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乒乓外交”
在外事工作中，给李德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创造的“小球带动大球”的“乒乓外交”。那种破冰方式，当时轰动了全世界。从那件事情之后，中美两国和解的步伐有了加快。李德生感到欣慰的是，他曾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负责组织和协调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美国的工作，为“乒乓外交”出了点微薄之力。
党的九大之后，毛泽东把他思考的重点转到了政府的重建，外交工作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当时的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范围内的美苏争霸已出现苏攻美守的局面。为了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和保卫国家安全，中国的国际战略也由“反帝反修”适时地转向了“联美遏苏”。1971年的“乒乓外交”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后来周恩来谈到这次“乒乓外交”时说过：有时候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引起战略变化，这就必须掌握时机，掌握形势。事件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现，战略的变化常常从细小的事情中体现出来。李德生从参与“乒乓外交”的实践中，是心悦诚服地认同此理的。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经毛泽东亲自决策，阔别世界乒坛六年之久的中国，终于又派出代表团来到名古屋，重新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名古屋举行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因谴责美国支持金边傀儡政权，与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美国代表团团长格雷厄姆·斯廷霍文展开了激烈争论。但在休息时，斯廷霍文又作出友好姿态，向宋中表示说：“如果美国选手去中国一次，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用的技术！”后来美国乒乓球队又派出代表拉福德·哈里森来到中国代表团住地，明确提出访华要求。(www.guayunfan.com)
与此同时，一位自称是“完全的嬉皮士”、19岁的大学生、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于4月4日在由赛场回住地时，搭乘了中国运动员的大轿车，中国乒坛名将庄则栋主动热情地与他进行了交谈，并送给他一幅绣着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车到目的地后，敏锐的日本记者看到中国运动员的车上出现了一位美国运动员，并且正和中国著名运动员庄则栋在交谈、握手告别，立即拍下了这些镜头。第二天，科恩又回赠给庄则栋一件三色运动衫，并表示了要到中国访问的强烈愿望。这件事立即引起西方新闻界的关注，他们作了广泛而详细的报道。
庄则栋是世界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他出生于1941年，曾蝉联第26、27、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并获得了28届男子双打冠军，国家体委曾于1961年、1963年、1965年三次给他记特等功，并授予奖章奖状。庄则栋在名古屋处理与美国运动员的交往是得体的，为后来开展的“乒乓外交”奏响了序曲。
美国乒乓球队的要求报回国内后，周恩来立即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负责人开会，研究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争论不休。最后由外交部、国家体委写了个不准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送。周恩来于4月3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开始，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也都同意不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的意见，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们对美方的种种姿态作进一步考虑后，认为中美关系已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必须抓住这个时机。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获悉后，喜出望外，立即批准。消息一经宣布，立即震动了全世界，其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第31届世乒赛本身。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并表示“将以欢迎态度看待中国体育队进行任何对应性的访问”。
4月10日至16日，美国乒乓球队由斯廷霍文率领从香港入境访问北京。周恩来14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和随团记者。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四国的乒乓球队。周恩来与以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队的成员一一握手后，引用中国的古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他们表示欢迎。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美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后极为高兴，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会见中，周恩来还回答了那位过肩长发、身着喇叭裤的格伦·科恩提出的如何看待在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的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周恩来与科恩的这一段谈话，非常深刻，别有风趣，影响很大，给李德生和中外嘉宾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周恩来的这一善意表态，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且很快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回应。几个小时以后，尼克松就宣布了对华解禁的一些措施。第二天，几乎世界各大报纸和通讯社都报道了这一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评价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与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对这些美国青年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24]
在这一“乒乓外交”之后，先是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接着尼克松又以总统身份亲自到尚未建交的中国访问，从而开始了中美关系的一个新时代。
不久，中国乒乓球队的回访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1971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友好访华团，体委的领导同志以及庄则栋等应邀出席。
在客人没来之前，周恩来开门见山，亲切地对庄则栋说：“小庄，明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美国的邀请首次访美，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你来当！”庄则栋连连摇头说：“总理，我水平低，当不了团长！”
