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军队“只搞文不搞武”的状况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改变军队“只搞文不搞武”的状况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改变军队“只搞文不搞武”的状况

李德生认为，批判极左思潮，对军队来说，就是要抓住林彪军事路线的极左实质进行批判，坚决改变那种“只搞文不搞武”的状况，特别是要为军事工作正名，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众所周知，林彪主管军队工作以后，大搞“突出政治”。强调军事、后勤工作与政治工作发生矛盾时，要给“政治”让路。谁不赞成他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调，谁就会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等政治帽子，军事工作成了可有可无的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军事工作遭到了更为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军队的正常秩序被打乱，组织纪律性大为削弱，各级领导机构臃肿庞大，兵员日益膨胀。从部队的中心工作——军事训练来说，存在的问题不少。当时有一份权威文件指出，主要是：（一）军政对立，思想混乱，普遍不敢抓训练；（二）参训部队少，军事训练时间不落实；（三）部队技术、战术基础差，军事素质普遍下降；（四）全军院校过少，严重影响干部培训和外训工作；（五）训练制度废弛，教材缺乏，训练物资器材无保障。由于存在上述种种严重问题，因而造成了部队战斗力的大大下降。

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已有所察觉，而且给予了批评。1971年八九月间，他在巡视外地期间批评说，“现在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文化军队了。”他还对林彪提倡的“四好连队”运动中的“四好”（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作者注）之间的关系说：“一好（指政治思想好——作者注）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很有分量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对林彪大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有力批判。长期主管军事工作的李德生，对当时部队“只搞文不搞武”的状况是不满意的，也是很忧虑的。当他看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兴奋之情不能自已。他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一定会成为改变“文化军队”现状的强大动力。

1971年7月13日至16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部长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在目前形势下加强战备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发表中美会谈公告的指示，分析了在新形势下可能发生的突然情况，研究了加强战备的措施，提出全训部队除坚持冬季野营拉练和天天练外，每年军事训练的时间，步兵不少于60天，技术兵不少于80天，航空兵不少于50小时。周恩来在批阅此件时，认为这个标准仍然偏低，提出增加步兵和技术兵训练时间，步兵90天，技术兵120天。但黄永胜不同意，坚持原定训练天数不变。后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告的附件上，看到了周恩来的意见，批示同意，黄永胜等人才不好说什么了。[8] 7月27日，中央军委批准将会议决定的事项转发全军执行。随后，各单位均召开会议，结合实际情况研究落实了战备措施。在林彪一伙尚未垮台前，军事训练的时间得到了增加，这表明军事工作又开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www.guayunfan.com)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李德生坐镇空军，并且负责指导空军的批林整风运动。在此期间，根据军委办公会议精神，空军于1972年2月、11月先后召开了飞行训练会议、飞行训练安全工作座谈会，安排部署了全年的飞行训练任务。1972年1月至9月，空军飞行员的训练时间，比1971年同期增加了50%，而且增加了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训练。

针对干部失训情况严重，主持军委办公会议的叶剑英，在1972年2月6日听取南京军区领导人的工作汇报以后，就部队办教导队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以师为单位，办好教导队，师长或副师长任队长，把打过仗的团、营长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连的架子，训练下边没有打过仗的干部，从单兵起，进行传、帮、带，把经验传给新一代。两年内要把连、排长轮训完，达到平时会组织训练，战时会指挥打仗，扭转现在的局面。根据这一指示，中央军委于4月19日发出《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指示》指出：办好教导队，教育好干部，提高他们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是整顿好建设好军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军备战的迫切需要。鉴于林彪大搞极左给部队造成的恶果，以及部队新干部大量增加、技术装备不断发展的新情况，《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轮训干部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抓紧基层干部的培训，认真办好教导队。要求打过仗的有经验的军、师、团的领导干部，要亲自任教，当队长、排长、班长，进行传帮带，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后，全军团以上各单位迅速办起了各种类型的教导队。到1973年10月，全军共办教导队849个，轮训基层干部31万人，占应训干部的75%以上，初步改变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干部严重失训的状况。经过轮训的干部，在部队训练和建设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办好教导队的过程中，各级老干部言传身教，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到1973年年底，共有1.9万名团以上干部到教导队任职任教，60%以上的军长、师长和政委到教导队担任连长、排长。他们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

