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监禁_马仲英逃亡记

第二次监禁_马仲英逃亡记

第二次监禁

气温，在一次风暴之后，总是要降下来的。3月19日夜晚，气温是零下3.4度。

第二天（20日），听到的第一个风声是，东干人和俄罗斯人在尉犁县的孔雀河两岸，打了一仗。东干人正在往若羌逃路。俄罗斯人就是我们听说越过库鲁克塔克山，向铁干里克和库尔勒进发的那四五百人的一部分。

我们的房东阿不都·克里木平时和他的家属居住在这个绿洲边上的一个农庄上，有的时候到镇子上来看看他的房子。两边那排房子里有一大间没有家具设备空闲着的房子。我们问他能不能租给我们。但是，那间屋子既没有地板，屋顶上又有一些洞，又没有窗户。结果，决定从巴扎尔上请一位“乌斯塔”[1]来，把这间房子收拾一下。他给铺了地板，修理了房顶，安装了窗户。我们把屋子擦洗干净，采办了桌子和椅子。这样我们的小饭厅就准备好了。从那以后，我们总在那里吃饭、读书、写东西、打桥牌和双陆纸牌，并且接待客人。到晚上，留声机就奏放瑞典国歌“你那古老，你那自由，你那巍峨的北国”，或是瑞典王室之歌、夏威夷的歌曲、贝尔曼的曲子、爵士乐和其他舞曲。我们一开始奏放音乐，就有一两名俄罗斯士兵走进来倾听。

阿不都·克里木有一头两个星期大的小牛，每天晚上放到我们的院子里。我们的狗“豹”，把这头小牛看成和我们住处无关的二只野兽，把它追得满院子乱跑。那头小牛则把尾巴竖得老高，用后腿猛踢，很轻易而满不在乎地摆脱它的追逐者。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或是在大门上站着放哨的士兵们，充分地享受了每天重复着的这种马戏班子的表演。(www.guayunfan.com)

3月21日，又是新的一天。空气里依然弥漫着尘土，但是，太阳终于勉强地透过屏障，露出了微弱的光芒。我们的看守，现在是五个人。值班的哨兵正站在大门上。我正在院子里散步。北面，听到两声炮响，就在我们墙外，听到飕地一声枪响。

“什么事？”我问那名士兵道。

“没有什么，总有些地方出些小事儿。”

“我们的小车哪里去了？将军坐它到库车去了吗？”

“没有，它在司令部的院子里。”

啊哈，我想到，说去库车，只不过是防止我们派人去寻找乔格的幌子：因为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们能够扔掉司机们和卡车、行李，而自己溜之大吉的。

住在库尔勒的一名高大粗壮的东干农民，有一个当兵的儿子。那年轻人的大腿上有一处吓人的化了脓的疮口。医生给他诊治了好几天。现在，那不幸的父亲，又用担架把他的儿子抬了来。他们在大门上被哨兵挡住了。我向哨兵们担保，我们只想给那受伤的人治疗一下。那父子才被放了进来。医生告诉我们，那孩子没有希望了，不几天就会因血中毒而死去。又过了几天，那东干人又用担架把他的儿子抬了来，那小伙子的情况更糟了。有一天，那位父亲独自一人来了，哭着说他的儿子已死了。

我问那个领班的卫兵，是不是司令部有命令才把医生的病人赶走的。他说就是这样。我对他们禁止从事镇子上的人都十分感激的慈善事业，表示惊讶。它是军令——没有别的话好说。

卫兵们从来不主动和我们说话。同时，一般对于我们的提问，最多也不过回答一声“是”或“不是”。有一天，我问一名上校，是不是禁止他们和我们说话，因为，我假定他们既不是聋子和哑巴，也不是白痴。

“那当然”，他回答道，“显然，看守犯人的卫兵是不允许和他们所看守的犯人，特别是那些政治犯，说话的”。

在那以后，我像对待幽灵那样对待那些卫兵——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在我给两位将军和一位上校提供了那些情况之后，仍然把我们当间谍对待，真是既可笑又带有侮辱性。甚至连南京给我们发的护照都漠然置之。北军实际上把我们当做马仲英入侵军的同伙看待的。我们以为新饭厅的设置应该使他们安下心来。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我们准备安顿下来接受长期关押的结论。

