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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可以增进人的修养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时间:2022-08-19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论学可以增进人的修养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人的一生,既是一个奋发砥砺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增进修养的过程,即不断去掉自身邪歪之习,以归于正,有益于自身的进步。在学的过程中,王阳明认为当时有一种风气,于“学”之道大有抵触,那就是“夸祖”,这很容易产生浮浅的学风。王阳明认为这是一种极为不好的学风:“适以绝其类、乱其宗。”王阳明认为这是“学”不到位的缘故,也是“学”不由“心”的缘故。

论学可以增进人的修养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人的一生,既是一个奋发砥砺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增进修养的过程,即不断去掉自身邪歪之习,以归于正,有益于自身的进步。那怎样才能增进人的修养呢?前面所述的那一些,从广义来看,都可以称作是人生修养的手段,只是范围不一样。王阳明认为,人要修养好,有一最好的办法:学。“木就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没有后天之学,人的先天的禀赋就无从显现。

学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然不能胜其私欲,竟沦陷于习俗,则亦无志而已……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于师友。(《全集》,160页)

谓学于古训者,非谓其通于文辞,讲说于口耳之间,义袭而取诸其外也。获也者,得之于心之谓,非外铄也。必如古训,而学其所学焉,诚诸其身,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为有得也。(《全集》,183页)

诗文之习,儒者虽亦不废,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全集》,186页)(www.guayunfan.com)

王阳明认为,所谓的“学”既是诗文、训诂之类的文辞,这些东西于人生不免,“六经”亦是由言词组成,王阳明本身对于诗文也是一代高手。同时,学者当明白:诗文、训诂之类的言辞仅是从外面解说经典的“辞义”,而不是“意义”。诗文、经典的意义即精髓是“心”,就是人通过心的体悟去感受某种能陶冶情操的道德境界。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与学者的内心互为一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这才是学有所得。所以,“知此者,方谓之知道;得此者,方谓之有德。异此而学,即谓之异端;离此而说,即谓之邪说;迷此而行,即谓之冥行”(《全集》,185页)。

同时,读书求学以练人之修养,并非一人冥思苦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时时与人保持沟通、切磋,切不可拘于一己之得与一孔之见,要“求助于师友”。向人学即己学,世间没有只学不问或只问不学的知识。在与人切磋、讨论的过程中,必有争辩之事,对此,大可不必奇怪,这是君子得道、长进的大好时机,不可放过。己不必同于人,亦不强人同于己,互相砥砺碰撞,方有新的观点产生。所以,王阳明主张“君子论学,固惟是之从,非以必同为贵”,谁的道理对就唯谁之言是从,求学唯求和而不同为高。于是他提出“学问之益,莫大于朋友切磋,聚会不厌频数也”。穷居独处,无朋友相砥砺,最是“大患也”,“吾人习染已久,须得朋友扶持,离群索居,即未免坠惰”。

君子之于学也,犹农夫之于田也,既善其嘉种矣,又深耕易耘,去其蝥莠,时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种之是忧也,而后可望于有秋。(《全集》,238页)

学习对于人的重要性,好比农夫与田地的关系:只有选好种子,深耕细作,去其稗草虫害,时时灌溉,用心呵护,方才有成。在这里,“志”就是种子,“学问思辨”是灌溉的功夫,矢志不移是“夷草除虫”的功夫。

在学的过程中,王阳明认为当时有一种风气,于“学”之道大有抵触,那就是“夸祖”,这很容易产生浮浅的学风。“夫不务诚身立德,而徒夸诩其先世以为重,冒昧攀缘,适以绝其类、乱其宗,不知桀、纣、幽、厉之出于禹、汤、文、武,而颜、闵、曾、孟之先,未始有显者也。”(《全集》,916页)“夸祖”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互相夸耀自己祖先的伟大,以此提高自己的身价,为自己的学问披上一张虎皮。王阳明认为这是一种极为不好的学风:“适以绝其类、乱其宗。”夸“祖”的伟大不仅不会显出自己的荣光,还会衬托后人的渺小。不务学习、养德、求进,徒以夸祖,“冒昧攀缘”,只是一种“强其类、乱其宗”的表现。因为禹、汤即使“伟大”,可他们也有桀、纣这样的不肖子孙;文、武“神圣”,在子孙中亦有幽、厉这种丧失江山的孽种。所以,“夸祖”是一种浅薄、庸俗的行为,足见其学不长进。

