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管水电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分管水电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分管水电

李德生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后，按照周恩来的安排，一段时间主要分管水电部和体委的工作。华国锋调来中央后，水电部的工作交给他管，李德生就不管了。

周恩来对水电工作非常重视。他告诉李德生，建国以来，有两件事是他非常关注的，一件是上天，一件是水利。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长江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又讲到：“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李德生深知，周恩来关心的这两件事，前者是关系到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建设强大国防的问题；后者是关系到为亿万人民群众除害造福的问题。两者都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尽管李德生觉得让自己具体抓这些工作还没有把握，但看到周恩来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感到确实不该推辞。李德生心想，水电部门本来是周恩来亲自管的，若有问题可以直接请示他。只要自己肯于学习，周恩来肯定会教而不倦的。

当时主持水电部工作的副部长钱正英，听说李德生分管他们部的工作，就主动上门来汇报情况。钱正英过去在江苏视察水利工程时，曾和时任驻防苏北的12军军长李德生有过接触。可以说，他们已是老熟人了。(www.guayunfan.com)

钱正英是位著名的水利专家，女中豪杰。她20世纪30年代肄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40年代参加革命，在解放区从事水利建设，从1952年起就担任新中国水利部副部长，深得周恩来赞赏。她经常是一身普通干部的打扮，身着布制服，脚登力士鞋，显露出一副亲切感人的样子。她对全国水利建设的情况非常熟悉，谈起工作中的情况来具体明了，对许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经常辩证地阐述有关水利建设的方案，让人很快就对全国水电形势有清晰的了解。李德生与钱正英接触多了以后，不禁感叹，强将手下无弱兵，周恩来选用的干部，几乎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专长，又都体现了周恩来那种办事认真、周到、高效、严谨的作风。

1969年11月12日，国务院治淮规划小组正式成立，由李德生、钱正英、彭冲（江苏省）、穆林（山东省）、王维群（河南省）、吴斗泉（安徽省）6人组成，李德生任组长，参与领导了治淮工作。此后，在张文碧部长，钱正英、杜兴桓副部长等的具体筹划下，召开了有关省市领导参加的治淮工作会议，讨论了进一步治理淮河的规划和部署。还专门研究了发展小水电事业的设想和具体措施。钱正英曾对笔者说，当时什么都上纲上线，水电工作也是如此。比如说小水电遍地开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除此之外，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这是不科学的，是形而上学的。而李德生在实际工作中是尽可能地不使业务工作贴上政治标签，坚持按科学办事，敢于纠正实践已经证明了的错误决策。

李德生分管水电部工作时，正是葛洲坝工程紧张的筹建时期。葛洲坝工程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周恩来亲自组织实施的全国重点建设项目，是当时水电部的中心工作。因此，李德生对葛洲坝工程付出了相当的精力。他从看到的材料中，了解到关于这个工程的一些历史情况。

从1958年以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一直亲自领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1958年二三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一起，率领大批干部和中外专家，在湖北、湖南、四川三省领导同志的陪同下，乘船从武汉出发，沿江而上，历时一周，对荆江大堤和三峡坝址进行了现地考察，并在船上进行了治理长江和有关三峡工程的讨论，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包括苏联专家的意见。3月5日到达重庆后，周恩来于6日对讨论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以兴建三峡为主体的治理长江流域规划的方针，应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他要求，有关部门要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七种关系。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具体安排。但把三峡工程作为主体的意见是对的。

3月8日至26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经过讨论，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需要修建，也可能修建，但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以及何时修建，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才能作出决定。

对三峡工程到底上不上是有争论的，周恩来充分肯定这种争论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说，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呢？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工程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看一面，很容易走向片面。为了把三峡工程搞得更好，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工作，而不是妨碍工作。这是在促进事业的发展，而不是阻碍事业的前进。

周恩来对长江流域的规划工作，是积极而又慎重的。他赞成把三峡工程作为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但认为不能操之过急，应注意积累经验，努力创造条件。因此，周恩来在1958年考察长江流域期间，于2月27日在船上就作出了先上汉江丹江水利工程的重大决策。

1970年丹江口水库建成后，三峡工程的修建问题又提上了日程。周恩来在1970年3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动情地说，兴建长江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伟大理想，我们一定要在他健在的时候把这件事定下来，不把这件事办好，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他含着眼泪说，我的年龄也大了。后来，他又对李德生说过，这件事你可接着干。当时，水电部建议先建设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

1970年2月，林一山被结合进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办”）领导班子，周恩来要他做好组织施工的准备，可时机似乎还不到，毛泽东5月份在武昌时，对湖北省领导兴建三峡工程的请示，仍称：正值备战时期三峡上不了。可此时已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1970年4月24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林一山向李德生报告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提出《三峡水利建设时机问题的报告》，认为：三峡建设时机已经成熟，从需要和可能两方面看，应列为国家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德生于5月29日在京西宾馆听取了水电部军管会及葛洲坝工程设计组关于葛洲坝工程初步设计要点的汇报后，要求他们赶快写报告向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副总理汇报。第二天，水电部军管会即向国务院业务组呈送了《关于停建鄂西清江水电站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报告》，提出停建清江隔河岩水电站，提前兴建长江葛洲坝枢纽，计划1975年建成。在此基础上，再用八年时间，完成三峡工程。

