘自己’的思想成见”。[37]从本质上说，历经精神危机后的沈从文依然坚守着原来的“自我”，“新生”只是一个过渡，却没有真正实现。

1949年的沈从文在“我”与“时代”的两难抉择中，陷入极度的含混状态。在强大的历史意识形态前，这个倔强的“乡下人”也深深感到自身思想的危机。他无法理清这两者间的矛盾究竟出在哪里，也无法在两者之间作一明晰的抉择。沈从文也曾试图将自我与历史接轨，在忘我中促成一个“新生的我”，然而，始终难以忘记“本我”又使这一新生变得格外艰难和脆弱。在历史和自我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可解决的悖论，在自我与历史的两难取舍中，沈从文最终“失去了我”并导致精神“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