据说一名叫马仪景[2]的东干将军就在群巴克的那一面的战斗中，带着八百名士兵倒向了北军一边。据计算，马仲英从达坂城到库尔勒的一路，连被杀带被俘，一共损失了九千人。总的说来，我们关于战争的消息，听到的不多。我们被牢牢地封锁了起来。但是，发生了什么，或者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好在，战争的胜负和我们无关，我们对战争是厌烦透了。惟一越来越折磨我们的事情是，对那四名司机的牵念。我们已经有十天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了。他们要是有个好歹，叫我拿什么脸去见乔格的父母和兄弟，埃弗的母亲和姐妹以及两个蒙古人的家属呢？

3月22日下午两点钟，气温上升到15度。春天到来了。我们墙外的树，已经开始发芽了。这一天，是我们整个旅程中最重要和最幸福的日子之一。

大约在中午，尤和我正在坐着打双陆牌的时候，有一名卫兵递进了一封信来。它是用铅笔写在从笔记本上撕下的几张纸上的。我认出这是乔格的笔迹。信上没写日期。般格门能够辨认出它写的是什么。它是用乔格的特殊瑞典文写的。它写道：

亲爱的队长：

经历了许多麻烦，吃了许多苦头之后，我们终于从东干士兵的手里逃了出来——我们到了阳霞之后，土尔扈特士兵对我们很好。但是，现在我们又倒霉了——赛拉特和乔木恰奉到严格命令，要他们开着两辆卡车向东去——他们不说是不是到库尔勒。不过我们希望是——埃弗和我得和俄罗斯人往西走，去和马仲英打仗，不过他们答应不让我们到前线去。

我们都高兴——我们每天都向上帝祈祷。上帝一路保护了我们——赛拉特和乔木恰马上得走，所以，信写得很短，我希望赛拉特和乔木恰会把情况详细地告诉你们。

上帝和咱们在一起——请为我们祈祷——埃弗和我们全体问候你们。

乔格

我们抑郁的情绪，就像晨光熹微中的雾气一样一扫而光。我们真想欢跳和歌唱。司机们活着——他们终于逃出了马仲英的魔掌。现在，他们已经在俄罗斯人手里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

但是，信怎么到我们手里的呢？我们调查了一下，发现赛拉特本人敲过我们的大门。但是，被哨兵给挡了回去。那个哨兵拿了信，给我们送了进来。般格门和我，现在被优厚地允准在士兵的护送下，到卫戍司令部去。

我们递进了名片。正在等待的时候，一位名叫布哈林的上校走了上来。他是刚从阳霞来的，带着别克迭夫将军问候的口信。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多说。因为，就在那时候，哨兵通知我们，纳雷卡上校准备接见我们。

我们走了进去。上校很有礼貌地接见了我们。

“我希望”，他说道，“屋子很脏乱，请不要见怪，因为我们正在作战”。

“您还没有见到我们的住处是怎样的呢”，我回答道。

上校继续说道：

“布哈林上校刚刚给我一封别克迭夫将军的来信，信上除了一些别的事情外”——他一边看着信一边说——“他为了需要多用你们的卡车三四天，而向您道歉。他要我告诉您苏德布和希尔都好，四辆卡车会全部完好地归还给你们的。”

“谢谢您的好消息，上校，我想麻烦您替我把一封我马上要写的感谢信转给将军。我们的蒙古司机赛拉特在十二点钟左右来到了我们的住处，但是被哨兵给赶跑了。”

“奇怪！我交给您的两名蒙古司机一道让哨兵放他们进去的文字命令。显然，他们在拿到那张便条以前，到过您那里。他们的卡车现在就在隔壁院子里。”

派了一个人到隔壁去看了一下，但是赛拉特和乔木恰刚出去——这次带着那张便条。

所以我们赶忙回到住处。一群瑞典人、汉人、蒙古人和俄罗斯人正在走廊上十分激动地说话。赛拉特和乔木恰坐在那群人的中间，很健康，脸晒得黑黑的，露出一付安祥的神情。人们用汉语和蒙古语向他们发出了连珠炮似的问题。

“你们饿吗？”

“不。阳霞的土尔扈特人给了我们好多上等的食品。昨天夜里十二点钟，我们遇到一批俄罗斯人，和他们一起吃了顿很好的饭。”

然而，照刚才纳雷卡上校的说法，两名司机得在十二点钟带着他们的卡车回到阳霞。现在已经是一点钟了。我向一名卫兵说，两名司机现在不到卫戍司令部去报到行不行。

“不要紧，到时候，会派人来领他们去的。”

