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畿重地_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在京畿重地_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在京畿重地——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

李德生从1971年1月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12月对调到沈阳军区，将近三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李德生由于经常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活动，再加上北京军区的特殊战略地位，使他经常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并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不久，毛泽东就对北京军区的工作和李德生的学习问题作过重要指示，提出过明确要求。

为了做好北京军区的工作，毛泽东要求李德生要学点地理、历史知识。

有一次，毛泽东问李德生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居民点在哪里？从毛泽东的解释和查阅的资料，李德生得知：据《资治通鉴》221卷记载，唐肃宗乾元2年（即公元759年）4月，史称“安史之乱”的唐朝叛将史思明在范阳建大燕国，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顺天，并将都城范阳改称燕京。据记载，范阳即古幽州，具体位置应为现北京城西南部。(www.guayunfan.com)

毛泽东对李德生特别强调，要读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说实在的，这本书李德生不仅没有读过，而且过去也没有听说过。于是，李德生让工作人员把这部书找来，大致翻阅了一下，以后又请人讲解了有关部分，方知学习这本书，对于加强华北地区的战备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军事地理名著，是研究中国军事史、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该书共130卷，280多万字，其中有舆地要览图36幅，沿革表35份。作者顾祖禹（1631—1692），江苏无锡人，是明末清初的地理学家。明朝灭亡后，他隐居民间，花了20多年的时间，依据正史、地志，参考野史和对山川的考察资料，写就了这部“史其方舆之向导，方舆其史之图籍”的史地结合的巨著。这部书综合记录了“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既描述了地形特点，又介绍了历史战例，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学特色。它的核心思想是：战守攻取应以分析地理形势为基础，从而讲明了地理地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

毛泽东要李德生先读读这部书中有关华北地区的部分，熟悉华北地区的情况。李德生读了以后，深感毛泽东的指示多么重要，对他当好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工作帮助很大。这部书认为，拱卫首都是军事建设的重心，并举了明代在其首都北京设防的例子。明代拱卫首都的部署是，多层设防，近畿三辅；内三关；三点（蓟州即今天津市蓟县、宣府即今河北省宣化、保定）相互支援；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与三卫（今河北东北部、长城外及辽宁西部一带），以及三齐（今山东淄博、平度、泰安一带）、秦晋之地，皆需驻兵，构成多层藩篱。当李德生了解了这些内容后，感到很有启发，觉得上述设防的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对今天保卫首都北京也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这部书历来为兵家所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人誉其为“千古绝作”，有人说它是“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李德生认为这些评论是恰如其分的。

当时，中苏关系相当紧张，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线的当面陈兵百万。如何防御外敌入侵，加强我国北部国防建设，保卫首都安全，是毛泽东、党中央特别关注的大事。

毛泽东在政治局议论国际局势时，多次同李德生谈到华北地区的战略方针和部队建设。这些指示在李德生脑子里印得最深的是这样几点：一是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二是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三是要加强战备，有备无患，有备少患；四是要建立堡垒区，重点对付敌人的乌龟壳。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要李德生思考的问题：如果敌人在华北空降几个师，我们应该怎么办？敌人要摔原子弹，城市人口如何疏散？

毛泽东的指示，使李德生清醒地认识到，北京军区的战备工作意义重大，它关系到全国，特别是关系到首都的安危，这是军区党委必须认真对待，并且要下大力抓好的大事。

李德生上任后，同北京军区党委的同志一道，通过听取汇报、集体研究、组织落实，对战备和部队训练工作给予了高度关注。他首先和军区的领导以及司令部机关的同志，反复学习研究了如何结合北京军区的实际，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李德生率领有关人员在空中和地面对周边和纵深的地形作了全面勘察。对华北地区的战场建设，包括人防工事，进行了新的安排。

在李德生一行乘飞机看地形时，周恩来亲自过问，派出力量做好空中和地面的保卫、安全保障工作。这不仅使李德生感到了党中央对自己的亲切关怀，而且也充分意识到北京军区的战略地位是多么重要啊！

为了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搞好工作，李德生指示机关将毛泽东推荐的《读史方舆记要》有关华北部分译注，并结合现代战争形势，作了必要的阐述，印发部队学习参考。

在这个基础上，他主持北京军区重新研究如何落实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调整了兵力部署，组织了要地设防，加强了部队训练，批判和纠正了林彪在战略问题上提出的所谓“镶边防御”的错误方针。

在李德生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这段时间里，他肩负数职，参加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公会议的日常活动比较多，总政治部和安徽的工作，又占用了他不少的时间。北京军区的全面工作，是在军区党委集体领导下，李德生与纪登奎分工负责组织实施的。李德生主管党委的重大工作和军事工作。日常工作则由陈先瑞政委主持，各位副司令员、副政委具体抓落实。如“三打三防”训练就是由马卫华副司令员具体指导进行的。

陈先瑞，河南省商城县大阎家湾（今属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参加长征。陈先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员，他四次转战陕南，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被毛泽东誉为红军的“陕南王”。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五次赴朝参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勋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马卫华，1919年生，河北省唐县人。长期担任军事主官，历任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他作战勇猛顽强，擅长打恶仗险仗，曾负伤多次。在1944年保卫麦收战斗中，马卫华率部遭日军重兵包围，经浴血奋战，在万分危机时刻毅然跳下悬崖，身负重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少有的几个在抗战时期入伍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干部。

李德生说，陈先瑞、马卫华等军区领导同志，无论是指挥作战，还是部队建设，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工作都很认真，对他都很支持，也是他学习的榜样。

在这一时期，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北京军区进行了批陈整风，参加了华北会议和进行了华北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组织了1971年7月全军作战部长会议关于增加训练时间的落实，开展了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恢复了被打倒的干部的工作，进行了批林整风，举行了北京军区第23次党委扩大会议，等等。这些工作的具体实施情况，在本书其他有关章节中都有所涉及，就不再多说了。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李德生在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正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走向破灭、江青反革命集团日益猖獗之时。在林彪自我爆炸后，面对“四人帮”兴风作浪、祸国殃民的残酷现实，叶剑英高瞻远瞩地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军队建设之中，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增强凝聚力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对担负拱卫首都重任的北京军区的工作，更是格外重视和关注。那时，北京军区只要有重大活动，李德生都要向他报告，请他参加指导。而他只要有机会，也都要来向官兵讲形势、谈问题、作指示，要求部队加强军事训练，整顿管理教育。叶剑英多次严肃地对李德生指出：不管怎么样，首先要抓好军队，军队巩固了，不管什么时候敌人进攻，我们都可以对付，野心家搞阴谋我们也不怕。他的这些意味深长的话语，在许多高级干部的心里产生了共鸣，使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注释】

[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11页。

[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00页。

[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14页。

[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04页。

[5] 《叶剑英传》，第619页。

[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34—635页。

[7] 园丁：《 “肖力”是怎样走上神坛的？》，《南方周末》1999年2月12日。

[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37页。

[9] 徐良文：《红祸——彭勃结怨江青始末》，《大众文学》2008年，第2期。

[10]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2页。

[1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5页。

[12] 李文卿著：《近看许世友》（1967—1985），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