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责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毛泽东的自责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毛泽东的自责

“九一三”事件以后，78岁的毛泽东明显地消瘦了，衰老了。李德生从他参加的中央的许多工作和活动中，感受到了坚强自信的毛泽东精神上的沉重。李德生说，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显然在进行着严肃的思考。

不久，毛泽东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创造性地提出的“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对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之一——“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分析。他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而三分错误则表现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2]这个论断的基调，虽然仍在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却不像以前那样全部肯定和绝对正确了。既然毛泽东认为“打倒一切”是错误的，那么在被打倒的干部中当然就有不该被打倒的人了。

于是，毛泽东开始亲自着手纠正“打倒一切”的错误。毛泽东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批示，空前多了起来。与此同时，他还解释了整错干部的原因。他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自己看错了人，听了林彪“一面之词”，说罗瑞卿的问题搞错了，贺龙的问题搞错了，“二月逆流”搞错了，杨、余、傅事件搞错了，这些都是不好的，自己都是有责任的。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表示，对“打倒一切”的人，已经进行了处理。他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3]他还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他们的总后台就是林彪。毛泽东这番话，揭露了林彪这个大“左派”的罪行及其反革命本质，为解放干部开辟了道路。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那么多干部被打倒，毛泽东当然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如同邓小平所说的：他“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全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4](www.guayunfan.com)

在揭批林彪罪行的过程中，有大量要求恢复工作的军队老干部的信件和一些受迫害同志的申诉，直接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批给李德生，要总政从速办理。从毛泽东的诸多批示上，李德生感受到了毛泽东希望尽快尽可能多地解放干部的心情。

周恩来更是抓住时机，日夜操劳，为更多地解放受迫害的干部思谋良策。他在要求各部门、各地区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以解放的干部名单的同时，也指示总政治部迅速拿出军队应解放的干部名单。

叶剑英对解放军队干部的工作极为重视，他曾多次对李德生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治军治政离不开他们。他详细了解在“文革”中每个被“审查”的军队高级干部的情况，指示总政提出具体安排意见，并亲自同一些干部谈话。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德生不在北京工作，没有进入党政军的高层，不大了解全军所有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的详细情况。但是，他从自己熟悉的知之甚深的老领导、老干部被打倒、被搞错的情况判断，许多干部是应该平反的，用当时流行的政治语言来说，是应当“解放”的。所以，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加紧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然而，解放干部的工作并不顺利，一波三折。这主要是江青等人在从中作梗。

“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要周恩来对中央的事全面负责，统一领导。这对解放干部是十分有利的。但不久他又对江青等人说“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让他们参与领导，要求他们与周恩来“密切配合，取长补短”。于是，江青一伙便以领导者的身份干扰干部的解放。这一点连毛泽东自己也很快觉察到了。当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下决心解放一批被林彪打倒的老干部，以充实各级领导核心时，毛泽东说：“你提出方案，我来批。告诉江青同志，不要她太多的干涉。”然而信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封建信条的江青一伙，他们一旦手中有了权，哪能够不去干涉啊？在毛泽东具有崇高威望的年代，他们不敢公开表示不执行毛泽东解放干部的指示，常常采取歪曲、阉割毛泽东指示的方法，为己所用，以求达到他们干扰解放干部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李德生毫不动摇地开展了解放干部的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他和总政机关的同志一起，认真学习和落实毛泽东有关解放干部的指示，顶住江青集团的阻挠，艰难地但还是有成效地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军队的大批高级将领陆续得到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