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陈整风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批陈整风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批陈整风

1970年11月7日，作为清查陈伯达问题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的李德生，与周恩来、康生联名致信毛泽东说，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拟将毛泽东所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扩大印发至省军级以上党委常委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以便得到对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的揭发”。毛泽东阅后批示：“略宽为好，如地级、师级；中央应有一指示下达。”[14]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在党内公开了陈伯达的问题。

中央指示指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决定，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要求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求弄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中央要求，把陈伯达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行径扩大传达到“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专案组人员”，“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中央指示还指出，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各单位在传达时要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并将材料妥送中央。

从此，假马列成了陈伯达及其后台的代名词。毛泽东与陈伯达的斗争被视为真马列与假马列的斗争。能否积极揭发陈伯达成了是否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试金石。中央指示下达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

李德生主持总政治部指导和部署全军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并指示总政有关部门收集贯彻执行情况。(www.guayunfan.com)

12月10日，北京军区第38军党委给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送了一份关于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报告揭发了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毛主席；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等罪行。报告说：“我军于1967年初奉命调华北以来，越来越感到，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从这个报告不难看出，一些造反派把矛头指向38军，与陈伯达的活动不无关系。

38军何以会有此报告呢？早在1967年38军奉调进驻保定后，他们就积极促进当地两派群众的大联合，但总是感到有人插手保定的“文革”运动，把矛头指向38军。时任38军政委的王猛，在1969年7月23日周恩来召集的白洋淀防汛护堤紧急会议上的一番发言，道出了个中奥秘。王猛说：“我们38军在保定别无他求，唯一的愿望就是早日实现两派大联合，部队返回军营，搞好战备训练，履行中央赋予的战略预备队职责。我们身在保定，一切受制于人，保定问题出在保定，但根子不在保定，总觉得后边有一支无形的‘大手’在拽住保定不放，拖住38军不放，企图达到把38军赶走的目的。其实，即使把38军调走，撤掉我这个政委的职，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认为关键是实现两派的联合……”[15]对陈伯达插手保定“文革”、打击和排挤38军的行径，王猛和38军党委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70年庐山会议后，王猛于11月11日主持召开军党委会，建议以军党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揭发陈伯达的反党罪行。报告很快写好上送中央。

38军的这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因为北京军区就在党中央的身旁，对首都负有护卫的责任，关系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因此，毛泽东特别关心北京军区的情况是在情理之中的。12月16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16]毛泽东的批示，不仅批评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对陈伯达的迎奉，而且明显地含有追查陈伯达活动的性质。按毛泽东后来的说法，他此举就是“抛石头”了，这块石头是砸向林彪一伙的。

众所周知，陈伯达此前是个红得发紫的人物。他是政治局五个常委之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7年3月，中央碰头会批判了“二月逆流”之后，林彪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从此，中央文革便居于一人之下，国人之上，权力极大。作为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几乎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化身，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威，他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领导出于对中央的尊重，对陈伯达也只能听之任之。但是，当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认定陈伯达的“天才论”包藏祸心之后，陈伯达过去的行为都成了需要追查的问题。陈伯达担任了要职，手中有极大的权力！而这职务和权力是在林彪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后才得以扩大的。透过毛泽东的追问，人们已经看到，陈伯达的后台就是林彪！

在毛泽东作出上述批示的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批示，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八名常委于18日前来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并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

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列席会议的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对38军批示的内容。到会者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建议，以集中讨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进行揭发。政治局会议决定，先以三天的时间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以便初步统一认识，达到打通思想、更好团结的目的。

在部署北京军区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时，毛泽东对他的后台——林彪进行了旁敲侧击。12月18日，即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那天，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会见中，毛泽东第一次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方面和个人崇拜现象作了分析，并且又一次不指名但却明显地批评了林彪。毛泽东一方面认为谁都“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17]这实际上是在揭露“文革”的消极面。这一番话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的批判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当时在一定范围内作了传达。李德生听了传达以后，不仅在思想上对如何正确认识个人崇拜问题有了提高，而且对林彪的言行开始有所警惕。不仅李德生如此，当时还有不少同志也都处于这样一种状况。

接着，毛泽东开始着手清除他“讨嫌”的东西了。有一次，毛泽东同政治局的同志谈话，严厉地批评了种种形式主义的表现，气愤地说，你们把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统统取下来，不取下来，我再也不进人民大会堂了。他对李德生说，你还是总政治部主任，你去负责办这件事，办好了给我报告。众所周知，《毛泽东语录》是林彪精心指导出版的，高举红宝书的形象是林彪首先示范出场的。毛泽东对“语录”表示气愤，用意十分明显，是在告诉大家要与林彪划清界线。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李德生与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一起，妥善地办理了这件事，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表示满意。后来，李德生又指示京西宾馆，仿照人民大会堂的作法，全部取下了毛泽东“语录”，换成了国画。此后，李德生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布置总政查封了政治学院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的“语录”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