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思想如果要以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狂者”之言，包括他的哲学思想，无不存在这方面的气息。对做了几千年奴隶、跪在地上达几千年之久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这种思想有如当头棒喝。王阳明多次对人言，人要有“狂者”气象，就是告诉人们：人要有点反叛精神，要多点反骨。没有反叛精神，有如一汪死水的社会永远也不会掀起涟游，更谈不上进步。他对学生是这样说的，同时也是对他本人平时的言行的最好的概括。王阳明打从一来到人间，好像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天生就是这个世界的叛逆者：生下来有几岁了，该说话了，他就是不说；结婚大喜之夜，他跑去道宫与道士打坐；几次科举都名落孙山，就想落发为僧；遭刘瑾逼迫，走投无路了，就想逃离国境；朱宸濠造反，王阳明就敢“矫”君命，以皇帝的名义到处发告示；擒获朱宸濠了，皇帝要他把叛王交给自己，他抗命不从；在平定广西叛乱之后，不待君命，就擅离职守，跑回浙江老家；等等。总之一句话：在王阳明的一生中，干了许多“出格”的事。尽管他没有如黄巢、黄巾那样，起兵造反，可他是任何一个造反领袖都不能比拟的：他以自己的思想动摇了几千年的君权基础，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方面的反。
如此个性鲜明的封疆大吏，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也因为他这一点，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同时也遭受了不少非议，甚至诽谤。他死后不久，宰相桂萼就攻击他“擅离职役”，擒朱宸濠是“军功冒滥”，学术思想是“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等（《全集》，1509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学者“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乃大逆不道之罪。所以，清代史学家张廷玉在《明史·王守仁传》里也站在攻击者一边，说王阳明“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对于大学士桂萼的攻击，尽管不免“流弊所然”，但并非毫无根据，同时也不能因王阳明之勋绩而掩盖其缺陷，“固不能以功多为讳矣”。
所以，王阳明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狂者”气象的“我行我素”、绝世独立的人。每当他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时，那种“狂者”的气象、个性鲜明的人格、狂睨一切的精神，力透纸背，使人受到极大的震撼。现摘录几段，以飱读者：
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传习录》下）(www.guayunfan.com)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干千仞之意。（《全集》，1168页）
昔孔门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全集》，1288页）
狂狷不与俗谐……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时者，不过得乡愿之似而已。（《全集》，1288页）
昔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年谱》）
就是身在流放之地，王阳明也“狂气”十足，这在他留下的许多诗文中有充分的表现，如《龙冈漫兴五首》之一：“归与吾道在沧浪，颜氏何曾击析忙？枉尺已非贤者事，所轮徒有古人方。白云晚忙归岩洞，苍藓春应遍石床。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山中懒睡》之一：“竹里藤床识懒人，脱巾山麓任吾真。病夫已久逃方外，不受人间礼数嗔。”“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全集》，703—1292页）
由此看来，王阳明的所谓“狂者”，实际上是一些不受虚伪礼教束缚，看轻人世间声色名利，个性鲜明、自由奔放的有识之士。这些有识之士不与卑污的社会合流，心里仰慕古代那些廉洁清纯之士，不做恋栈的家雀，而要像“凤凰”一样腾跃于千尺之上，像鸿鹄一样凌云于海天之中。尤其是那些富贵名利，简直就是“囚笼”，把人像犯人一样拘束了。王阳明多次表示仕途于人就是“囚笼”，人一旦入了这个“囚笼”，要想摆脱并不容易。“人在仕途，如马行淖田中，纵复驰逸，足起足陷，其在驽下，坐见沦没耳。”（《全集》，166页）他与其友黄绾信中谈起人要得自由不容易：“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工夫之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则其平日之所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弛然日就于颓靡者。”（《全集》，1304页）意为社会、仕途、功名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使自己窒息。所以，他思念、向往“狂者”做派、气象，同时也表现出他无可奈何的一种心态。而他一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即使有人说三道四也没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的思想空间留下一小缝供自己自由呼吸。所以说，历史上任何“狂者”都是社会的不协调者，是旧思想的改造者和新文化的开创者；任何“狂者”言行都是对社会一针见血的评判，是清醒、理智地解析社会的乾坤经纶手，只有他们才能道出社会末世的病源在哪里！
人要在生活、思想方面做一个“狂者”，有两个方面要加以注意：