到了两点半钟。两名蒙古人喝了一杯茶。吃了几块面包。昨天夜里跟车来的两名俄罗斯人，来到了饭桌旁宣布，就要出发了，赛拉特和乔木恰得到卫戍司令部去了。赛拉特倒满他的第八杯茶，拍了那两个俄罗斯人的肩膀笑着说：“欧钦哈拉肖。”[3]赛拉特说，他和乔木恰在阳霞买了一些黑羊羔皮，放在卡车上，要我们的仆役李和刘伺他们一起到司令部，把那些皮子拿回来。

他们站了起来，拿上给乔格和埃弗的便条，和我们大家紧紧地握了手，又消失在大门外了。

又剩下我们几个人在谈论着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了。我们根据赛拉特和乔木恰所说的情况，拼凑出以下的记事：

卡车队在3月13日中午前后，离开了我们的院子，当天夜里到了恰迪尔，休息了几个小时，继续向阳霞进发。赛拉特在阳霞，在黑暗中撞上了埃弗的卡车，把他的水箱撞坏了。所以，他留在了阳霞，而其他三部卡车继续向布古尔迸发。

赛拉特感到十分孤独，毫无办法，去找当地的乡约，出示了尤给他写的一张证明。乡约答应帮助他，而他开始修理他的卡车。

14日晚，约有一两个团的土尔扈特部队到达了阳霞。他们的一支巡逻队遇到了赛拉特，问他是谁，是干什么的。他出示了尤开的证明信，并且告诉他们，他和另外三个人和他们的车子，被马仲英强拉了去，他的车子坏了，所以，落到了后头。那些正在搜索着马仲英的土尔扈特人理解地点了点头，说他们过一会儿回来。

有五名东干士兵，坐在赛拉特正在修车的那个院子的一间屋子里，被土尔扈特巡逻兵发现，带走了。

但是，那些土尔扈特人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回来。赛拉特很着急，出去寻找他们的头目。找到了他，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们尽管方言有些区别，终归都是蒙古同胞。土尔扈特首领给他开了一张护照。

赛拉特在阳霞停留了四天四夜。18日，他听一个土尔扈特人说，从西面来了另外一辆卡车。但是，没有允许他进村子。他请求允许他出去看看那位新来的人。他们同意了，并且告诉他，如果那辆卡车，正如他们所顾虑的那样，拉的是东干人的话，要小心地把他们引进来，交给土尔扈特人的头目。

他去了，发现新来的人是乔格。乔格告诉他，他们是14日晚上到的库车，马仲英的人对他们很好。17日早晨，他们获得了离开库车，回到东面去的许可。就在群巴克地方，埃弗的后轴断了。由于所有工具和零部件都在赛拉特的车子上，乔格不得不到阳霞来取它。这时候埃弗和乔木恰留在路上，随时都有遭到袭击的危险。

乔格、埃弗和乔木恰从库车出发的时候，马仲英给他们开了一张护照。他们在回程中，被几批东干的败兵挡住，乔格都回答说，他们是马的部下，都是一家人。所以，那些逃兵没有碰他们。

到库尔勒的一路，有三座桥，都被马的人烧掉，而被土尔扈特人给修好了。房屋还没有遭到破坏。我们的东道主贾马里丁阿吉及时地跑掉，并且封闭了他的办事处的大门，但是马的部下把封条给扯了下来。阳霞有一些受怀疑的维吾尔人被枪杀了。乔格回到埃弗和乔木恰那里，然后他们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赛拉特那里。21日，俄罗斯人命令乔格和埃弗开车到布古尔，两个蒙古人到库尔勒。两个蒙古人是当天夜里十一点钟到库尔勒的。当时，人们料想24日库车要遭到轰炸。那些俄罗斯人有十部1929年型福特牌四缸卡车，往返行驶于库尔勒和布古尔之间，他们在沿路都设有无线电台。乔格在库车买了300加仑的石油。

两三个小时之后，李和刘带着黑羊羔皮回来了。他们报告道，赛拉特和乔木恰回到司令部后，并没有再次出发，相反地，有一名俄罗斯军官严辞质问了他们。他问他们马仲英怎么可能不枪杀他们或至少把他们扣留下来当俘虏，而从库车把他们放了回来。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惟一的解释是，我们和马仲英是一伙，我们是为他服务的。

到六点钟了，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赛拉特和乔木恰究竟怎样了。李和刘说，两名司机对于遭受到嫌疑，十分激动。但是，那些俄罗斯人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我刚还同赫美尔和般格门说，我没法理解马仲英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说他想饶几名司机的命，从军事上说，也该把那几部卡车烧掉。因为，他把那几部卡车完好留下，就会被俄罗斯人利用，就会妨碍他的逃跑。