与此同时，为加强对军队干部的培训，全军还恢复了一批院校。1973年12月8日，中央军委转发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全军院校调整领导小组《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刮砍院校的妖风，使全军原有的125所各级各类院校幸存下来的仅有43所。《报告》提出恢复和增建院校的原则和方案，对学制、校址、定额等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报告》转发后，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各军兵种及各有关军区，因地制宜地先后把41所院校恢复和建立起来。这对恢复干部的培养训练工作，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一步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根据当时我国周边形势和未来战争的特点，叶剑英还于1973年10月指示全军，要求除抓好日常训练外，要突出抓好打坦克训练，要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他认为，军队在今后反侵略战争中，敌方坦克不会只来一辆、两辆，而是一群一群，几百辆几千辆；不是只冲一次、两次，而是一波一波地向我们冲击。如果我们现在不抓好训练，就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如果不能战胜敌人的坦克，地面作战这一关就很难过。他多次在总参、空军、北京军区等单位训练会议上讲话，强调全军一定要重视打坦克训练。叶剑英还就反坦克武器的制造、打敌坦克的战术、阻敌坦克的战场创造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根据他的要求，全军很快掀起了打坦克训练的热潮，一些军区相继组织了不同规模的反坦克作战演习。

为了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和训练的指示落到实处，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那种“只搞文不搞武”的不正常状况，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对军事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抓得很紧。无论是军区召开的重要会议，还是举行的重大演习，他都要亲自参加，都要提出意见。针对未来战争的特点和华北战场的实际，他对军队建设、民兵建设等各项工作都提出过具体要求。在李德生的指导下，北京军区多次召开了战备训练工作会议和各种专业性会议，并组织了多种演习。通过一系列工作，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交流了经验，从而使军区部队的各项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即使批极左受挫以后，李德生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把军事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根据中央军委1972年12月7日转发的总参谋部《关于1973年加强军事训练问题的建议》，北京军区于1973年4月7日至17日召开了训练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军区空军、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各省军区、各军、各特种兵主管训练的领导人，各单位的作训处(科)长，共168人。会议分析了1972年军事训练的形势，讨论了1973年军事训练的任务和措施。规定全区要有41．8%的连队参加全训，年底完成基层干部的轮训任务，并要与反坦克训练结合起来，抓好五大技术和连以下的战术训练；抓好各技术兵种与后勤分队的专业技术和战术训练；冬季野营训练要贯彻勤俭练兵的原则，提高训练质量。李德生和政治委员陈先瑞到会讲了话。他们要求，一定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完成1973年的训练任务。

在战备训练中，北京军区部队普遍开展了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改进了部队的技术战术训练。从1972年9月到1973年2月，北京军区共举办打坦克集训班315期，培训骨干3.9万余人，72%的连队进行了打坦克训练，达到了团有示范连、连有示范班、班有骨干的要求。同时，还普遍进行了打敌集群坦克战术研究性演习。1973年3月26日至4月4日，军区还召开了打坦克训练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团、军分区以上主管训练的领导人和业务部门的有关人员以及35个县(市)的武装部长，共545人。与会人员学习了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有关打坦克训练的指示和有关材料；参观了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民兵打坦克的武器、器材，以及防坦克的工程障碍设施；参观了炮兵、装甲兵打坦克的实弹射击，以及步兵、工程兵、民兵使用爆破器材和工程障碍的反坦克表演。会议还部署了训练任务。李德生和政治委员陈先瑞先后到会讲了话。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人亲临会议观看了打坦克表演。总参谋部于5月8日转发了《北京军区打坦克训练经验交流会纪要》。

针对未来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敌机群空袭、大批坦克入侵、敌军空降和使用原子化学武器等情况，李德生十分重视组织部队进行实兵演习。1973年10月13日至28日，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赋予的任务，在张家口和张北地区组织了打敌集群坦克研究性实兵演习，是这一时期演习中全军规模最大的一次。参加演习的有陆军、空军和民兵共2.1万余人，飞机55架，坦克装甲车37l辆，火炮385门。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马卫华、副政治委员张正光担任总导演。演习设想是：“蓝军”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在其空军实施战略空袭的同时，以坦克、装甲重兵集团，从“红军”防守的重要方向突入。其先遣集团军以第一梯队4个师，向华北的一个战略要地实施突击，企图切断主要交通线，尔后向中国腹地发展进攻；“红军”在既设阵地组织防御，抗击“蓝军”进攻，大量消耗、歼灭突入防御地域的“蓝军”，粉碎其战略企图。