除了自己认真读书并与人切磋之外,要提高修养,还有内修一途。何谓“内修”?那就是“主敬”,“诚使内志静专,而罔有错杂之私,中心明洁,而不以人欲自蔽,则内极其精一矣”,“诚以不一其内,则无以制其外;不齐其外,则无以养其中,修身之道未备也”。如不以已去掉杂念的这个“一”即“诚”充满内心,对外则不能抵御各种邪恶的诱惑。如不能抵挡诱惑,就不能“养中”即培养出自敬的道德修养,那么,人的“修身之道”则没有达到目的。

有一次,有学生求教王阳明:“学无静根,感物易动,处事多悔,如何?”意思是在学习时静不下来,心里老是像揣个小兔子,躁动不安。与事物接触时,心无静意,为物所累、所惑,表现为行动是多动,没有主见,而且处事没有细思虑,故时有悔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通过学习能克服吗?王阳明回答:

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学而别求静根,故感物惧其易动;是故处事而多悔也,心,无动静者也……故君子之学,无间于动静。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其动也,常定而未尝有也,故常寂;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集义故能无祇悔,所谓动亦定,静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静,其体也,而复求静根焉,是挠其体也;动,其用也,而惧其易动焉,是废其用也。故求静之心即动也,恶动之心非静也,是之谓动亦动,静亦动……故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全集》,1281页)

这段话大有深意,这个学生谈的是人们普遍存在的某种心理情感活动或某种感觉:心不能静,不能沉浸于书中的内容,读书则无获。在平时的生活中,易于物而感,人凡被物惑,则表现为行为琐碎,举动时不由自己做主,遇事不能深思,流于表层次的感性之思,事过之后又多后悔。

王阳明认为这是“学”不到位的缘故,也是“学”不由“心”的缘故。所谓的“心”静不下来,是指物不由“心率”的表现。万物皆由此心流出,撇开“心”去学、去寻找“静根”,把“静”作为一种独立于“心”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实乃大误。人之所以“静”者,“心”也;人之所以能“动”者,亦“心”也,动静何尝离了“心”?有意识去求“静”,想不为物所感,想处事不悔,实际上是离“心”去触物、处事,是心不能“静”的缘故。但要求“静”却不能离开“动”,“动”与“静”是一对矛盾。“静”是“体”,而“动”是“用”,要求得“静”,必通过“动”,所以“静”是“动”,“动”亦是“动”。可“动”“静”却有一个载体即“心”,只要不离开此“心”去“学”,乃能得“动”“静”之真谛。因而在此基础上去感物、处事,无不是“心”的表现。“心”不感物,“心”不处事,何来的“易动”和“多悔”?万物不在此“心”外,抓住了“心”就抓住了一切。所以,以此“心”去学,则学无不通;以此学求内修、处事、感物,则无不通。通过“心”去学,进而实行内修,是王阳明教学生的最大特色。例如“学者坠在语言,心实无得,固为大病”,“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全集》,138页)

他劝诫学生,要想于物、于事上岿然不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应通过外学而内修。无论是外学还是内修,都必须由此“心”主宰,“心”之主宰力量必待学而增进,故“凡人之学,不日进者必日退。譬诸草木,生意日滋,则日益畅茂;苟生意日息,则亦日就衰落矣。”孔子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既要修德,又要讲学,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二者都是“心”的产物。以心求学则学进,以学广德则德增,所以人要德日新必须学日新,业日新。对此,孔子比较自负地说:十室之内必有忠信如丘者,但不如丘之好学也。其实孔子的潜台词是:学不如丘,那德也同样不如丘,因德由学生,学由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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