5月31日，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听取水电部军管会主任张文碧、副部长钱正英等关于葛洲坝设计方案的汇报，一致同意先不建隔河岩水电站，提前兴建葛洲坝工程。李先念副总理指示：要继续工作，要报告总理。6月间，改建葛洲坝工程的方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他经过缜密思考后认为可行。8月，周恩来又派人给湖北领导同志捎信，要求他们给中央写个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专题报告。

9月，水电部军管会、“长办”等初步研究了泥沙淤积、工程规模、枢纽布置等问题后，提出了《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年内又提出一份《补充设计简要报告》。

与此同时，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要求将葛洲坝工程列入国家“四五”计划。

此后，由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的同志李先念、纪登奎和李德生参加，与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的曾思玉、张体学，“长办”的林一山等同志和水电部的负责人，经过多次反复研究和讨论，逐渐统一了认识。

10月3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研究水电部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关于先建长江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以利解决电力发展需要的建议。会议同意该项建议，并提出对工程中的有关问题应作进一步的调查、论证。李先念、李德生、袁宝华、曾思玉等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并指令水电部门等有关单位多做水工试验和研究，写一份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

同月，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思玉、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体学专程赴京，向毛泽东汇报关于长江兴建水电站问题。毛泽东在听了在三峡三斗坪地区兴建高坝发电站和在葛洲坝兴建低水头发电站的两个方案后，对后一方案表态说：“有道理。赞成兴建此坝。”并指示他们说：“你们要向周总理请示报告。望你们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短江，要做到‘三救’，即救船、救木、救鱼等问题。”接着，曾思玉、张体学又向周恩来作了专题请示报告。

此后，国务院连续两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12月1日，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李德生听取有关枢纽工程布置、主要技术总量和施工急需解决事宜的汇报。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关于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的汇报，湖北省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关于长江葛洲坝水电工程的简要说明。周恩来对曾思玉、张体学等赞誉说：“你们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在中国第一的长江上兴建第一个坝，是个为人民造福的好事。中央、国务院一定要支持。坚决完成毛主席的伟大批示。”在汇报过程中，周恩来询问得非常详细，他最后同意水电部的建议，并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他指出：葛洲坝工程方案要放在非常可靠、安全的基础上，要加强领导，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提纲中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写进去，不能回避矛盾，要暴露矛盾，解决矛盾，允许唱反调，摆明两种不同观点；投资要节约，在目前条件下，在“四五”计划期间，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工程不可能同时都上。[19]

1970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印发了[1970]140号中央讨论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的请示报告、工程说明等。12月24日，周恩来在文件空白处向毛泽东亲笔写报告说：

去年十月，主席在武汉曾在曾思玉同志提议修三峡大坝时说到在目前战备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就同水电部、长办转而设想改修三峡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迳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低坝垮了至多三亿到八亿五立方米水量的下泄，宜昌到沙市河槽内可以容积)，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航运单向年达二千五百万吨左右，发电装机可达204万千瓦，保证出力80万千瓦，时间五年可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本年10月就提出报告请中央列入“四五”计划。中央政治局11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要他们多做水工试验和研究，并写一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登奎、德生三同志均参加)，曾与曾思玉、张体学、林一山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他们所提出的资料和数据，也是经过十年来的地质勘察、水工试验和历史水文记录的积累和分析得来，基本可靠。而在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

随信还附有《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生日的那一天，在《批复》送审稿空白处写了如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20]

次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正式文件，包括4件主要文件及附件，即：1．毛泽东主席关于“赞成兴建此坝”的批示件；2．《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批准兴建这一工程；3．周恩来总理为兴建葛洲坝工程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4．“解决湘西、鄂西、豫西、川东三线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用电”，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及作为附件的《长江葛洲坝水电工程说明》。

葛洲坝是万里长江第一坝，它将要斩断长江，建设起当时国内最大的水电站和保证长江航运畅通的大型船闸。对于这个事关重大的工程，周恩来特别关注。他指示，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发动和依靠水电战线的专家与工程技术人员，兢兢业业，周密组织，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务必保证葛洲坝工程按期上马。

12月30日，葛洲坝工程正式开工。

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指挥下，组织了全国第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开赴工地，进行施工。

周恩来曾多次对李德生等同志说，水利工程是同水打交道的，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一马虎就要出大乱子。要吸取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的教训，解决好大坝建成后可能出现的水从两山泄漏和积沙问题。对这两大问题，尽管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作过多次专门研究，已经选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周恩来还是反复强调，从设计方案到组织实施还有个实践过程。在实施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要明确严格的技术鉴定和把关责任制，并且要为今后的水利建设，摸索和创造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经验。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李德生和钱正英等水电部的领导同志做了具体布置，并认真抓好落实。