“他一定有某种道义感”，赫美尔说道，“他的朋友，那位受伤的骑兵马将军，曾经向尤和我保证，车子一定在四天之内归还给我们，他们照办了。即使后来俄罗斯扣留了我们的车子，他们也没有办法”。

3月23日，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时而听到来福枪声——很可能是抓到和枪决了抢劫犯。夜里的气温是5度，白杨树已经发了芽，空气中缭绕着春天的气息。守护我们的卫兵天天在换。3月24日来的卫兵们，肯定地说我们的卡车一辆也不在库尔勒。

我们辞退了那两名维吾尔守夜人——夏木辛和郝希木。但是，留下了打水人卡德尔阿訇。我们队里的仆役们，只有劈劈柴禾，没有其他事情干。当然厨师贾贵一直很忙，三娃子则洗洗我们的衬衣。把我们的睡袋翻过来，挂在院子里的绳子上。向我们令人窒息的冬季窝巢里放迸一些阳光和春风，简直是妙极了！

有一对鸽子在我们的饭厅里做了巢。窗户上装了玻璃以后，它们既进不来又出不去。有一只鸽子直向一块玻璃飞去，撞得那样猛，以致于把玻璃给撞碎了。它一定感到非常惊奇，会碰到这样坚硬、响亮的空气！我们把它们的巢窝和雏鸽搬到了院子另一头一个安全的屋脊下面，那对鸽子也同意了这样的安排。

我们的饭厅装饰得越来越漂亮了。我给乔格和埃弗画的素描挂到了墙上。它们的两边挂的是瑞典和中国国旗。

3月25日，来了一名新的更富有人情味的哨兵。他根本不理会不准和犯人说话的命令。他告诉我们，库车实际上已经陷落，它的整个卫戍部队都被俘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遭到杀害。所有的士兵，都在解除了武装之后，被送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库车到库尔勒的公路挤满了各种难民，有的是老百姓，有的是败兵。他们是被俄罗斯人遣送回家的，有的还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由牛或马牵拉着的大车装载着又脏又破的衣服、枕头和毡子，一路吱吱嘎嘎地响着。怀抱着孩子的贫苦的母亲们骑着毛驴，身下挎着盛着他们家产的口袋和包袱。商人和农夫骑着马。小小的驴子商队，驮运着谷物、面粉和大米在向巴扎尔走去。现在，那里的店铺又开张了。血腥的战争又让位于和平的交往和贸易。哈萨克牧民们从天山上赶着一群群的羊，来到劫后城镇的市场上。那里，破坏的力量退却了以后，又盛开着生命和交往的花朵。时而，一群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哥萨克骑兵，顺着大路在尘雾中奔驰而去；时而，穿着蓝色或红色长皮袄的土尔扈特骑兵们，骑着裕勒都斯河谷的肥胖健壮的马而来。

这是多么丰富多采的生活景象啊，和两个星期以前我们看到的和荒野一样毫无生气和声响地躺在那里的这条路，该有多大的差别啊！现在，那被击败了的军队，已经通过这条路逃跑或是溃散，而北军，在通过这条道路向西前进。那个一心想要发财的贪婪的省长，和那个渴望掌握新疆统治权的野心勃勃的将军，把千千万万的家庭，带进了难以形容的悲惨和混乱的境地。

俄军司令部的一个叫阿纳托里的司机来到我们住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小车，昨天被纳雷卡上校坐到喀拉沙尔去了，而现在又回到了库尔勒。他要一些汽油，好把车子给我们开来。我们看到那部小车好像是见到了一位老朋友似的。但是，左面的门碰撞了一下，把折叶多少撞弯了。阿纳托里和把车开到喀拉沙尔的年轻司机，都没有指出那个损伤，医生发现了它，他们很不好意思，一再请求不要告诉将军。不然的话，他们就要遭殃了。乌鲁木齐的汽车行有一个修理车间，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修好。我们后来发现，在俄罗斯人的短暂但显然莽撞的使用之后，机器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下午，有一名年轻的中尉带着两名士兵，搬着一个小箱子走了进来。箱子里装着我们的无线电器械。乌鲁木齐有命令，让他们把它还给我们。只不过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十天之内不要使用它。奇怪，这是不是说，战争再过十天就结束了吗？其实，他们即使说我们可以马上使用它，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无线电专家陈检查了它，它已被毁坏得简直无法使用了。

