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训练好”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这样训练好”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这样训练好”

李德生长期担任军事主官，又是代行中央军委职权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他就任总政治部主任以后，在抓好全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同时，很注意从全局上对军队建设加以思考，十分关心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各项军事工作。李德生认为，军事工作就其具体内容、方法和要求来说，与政治工作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是不能相互代替的。应当明确，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政治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要用军事手段来完成。因此，军事工作也是一项全局性的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关系到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关系着政治任务的完成。我军只有坚定不移地做好和落实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各项军事工作，掌握完成政治任务的本领，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关键时刻才能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在哪里，就胜利在哪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李德生的这种认识和态度，与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等人只是津津乐道“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李德生的军事生涯中，他一直担任的是各级军事主官，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是其职责使然。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苏交恶、国民党军经常骚扰东南沿海的形势下，作为12军军长的李德生，着眼于提高我军现代作战能力，亲自下连蹲点，倾注大量心血，总结群众智慧，培养出了郭兴福这样的训练先进典型，创造了“郭兴福教学法”这样的先进训练方法。时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叶剑英，对郭兴福教学法进行了考察并予以充分肯定，并向军委报告说：“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立即把叶剑英的报告上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几句话下面划了红杠杠，并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还说：“郭兴福教学法，不仅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主要是在新条件下的发扬”。在毛泽东对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高度评价之后，1964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从此，全军以大练兵、大比武为标志的军事训练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部队的战斗力得到迅速提高。

但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大练兵、大比武高潮和它带来的部队战斗力的大提高，很快便被身为国防部长的林彪一伙所扼杀，他们把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时兴起的全军大练兵运动指责为“单纯军事观点”，是“军事冲击了政治”，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1964年11月30日，林彪趁毛泽东发动的对文艺的大批判向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领域扩展之际，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提出了“突出政治”的问题。同年12月29日，林彪紧急召见总政领导，指责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27]1965年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强调只要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一环节，其他工作就“自然而然地”带动起来了。他们还规定，其他工作与“政治”发生矛盾时，都要给“政治”让路。[28]在林彪的鼓噪下，“突出政治”成了相当一个时期部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于是，政治开始冲击军事，军事工作没人敢抓了，部队训练陷入被取消状态，事故不断增加，战斗力明显削弱。遗憾的是，林彪的这一套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的信和所附兰州军区《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当时，李德生对党的高层内部斗争情况不十分清楚，但他不解的是，部队是要打仗的，抓训练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现在却变成有罪了呢！

鉴于“文化大革命”给部队训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从1969年下半年以来，就十分强调要改变部队训练处于停滞的状况，各部队的军事训练开始受到重视，进入了恢复阶段。(www.guayunfan.com)

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年初，北京、沈阳、新疆、济南等军区的一些部队，走出营房，进行野营拉练，提高部队能走、会打的本领，取得了良好效果。北京卫戍区13团原计划行军1600公里，后来增加到2000公里。他们还以40%的时间组织夜行军，以25%的行程翻山越岭。还有2个团分别进行了218公里和250公里的长途奔袭训练。通过野营拉练，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明显提高。毛泽东对这些部队野营拉练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1970年2月21日，中央军委转发了总参谋部上报的《新疆军区陆军第8师在戈壁滩上野营试点的情况》、《沈阳军区陆军第39军116师“千里野营”总结报告》、《济南军区关于前指拉练情况的报告》等3个文件。毛泽东在总参上报材料的报告上批示：“这样训练好”。

1970年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给毛泽东呈送了《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报告说，卫戍区自去年7月至今年8月，先后分4批组织了13个团，进行1000里和2000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6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战斗力。11月24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各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并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29]12月6日，中央军委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北京卫戍区的报告，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当年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按照这一部署，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术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担任机动作战任务的部队，担任守备任务的部队，担负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以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军普遍进行了长途野营拉练，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战术技术，练走练打，全面锻炼了部队；同时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过去喋喋不休甚至影响团结的“突出军事”、“突出政治”之争消除了，人民群众看到军队重现斗志昂扬、威武雄壮之姿，也高兴地称赞老八路又回来了。截至1971年1月，有3个总部、9个军区、5个军兵种、10个军区空军和海军舰队机关，以及80%的陆军野战部队进行了野营拉练。这在大规模的军事训练沉寂多年之后，作为新的训练高潮到来的前奏，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毛泽东对训练作出如此明确而具体的指示，显然含有对林彪“只搞文不搞武”的批评。作为一个长期带兵打仗的人，李德生深知训练克敌制胜的极端重要性。在李德生看来，毛泽东的批示，具有对“政治可以冲击军事”的否定意义，起码具有限制修正的意义。曾经总结出适合我军实际的训练方法——郭兴福教学法的李德生，看到毛泽东重提训练，真是欢欣鼓舞，激动不已。

如果说，在林彪“突出政治”之前兴起的以郭兴福教学法为主要内容的练兵热潮，作为一军之长的李德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在经过训练萧条之后兴起的以野营拉练为基本形式的军事训练，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同样也给予了充分关注。他要求，总政的同志要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抓好训练中的政治工作，切实保证军事训练任务的圆满完成和部队战斗力的有效提高。根据李德生的要求，《解放军报》对野营拉练作了广泛报导。年底，总政治部与军训挂钩的文件诞生了：1971年11月，总参谋部与总政治部一起，发布了《关于1970年全军长途野营训练回顾》的文件，总结了冬季全军野营拉练的经验，指出了发生的一些问题和缺点，并对今后如何搞好野营训练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这个文件总结的主要经验是：（一）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发扬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三）着眼于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四）严格按照实战要求练走、练打，努力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几条经验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李德生在指导全军加强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指示总政机关组织了野营拉练，并不顾身边工作人员少、工作任务多的情况，令自己的警卫参谋也去参加机关拉练。在拉练中，总政的部长、处长和干事一起行军，一起训练，不仅体会到应当怎样增强军民团结、官兵团结，而且为指导做好部队训练中的政治工作，增加了感性认识，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