演习第一阶段，“红军”组织战斗，主要演练根据敌情变化重新调整部署，定下防御作战决心和拟订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计划，以及部队的战斗准备等课目。第二阶段，战斗实施，主要演练模拟“蓝军”坦克师进攻，“红军”依托第一线阵地的连支撑点打坦克，加强步兵团阵地防御打集群坦克，加强步兵营夜间攻歼龟缩的“蓝军”坦克，师预备队反冲击，分割歼灭突入防御纵深的“蓝军”集群坦克等课目。演习历时15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李德生，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倪志福，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军政大学的领导人以及各部队干部1万余人参观了演习。叶剑英不仅亲自乘飞机到现地观看演习，而且接见了演习部队和民兵代表。他要求将演习中带普遍意义的经验，向全军推广，推动训练工作深入地向前发展，并提出要“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他的讲话给予部队以很大鼓舞。当时广大干部战士，也都像毛泽东那样，蔑视地把敌人的坦克称为“乌龟壳”。部队指战员对如何打大集群“乌龟壳”展开了群众性的讨论和训练。

这次演习，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从以打敌步兵为主转到以打敌坦克为主。这对加强现代条件下反侵略战争准备具有重要意义。演习的主要收获：

一是增强了对敌集群坦克敢打必胜的信心。在演习中，按照“蓝军”的编制装备、战役战术原则和兵力兵器密度，模拟了“蓝军”坦克师进攻中的开进、展开，第一梯队团冲击，师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及其航空兵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战斗程序与作战样式，使参加演习的指战员对“蓝军”坦克师机动性好，火力、突击力较强等强点，及其行动受地形限制、各种消耗大、后勤保障困难等弱点，有了实际感受和比较深刻的认识，为探索对付敌集群坦克的作战方法提供了依据。

二是研究了坚固阵地防御抗击敌坦克群进攻的战术手段。在演习中，重点研究了“红军”航空兵和炮兵火力对集结、开进、展开中的“蓝军”集群坦克实施火力突击；“红军”组织指挥步兵、炮兵、工程兵、坦克兵和战斗村民兵，协同抗击“蓝军”集群坦克的进攻；“红军”坚守第一线阵地的连支撑点，迫使“蓝军”进入各支撑点之间的袋形地域，尔后集中兵力、火力各个歼灭；“红军”团和营的预备队反冲击，消灭突入阵地内的“蓝军”集群坦克；“红军”工程兵在步兵团防御阵地中，布设反坦克地雷，设置非爆炸性反坦克障碍，配合步兵歼灭突入阵地内的坦克等战术手段。

三是探讨了打坦克的战法。在演习中，“红军”对突入防御纵深的“蓝军”集群坦克，采取以阻制快，分股切断，四面包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法。对仓促转入防御的“蓝军”集群坦克，采取以机动兵力利用夜暗，四面包围，首先打乱“蓝军”的防御部署，然后组织有重点、多梯次的连续冲击，各个歼灭的战法消灭敌人。

四是探讨了民兵打坦克的战法。在演习中，民兵依托有利地形，采用破袭战、阻击战、战斗村(城)战斗，依托地道打伏击等传统战法，以各种手段勇猛巧妙地消灭“蓝军”坦克，使“蓝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1月24日至12月3日北京军区还组织了军区、军、师三级首长、机关带通信工具反空降作战现地研究性演习。演习按敌军空降作战特点，设想敌人在采取中间突破、陆海并进、南北夹攻、大规模空袭和空降的背景下，演练了反空降的组织与指挥，重点是组织部队快速机动，迅速投入战斗；组织密切协同，发挥整体威力；反空降作战中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运用。通过演习，研究了我军反空降作战原则，各军兵种协同，以及反空降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等学术问题。

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演练的成功，给部队和参加演习的民兵以很大鼓舞。12月12日，总参谋部转发了北京军区《关于打敌集群坦克研究性演习的情况报告》。北京军区的这次演习，标志着全军打坦克训练已进入高潮。

与此同时，李德生还十分重视办好教导队，提高干部素质；组织部队进行野营拉练，提高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的作战和生存能力；以及抓好部队的作风纪律、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建设，这些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72年掀起的军事训练热潮，使陆海空军的部队战斗力得到了提高。1974年1月15日至19日，南越当局出动海空军侵入我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海域，用军舰多次撞坏我国渔船，并在海空军配合下，派武装侵占我金银、甘乐等岛屿。20日，我军民奋勇自卫还击，收回了被占岛屿，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后来由于江青大搞“批林批孔”，干扰破坏了刚刚有点起色的各项军事工作，军事训练热潮再次被打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