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小组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国际问题研究小组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国际问题研究小组

李德生调到中央工作以后，虽然不管外交，但他多年军人生涯养成的习惯使他十分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安全的影响。正好这时毛泽东要几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为中央提出应对措施的建议。这就为李德生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

毛泽东在使林彪的权力不断扩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其他几位老帅。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为了更好地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于1969年2月19日在其住处召开会议，到会的有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成员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会上，毛泽东要4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他说：“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鼓吹苏联要出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11]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珍宝岛事件后他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越来越关注了。到了1972年，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越来越大，毛泽东说得更明白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对付苏修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入侵。[12]

周恩来对毛泽东交待的这一任务十分重视，他委托陈毅具体主持这件事。周恩来对陈毅等人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周恩来要求他们：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再转报毛主席。

从3月1日至10月18日，几位老帅在中南海紫光阁武成殿，召开了23次座谈会，给中央上送了几份报告，提出了精辟见解，这对当时中国外交方针的转变，起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3月下旬，几位老帅研究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他们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分析了苏联军队突然入侵珍宝岛的原因、目的及其发展趋势，并进而揭示了美苏称霸全球的战略企图，以及与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根据研讨的意见，由叶剑英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呈报毛泽东。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还提出了具体建议。[13](www.guayunfan.com)

此后，几位老帅又进行过多次座谈，并于6月1日由陈毅上送了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对4位老帅的工作做了具体安排。6月2日，他在陈毅的报告上批注指出，毛泽东交给他们的三项任务是：(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周恩来还要求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及时将涉外文电分送4位老帅，对4位老帅“蹲点”的工厂也做了细致的交代。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姚广奉派参与了具体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批示，6月7日下午，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在武成殿聚会，进一步开展对国际形势的研究。熊向晖、姚广列席。陈毅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3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这个“牵头”的人打电话分别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在沙发上“座”而谈之。上次开的会不算，今天重打锣鼓另开张，算做第一回。他说，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不拘体、不限韵，鸣放一通。可以插话，可以打断，可以质问，也可以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自由”不能漫无边际，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

这时，几位老帅年事已高，而且头上还戴着“二月逆流干将”的帽子，但他们深知自己所肩负的托付和使命重大，因此置个人的荣辱得失于不顾，以党和国家的安危为重，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对国际战略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提出了正确的对策建议。他们高瞻远瞩，胸怀全局，论述精辟，语言生动，不愧是我党我军的“老帅才”。从6月7日至7月10日，他们共进行了6次19个小时的讨论，写出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第一份书面报告，由陈毅定稿，四帅签署，于7月11日上报周恩来。从7月29日至9月16日，4位老帅又举行了10次座谈，对形势的新变化，进行了详细认真的研究，写出了第二份报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于9月17日报送周恩来。

老帅们向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紧紧扣住国际战略中的核心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了中、美、苏之间的大三角关系。他们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美矛盾比较集中在欧洲和中东，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老帅们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以及如何处置的措施。他们认为，从世界战略格局来看，在处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问题上，可以借鉴中外历史上的经验。诸如东汉三国时期诸葛亮采取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方针和斯大林从战略上采取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事例，都可以作为参考。因此，他们建议：中国外交必须有所作为，要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尽早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14]这些报告的基调，同九大政治报告特别是林彪等人对形势的看法是不同的。历史表明，他们的这些看法是客观的、有远见的，为后来中国打开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报告中，老帅们也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加强战备是非常必要的，有备无患嘛！后来他们对毛泽东关于从最坏处着想，让部分老同志疏散到外地的意见表示拥护，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李德生在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与周恩来接触较多，有不少机会听取周恩来对国际形势的精辟见解。周恩来与几位老帅们的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还在1967年12军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时，李德生曾就苏北防务问题请示周恩来，周恩来除了答复另派部队保卫苏北海防外，又略有所思地说：“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李德生听了这个话以后，感到很新鲜，细加琢磨，觉得这是周恩来在启示他，要正确认识国际形势：既要警惕敢于来犯之敌，加强战备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似乎战争明天就要到来，打乱了正常的工作部署。到了1969年，由于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不断升级，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则更多地强调战争的危险、加强战备的一面，但并不认为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这一年的3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进步劳工党代表团，在回答中苏边境冲突是否有走向大规模的可能性时指出：现在还不能说。他们（苏联）是拿这个东西去动员本国人民和看一看世界舆论。苏联要进攻中国有困难。

在与周恩来接触中，李德生深刻体会到，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正确分析和把握国际形势。1969年李德生作为出访阿尔巴尼亚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成员，在11月21日行前，曾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对代表团全体成员指出：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现在美苏争夺的中心是中东。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问题就不能解释，只有两个阵营的矛盾的提法就是片面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么看不到矛盾呢？[15]李德生得知4位老帅的看法后，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认为这正是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正确分析矛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