那名爱说话的哨兵告诉我们，沃尔金、别克迭夫和甫罗希库拉考夫在库车，追击马的败兵的那支部队，现在到达了库车和阿克苏之间的拜城。整个参谋本部很快地就要回到库尔勒了。

我们不知道究竟该往哪里去。喀什？还是乌鲁木齐？到哪里去，燃料都不够。我们只有360加仑汽油和90加仑石油。阿纳托里透露喀拉沙尔有俄军的三十辆卡车，因为没有汽油，而被废置着。但是，预计会有大量燃料从俄国本土运来，而我们希望从中得到我们的一份。

3月26日，昏暗，雾蒙蒙的，有风，是个阴郁的日子——是一种很难使俘虏们的单调生活振奋起来的天气。但是，我们依然振奋起精神来，到了晚上，饭厅里的留声机奏放起“巡礼者的合唱”、汉代尔的“拉尔戈”和“巴尔卡罗勒”[4]的时候，音符的力量似乎冲破了我们的牢墙，把我们带到有无限前景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另外一个世界里。夜晚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在梦境里是没有任何束缚的，那里，一切的大门都是畅开着的。

这一天，3月26日，医生以下面的一句话，很早地就把我们从梦中唤醒了：

“今天的天气太糟了，你们还不如就躺在睡袋里好呢。”

我收到一位名叫菲奥德洛夫的团长的来信，他向我们要一听石油和六根蜡烛。

多么好的一个军需处啊！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横跨半个亚洲，好不容易带来的补给品去支援北军。而这支北军是一支武装的部队，按理说是应该有着一条来自乌鲁木齐绝对安全的交通线啊。

3月27日，是又一个磨炼我们耐力的日子。最糟糕的是早晨刚起来的时候——从愉快的梦境，向索然寡味的现实的突然转变。但是，经过洗漱、刮脸、穿好衣服、喝了咖啡并且吃了鸡蛋、面包和橘子酱以后，人生似乎又多少带上了明朗的色彩。奇怪的是，一天过得那样的快，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喝下午茶的时候[5]，接着就到了黄昏。我们被叫去吃晚饭。晚饭撤去之后，我们就玩起单人纸牌或双陆棋戏，或是借着石油灯的光亮看书，或是听音乐。如果我们从北京到库尔勒的一路过分辛苦了的话，现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总算休息够了。

我们的挑水工人卡德尔阿訇来了并且抱怨说，尼牙孜阿吉把他的两头毛驴拿去送到了乌鲁木齐，而没有付价款。我以前在东方的民族中发生纠纷的时候，曾多次被任命为最高法官，执行过法律，主持过正义。尼牙孜阿吉是得到了搜集尽可能多的毛驴，把它们输送到省会去的命令的。他集中了三十头。我劝他付给可怜的卡德尔阿訇应付的价款。但不知道他付了没有。看来，乌鲁木齐也好，库尔勒也好，都苦于缺乏像毛驴那样四条腿的傻瓜。

尤和我用英文给省政府首脑刘文龙，乌鲁木齐的总指挥盛世才写好一份长电报。其中，我们谈到了勘查队的任务，并且表达了我们想去省会的愿望。我甚至把它翻译成了俄文。我们正要去司令部拍发这份电报的时候，有四名俄罗斯上校走进了我们的食堂。他们是纳雷卡、沙洛马金、尼古拉耶夫和菲奥德洛夫。

请他们坐在长桌子旁，敬了茶和纸烟。这时像一个神话里的事件一般，发生了另一个奇异的插曲。而我们这次考察是充满着这样的插曲的。

纳雷卡是四名上校的发言人，他以十分庄严的态度，眼睛盯着我说道：

“刚接到盛督办的无线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他不能对你们现在去乌鲁木齐承担责任。因为在喀拉沙尔和省会之间，有时候，俄军的汽车都遭到路旁岩石中伏兵的射击。所以，你们乌鲁木齐之行必须推迟。盛督办接着说，您和您的勘查队有权到罗布泊去调查灌溉的可行性。你们最好在罗布泊停留两个月，然后再去乌鲁木齐。”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不得不用肘部支撑在桌子上，以免从椅子上滑了下来。但是，我没有露声色。我从口袋里掏出给刘文龙和盛世才的俄文电报，回答道：

“真奇怪，我刚写好这份给盛督办的电报，正想到你们那里去把它发出去，而你们却带来了盛督办的答复！请念一念这份电报。它现在当然是多余的了。我们的卡车和司机们一回到库尔勒，我们就着手准备去罗布泊。我们将在那里逗留两个月。然后，回到库尔勒。到那时候，我希望再进一步了解盛督办的意图，并且得到我们去乌鲁木齐所需要的汽油。”

