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有事功的学问家，与一般的只为学问而学问的读书人不同，谈这方面的体会可谓匠心独运：
学者惟当反之于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异，要在于是而已。
牵制文义，自宋儒已然。何处非道？何处非学？美质难得而易坏，至道难闻而易失，盛年难遇而易过，习俗难革而易流。
这些文字告诉人们：对于学问的功夫，最要紧的是发明本心，是你如何理解，而不是人云亦云。要“反之于心”，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拾人牙慧是没有学问的。而且做学问是大头脑，不能尽在书斋里，“何处非学”？人世间大至宇宙，小至草木以及世间生活琐事，只要用心观察，用心去体会，用脑去思考，用心胸去扩张，都可以发现许多以前所不曾知道或知之不多的道理、思想。(www.guayunfan.com)
凡人之学，不日进者必日退，譬诸草木，生意日滋，则日益畅茂；苟生意日息，则亦日就衰落矣。孔子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圣人之学，不能无积累之渐。
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
学问是一项独特的事业，亦是一长久之事，只有不断积累，不断精进，才能有所收获。常言道：读书不在迅进，最怕一日曝十日寒。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日积月累。读书不在多寡，只要“专”，只要“精”，只要“正”。能“专”，就能渊深，能“精”就能独得，能“正”就能弘扬学之大道，摒弃旁门小经。同时，还有一重要问题：做学问但求“精”“专”“正”，如何才能“精”“专”“正”呢？王阳明认为在于修“德”。以往做学问的只注意文物、训诂、考音、释义，而不注意学问中包含的“德”这门大学问，认为学者的道德操守、修养与书中的内容无关，因此，训诂愈详，则学问愈浮，则人格愈卑，德行愈污。因此王阳明提出一个“正”字，正什么？正心。只有“心”正才有“良知”，才有“德行”。所以，把做学问与人的思想道德的内省、自修结合起来，是王阳明关于做学问的主要思想特点。
气浮者，其志不确；心粗者，其造不深；外夸者，其中日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后能知之；后之君子惟无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学有要；尽吾之所以学者而教行焉耳……因人而施。（《全集》，229页，230页，233页）
为学要求得不断地长进，最忌一个“燥”字。千里之途，始于足下；百尺之木，生于毫末。而心浮气躁则所思不细，所虑不远，这不仅是为学之忌，亦是做人之忌。这种气浮、心粗、自吹的学风，究其根本是学者心地窄小、气小易盈之故，稍有收获即自吹自擂，唯己视是，容不得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世人常说自满者不学，意为一个人如自满，就会在思想意识上筑起排斥异见之墙，就不会接受新知识，自己原有之思想就没有新的东西去替代、改造，这样的学问是没有前途的。不能容人之见于己之见，等于是拒细流而要想成为江河。思想是靠碰撞而生火花，民族是靠融合才能壮大，学问是靠开放才能扩智。所以，王阳明认为“唯有所不知也”，然后才能“知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中的道理深刻得很，不仅学是如此，其他各类事物也无不如此。
士之学也，以学为圣贤，圣贤之学，心学也；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墉……求之于心而无假于雕饰也，其功不亦简乎？措之于行而无所不该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学皆此矣。（《全集》，900页）
前段讲了王阳明强调“学贵正”，“正”什么？是“正”心，只有心正，才能有“良知”，才能广德。这些德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应该说这是一个被沉溺了几千年的重要思想文化命题。秦以前一直至三代，学问都是关于“心”的，即反之自身，为的是求自己道德的完善。即学问是对己的，不是责人的，更不是“干禄”的，所谓“古之学者为己”即是。唯有返诸“心”，进行自律、自修，方有可能。而记载自律、自修的过程、手段的就是以后总结的文献即“六经”。儒家的“六经”不是给人们去训诂、释义、考音的，是教人们如何“自省”的教材，是从“心”发出来的。因“心”不可见，靠“六经”而见之，所以，“六经”是“心”之门、基、户墉。所以，“古之学者为己”，即学习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进行道德修养；“今之学者为人”，是炫耀给人看的，是“干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史记·项羽本纪》）则是最好的注释。因此，三代以前之学，“心学”也；三代以后之学，私学也。学者为稻粱谋，为私利谋，为名色谋，以“六经”为晋身之阶，而自己之“心”则措之旁去，因此学愈富而德愈坏，识愈广而理愈蔽，世风日坏，人心日偷。对此，王阳明提出了学问上的重要观点：学问不只是文物训诂、释义考音、转注假借，而是为道德之基，为塑造学问者本人良好的道德素质服务的。韩愈曾言“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就是因为“德”充实内心之故。要“德”之充实，就必须认真学习和践履“六经”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这是入德之基。“人但一念善，便实实是好，一念恶，便实实是恶，如此才是学，不然便是作伪，要晓得圣人之学，只是一个‘诚’字。”（《全集》，1173页）
所以，王阳明的培养德行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为学问之基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为了通过做学问培养“德行”，他在另一篇《教条示龙场诸生》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为学四条例：
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全集》，974页）
做学问更无他法可循，唯有立志与勤奋。自古以来无有俊逸之士不以勤奋为阶梯者，一分天资，九分汗水，仅靠天分无有成事者。古今那些成大事业者，要听他们谈事业成功的经验，无不是教人一个“勤”字。千里之途，始于足下，行百里者半九十，唯有矢志不移才能到达目的地。像王阳明这种11岁就能即席赋诗、过目不忘的人，天资不可谓不高，但他从未以此教人，教人却以“勤”为上，足见见解之深远。书山有路，学海无涯，要成功，只有一个字——勤，看来古今哲人都认同此理。
门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闻之：“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全集》，1178页）
意即王阳明有一学生急于要“立言”，可王阳明批评他还没有求得“自信”，即自己对事物求得真正、透彻的理解，就想“立言”，是不是早了点？这个“自信”，就是以己之昭昭去求天下之事，就在于“知人”“知事”。不患其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在自己还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要发议论、立言、教人，这不是误人子弟吗？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吗？所以，要立言、教人必须先使自己知得透彻，才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见世间之人，仅得一知半解、皮毛就以大师自居，实则并未达到对“知”、学问的透彻见解，徒为人笑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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