一是要尽量避免有“乡愿”之举。所谓的“乡学”“乡愿”原是孔子、孟子创造的名词，也是他们极力反对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孔子说：“乡愿，德之贼。”（《论语·阳货》）孟子也说：“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孟子·尽心》）所谓的“乡愿”就是指社会上有些人在生活中表现得光亮圆滑，八面玲珑，做人没有特点、个性，说话谁也不得罪。你要追究他，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又觉得此种人不可靠，但此种人在社会中又吃得开，能讨人喜欢，这就是“乡愿”。对于此种人，历朝历代都有，可对于一个要建立不世之功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愿以“狂者”名世的人来说，“乡愿”却是人生的大忌。此种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丧失操守、原则，如墙上之草，风来两边倒，不希望伟大的事业，但愿随大流以此了却一生，这种观念想法、习性往往能磨损一个人的斗志，使他变成苟延残喘之人。因此，一个人要真正想有所为，就必须不能沾有“乡愿”的习气，“乡愿”乃“德”之贼，也是“狂者”之贼。所以王阳明多次教诲自己的学生，要克服身上的“乡愿”习气，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狂者”。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传习录》中）
有“乡愿”习气之人，见到君子说冠冕堂皇的道德圣洁之言，见到小人又说一些卑污言语，你又不能说他的这种行为有错。其实这种人的内心丝毫没有任何忠信廉洁的主见，以世间人的爱好、取舍作为自己的认知标准。因此有“乡愿”习俗的人是不可深交的，是不可付以大事的，因为他缺乏那种顶天立地的“狂者”胸次，“狂者”是个大写的“人”。
在世间，有“乡愿”习气之人无世无之，有时连英雄豪杰亦所不免。但豪杰能改过知非，能不断在自己的心中洗涤污秽之物，自省内心，使自己日臻完善，最后到达人生功业与道德的最高境界。对于这一点，王阳明也不讳言，人不是生下来就可入“尧、舜”，而是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改过自新。他对学生说的“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就是告诉学生，他也是逐渐脱胎换骨的。所谓“些子”就是有一些的意思，“南都”指南京，是朱棣夺取帝位后设立的“二都”制：北京和南京，南京亦保留京城的地位。“南都以前”指的是王阳明发配贵阳之前这段时间，指的是在京城里，为建立人脉关系，与一些文士交往密切。以今天的话来说是拉关系，建立人际网络，与社会习俗还能同流合污，不件世人之见，也不被人攻讦。放逐贵州之后，他改掉了这种习气，特立独行，锋芒毕露，个性鲜明，不想以世人之是非为是非，要活出点气象来。在这种情况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能做有“乡愿”的“德”之贼，而要做一个遭人非议的“狂者”，活出自己的个性和品格来，即活出“彩”来。
要做一个“狂者”，除了要去掉“乡愿”习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必须要做到，那就是要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理性的思想，否则“狂者”与“癫狂”无异，就是人世间所称的“疯子”或神智有问题的人。在这方面，王阳明有许多精彩的论述：
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传习录》）
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答季明德》）
世俗之见，岂足与论，君子惟求其是而已。（《寄闻人邦英邦正》）
可见学贵乎自得也，古人谓“得意忘言”，学苟自得，何以言为乎？（《答杨仕鸣书》）
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与陆原静》其二）
君子不祈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祈人之知也，自知而已。（《答舒国用》）
外面是非毁誉，亦好资之以为警切砥砺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动其心，便将流于心劳日拙而不自知矣。（《答刘内重》）
若夫闻誉而喜，闻毁而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
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答友人》）
像上述之言论，在王阳明的著作中俯拾皆是。在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上，能说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之人，真可谓没有几个。西晋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仅仅说了一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就被砍了头。尽管嵇康是被钟会诬陷，但说明孔子这个偶像是不能被污名化的，更不能对孔子说长道短。可王阳明不管这一些，毫不含糊地能在孔子这个“至圣先师”的牌位面前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可说是第一人。他是站在孔子的肩膀上，或是直立地站在孔子面前，而不是躺在孔子的怀里或站在地上仰头看着孔子，他不是说自己的学识是孔门正脉吗？为何这样看待孔子，与之平起平坐？这正是王阳明的过人之处，在真理面前坚持己见，这才是对这位“先师”的爱护，也充分显示了王阳明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理性的精神。在王阳明那里，儒学六经，皆是为我所用，不可“拘泥比拟”，不必听外界所谓的是非标准，这些标准都是“他的”，不是“我的”，没有经过“我”的评判。不尊天，不尊地，一切在一个“我”字。“我”即“心”，是非标准由我“心”而立，不在世俗之见，求其自信而已。如果因外界之誉而喜，因外界之毁而戚，那你的心日夜不息也不足以应付，日夜“惶惶于外”，“心劳日拙而不自知”，纯属自己苦自己，也没法在这个世界生存了。因以外界之是非为是非，从理论上来说，就失去了“自我”生存的基础。所以，君子不求别人信己，只要自信就可以了，同时，又可把外界的毁誉当成磨炼自己身心的极好机会。只是经过我的“心”的，是好就是好，是坏就是坏，我之“心”乃天地万物之主，那我为何要去弃这个“主”而求人乎？对此，他有一段自信、独立、理性、自由的惊天动地的言论：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它吉凶？天地鬼神万物没有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下）
在王阳明那里，“灵明”“心”与“自信”“独立”，可作同义语，这与佛祖的入世宣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有何区别？在这里，“独尊”绝没有“自大”“狂妄”之意，乃是自由、自尊、独立的另一种说法。所以，说到对人格的独立，对自由、理性的追求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狂者”胸次，在秦汉以后的思想家中，王阳明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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