周恩来还要求，要关心施工人员的吃饭、睡觉和安全等问题，并且提出了具体解决的办法。

但是，由于对工程技术的复杂性考虑不够周密，对泥沙的处理不够妥当，施工准备不够充分，因而搞出的设计方案也不够完善。再加上当时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左”的指导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的影响，一听说毛泽东有批示，大家就一哄而起。施工过程中又不讲科学，主观蛮干，因而施工质量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使工作陷于越来越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业务组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办法。

1971年6月16日下午，国务院业务组在国务院东厢房会议室召开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关于葛洲坝枢纽布置修改方案的汇报。会议由李先念主持，李德生和余秋里、华国锋参加。经过边汇报、边询问、边讨论，与会人员统一了认识，大家都表示原则同意这个方案。在会上，李先念和李德生等都插了话，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态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鉴于“文化大革命”在部分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对立情绪，李先念特别强调要加强团结。他说，首先，要团结，不要总以为我的意见正确，也可能他的意见正确。不要讲满话，现在讲满话的人不少，把你推到墙角动弹不得。现在有股风，自吹自擂，总是把问题讲得满满的，就那么好，不敢讲矛盾，不敢讲缺点。当然团结不等于和稀泥。

李德生在会上强调指出，要自始至终地看到葛洲坝工程在政治上的意义，要严肃认真地搞好，一定不能出大问题，小问题不可免，大问题不能出。毛主席、周总理都很关心这个工程。参加工程的同志，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尊重客观，尊重实际，最核心的是辩证法。按照这个精神体现主席思想，少走弯路，少出问题。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要夸张，夸张害人，像淤沙问题，还有许多问题还未实践，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没有搞过这样大的工程，但解放20年来，搞了不少工程，有了经验积累，肯定有成绩，但也有缺点、错误、漏洞，今后要避免，要总结经验，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矛盾，就可前进、发展。

为了让大家正确对待工程中存在的问题，鼓起干劲，搞好工作，李德生还指出，今天看来，不该仓促上阵，但不是仓促上阵，今天的问题还发现不了，到明年还是这个情况。有点浪费，才取得这些经验。不付出一点学费也难咯！

在这次会议上，李德生询问了许多技术方面的问题，并对其中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强调：一定要加强质量管理，注意质量。

对于水电部门提出的葛洲坝枢纽布置修改方案，李德生代表国务院业务组表示：业务组原则上可以同意这个方案，但还要报总理批示。

1971年6月23日，周恩来、李先念、李德生和纪登奎、粟裕、余秋里等再次听取了关于葛洲坝工程情况的汇报。周恩来表示同意上次会议议定的方案。他说，基本上按这个方案做工作，以后设计还会发现很多问题，设计要在现场做，就按主席的批示去办。这个可作为草案，修改后带下去，几个单位共同修改。文字上还要改一下，话要说得留有余地。总之，一个是现场设计，走群众路线，一个是民主集中。他强调指出，治水是我们几千年的民族传统，但我们总结不够。搞水利总是急，考虑不完全，水利太急不行，太急容易出乱子，愚公还移山呢，林县的红旗渠也搞了十几年。

1972年11月8日、9日和21日，周恩来抱病再次召集会议，研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问题。他一边吃药，一边听取汇报。与会同志既感动又心疼。

经过论证，大家认为葛洲坝工程在搞好设计的基础上应当继续建设。周恩来在听取各方面对工程的论证意见后，果断地决定立即停工，重新设计，在批准设计后才能复工。同时宣布：改组工程领导机构，成立由林一山主持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共9人参加，负责制定工程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周恩来一再告诫大家，水利工程是和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马虎一点，马上就出问题，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他以自己一向有的高度负责的精神要求，对这项工程，要抱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21]

李德生参加了前两次会议，并作了一些插话，除了询问情况外，主要是批评在施工中不讲科学、主观蛮干、干部不深入第一线等现象，指出这些都是“完全违背毛主席对建设提出的原则”的。

李德生参加过多次关于葛洲坝考察情况的汇报会和葛洲坝工程设计的论证会。周恩来那种兢兢业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办事态度，给李德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对一些领导干部说过，砍头事小，葛洲坝事大。他强调说，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

遵循周恩来的教导，李德生努力学习国务院业务组的作风，努力把方方面面的情况搞详细，搞准确，对各方面的意见都能讲出来。他把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搞得都比较清楚，为国务院拟定葛洲坝建设方案，积极提供可靠的依据。

在李德生调离北京以后，虽不再管水电部的工作了，但他仍积极关注全国水电事业的发展。1974年9月，在谷牧主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经周恩来批准，一度停工的葛洲坝工程于1974年底重新开工，从此工程进展顺利。1981年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李德生从电视里看到那宏伟的大坝，屹立在长江宽阔的水面上，气势恢弘，不由得想起周恩来为葛洲坝建设所付出的心血，抚今思昔，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