周恩来听了笑着说：“年轻人出去锻炼锻炼，犯点儿错误也没关系，我看你行，团长就你来当。我再给你配备两个得力的副团长。”
这时，周恩来向李德生布置了任务，并对大家宣布：“你们出国前的准备和具体事宜，由李德生同志负责。”
没过多久，周恩来告诉李德生要在人民大会堂召集访美代表团的领导和有关方面的人士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庄则栋和外交部的钱大镛，以及刚从体委五七干校回来的李梦华等人。
在会上，周恩来宣布说：“今天，访美代表团的领导正式组成，小庄当团长，李梦华、钱大镛担任副团长，李梦华担任代表团的党组书记，小庄、钱大镛担任副书记。”
周恩来再次明确说：“代表团组成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以及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由李德生同志负责领导，今后送、迎代表团都由李德生同志出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德生布置总政治部机关与外交部、国家体委等有关单位，积极协调，加紧准备。在各方面的重视、关怀和支持下，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作为代表团团长的庄则栋，为了更好地完成访美任务，一直在抓紧时间学习，了解情况，充实自己。在几个月的时间中，他看了不少关于美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学习了不少东西。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庄则栋也到机场迎接。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向尼克松介绍了庄则栋。这时，周恩来在旁边补充说：“他就是即将访问贵国的乒乓球代表团团长。”
尼克松总统高兴地握着庄则栋的手说：“到了华盛顿，我在白宫见你们。”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赴美成行后，李德生通过看文件、看电报以及各种媒体的报道，密切关注着代表团的活动，以及美方的安排和态度。
4月12日，美国派一架波音707专机来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机场，专门迎接结束了对加拿大访问的中国乒乓球队。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亲自前来欢迎代表团，并陪同代表团登机赴美。飞机起飞20多分钟后就到了美国北部的汽车城市底特律。在机场，代表团受到了美国乒乓球协会的官员、教练员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和有关人士的热烈欢迎。尼克松总统的代表斯卡里致欢迎词，庄则栋致答谢词。当晚，底特律市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美国接待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规格很高，安排也很周到。代表团在底特律、纽约、孟菲斯、洛杉矶、威廉斯堡等城市进行访问和友谊比赛后，于4月17日来到了华盛顿。
第二天，代表团接到美方的通知，尼克松总统要在白宫接见大家。但是，当代表团来到白宫外的玫瑰花园时，美方又通知说：“总统只接见团长和运动员、教练员。”这实际上是要把代表团降低为民间代表团。因为美方清楚，团长庄则栋也是运动员，而副团长等则是政府官员。鉴于这时美国并未与台湾“断交”，出于斗争策略考虑，代表团对美方的安排也表示了理解。
尼克松总统很快就来到了被接见的中方人员面前，庄则栋迎了上去和尼克松握手，并向他一一介绍了教练员和运动员。介绍完毕，尼克松发表讲话。他说：“两个月前，我访问了贵国，受到你们热烈的欢迎。今天，在这里我见到的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访美的乒乓球代表团，非常高兴，我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庄则栋在致答词中说：“自我们代表团踏上贵国的国土，受到了你们热情的欢迎，盛情的款待，处处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今天，总统阁下在百忙之中接见我们，我代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您、贵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应当说，尼克松总统的接见，是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后的最高潮。尼克松离开后，代表团全体人员参观了白宫。
历史事实表明，庄则栋不仅是中国和世界乒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由他而引出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为冷战结束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庄则栋在政治上、外交上也是有功的。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圆满完成访美任务后，顺利回到了中国。在首都机场，李德生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和热烈的握手，欢迎代表团全体人员胜利归来。
【注释】
[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3页。
[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25页。
[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27页。
[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27页。
[5] 刘武生著：《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7页。
[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3页。
[8] 冯都：《毛泽东是如何看重和保护邓小平的》，《党史信息报》2007年2月14日。
[9] 《党的建设七十年》（1921—1991），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7—448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3—24页。
[1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94页。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6—37页。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8页。
[1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00—301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6页。
[1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9—500页。
[1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91—292页。
[1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41页。
[1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20页。
[2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21页。
[2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62页。
[22] 《怀念贺龙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23]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115—116页。
[24] 杨明伟、陈扬勇著：《周恩来外交风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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