“从省会到库尔勒一路上，所有电线杆子”，纳雷卡说道，除了那些人们够不着的，立在突出的岩石上的以外，都被马仲英的人给烧毁了。现在，正在那两个城镇中间，设立一排新的电线杆子。这项工程可以在六个星期内完成。所以，你们从罗布泊回来的时候，可以直接和盛督办联系了。

“至于汽油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从塔城到乌鲁木齐之间的道路正在化雪，重车开不过来，一个月以后，可以通车。到那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汽油从西伯利亚，经过哈萨克斯坦和准噶利亚，到达乌鲁木齐。你们就可以要多少买多少了。”

“现在先订上一些，在我们在罗布？白的期间把它运到这里，不更好一些吗？”

“等你们回到库尔勒以后，再安排也很方便的。”

“你想，上校，两个月以后，我们在去省会以前，可以到喀什去一次吗？”

“很可能。库车已经拿下来了。马仲英带着他不满一千人的最后兵力，向西去了，而现在被围困在拜城，他已经不行了，逃脱不了啦。现在您也许不能到库车以西去。但是等你们从罗布泊回来以后，一切都会平静下来。你们可以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只要得到盛督办的许可就行了。”

我们听说，哈密还没有拿下来，只不过那个镇子的东干人已经撤走，现在荒芜着没有人烟。有五千名难民，其中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正在返回玛纳斯、塔城和准噶尔盆地的其他城镇的途中。他们都厌倦战争，并且发现马的诺言是靠不住的。他们自从阿古柏的时代以来，还没有经历过战争，并且希望今后的六十年，再也不要发生战争了。

最后，我问纳雷卡上校，我准备稍等一会儿送几份电报到他的司令部，他能不能替我拍发出去。他说他很高兴负责经管我们的电报和信件。

说完以后，上校们站了起来，告辞而去。

尤和我重新给盛督办和刘文龙起草了一份电报说，我们一定按照纳雷卡上校所提出的计划执行，并且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我们另外又起草了一份给南京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博士的电报，报告了勘查工作的进行情况。

我告诉我在斯德哥尔摩的姐妹说，一切都很顺利，并且请她们取消原来要求把汽油运送到安西的订货。

我们的中国朋友们，也给他们的家属拍发了电报。

这个奇妙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身为俘虏的时日过去了，监狱的大门敞开了。

1928年秋，我不是乞求和恳请过当时的省主席金树仁，让我们到罗布泊去吗？他不是傲慢地拒绝了我所有的请求吗？

而现在，他的继承人盛世才将军却主动地要求我们去罗布泊了。

从哪一方面说，这对于我们，都是最幸运的解决办法。我们到库车去，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等于去过了，再往前，到喀什是去不成的。而到乌鲁木齐去的路，还挤满着土匪和强盗。此外，我也讨厌那个城市。我们的前一个考察队的东道主和朋友杨增新将军在那里被枪杀了，而土尔扈特的统治者辛金格根，也在那里倒毙在杀气腾腾的金树仁的手里了。

另一方面，通向罗布泊的道路和它所意味着的一切，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奇妙的境界。在我递交给南京政府的那个原始计划里，我提到了利用塔里木河下游的新河道库如达里亚去灌溉罗布沙漠的问题。这个计划不是乌托邦式的，两千年前，这条河周围的地区和楼兰古城都是使用水渠灌溉的。水渠确曾把冲积的黄土平原变为田园。34年前的今天——1900年3月28日，我发现楼兰废墟的时候，就推测到这一点。为什么汉朝的中国人能够办到的事情，而我们拥有精密技术手段的现代人办不到呢？

我在给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到的另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恢复经过楼兰的、有两千年历史的丝绸之路。如果把它改建为汽车路的话，它将成为中国内地和喀什之间的直接而又方便的交通渠道。

最后，就是最终解决罗布泊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地理、水文和历史意义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从1877年普尔热瓦尔斯基[6]的重大发现和1878年李希霍芬[7]的评论开始。特别是埃里克·诺林博士、尼尔斯·赫尔纳尔和陈宗器先生[8]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现在，剩下来的只是测量那条新河——库如达里亚而已。

我在这里对为我们打开了楼兰和“游动的湖泊”——罗布泊周围的仙境大门的盛世才将军以及从中尽了一份力量的别克迭夫将军，表示深切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