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苦用心写“文成”_关于田汉的故事

良苦用心写“文成”_关于田汉的故事

话剧《文成公主》原在1958年田汉要写十个剧本的“大跃进”计划中，但实际上，他拼命挤时间也才完成了三个。1959年3月19日，西藏少数僧侣及上层人物在帝国主义分子别有用心的挑唆下，发动武装叛乱，很快被政府平息下去。3月下旬的某次会议上，周恩来对与会的田汉说：“你不是计划写《文成公主》的戏吗？现在正是时候了，我支持你写这出戏。”[1]田汉领受了创作任务，积极搜集资料，认真参加了北京大张旗鼓举行的“平定西藏叛乱报告会”和“平定西藏叛乱资料图片展览”，开始酝酿创作。黎之彦回忆说：

田汉同志看了电影和展览会，怀着对西藏农奴的无比同情和对农奴主的极端愤怒，回到家里，吃不下饭，夜难成眠，感慨地说：“西藏真是座人间地狱，不平定这场暴乱，清除这批反动家伙，农奴是永远翻不了身的啊！”又说：“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不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反动的奴隶制，这座人间地狱绝不会自行消灭。西藏叛乱前的现实，实际上是古代吐蕃社会制度的延伸。我写《文成公主》，既注视着现实，也注视着历史，要研究现实和历史两者的相互关系。”[2]

田汉带着政治任务来启动创作，怀着强烈的现实情感去走进历史，这是他确定人物形象生活环境、价值观念与行动选择的大前提。

1959年5月，田汉住进北京西山八大处长安寺文联作家招待所封闭创作；1959年11月，初稿在北京香山饭店杀青，同月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投入排练；一个多月后，正式内部彩排，请周恩来、李维汉、周扬、汪锋及文艺界、戏剧界人士审看。彩排后周恩来指示：《文成公主》的题材不应以表现“阶级斗争”为立足点，而应以突出松赞干布与唐太宗双方的“团结和睦”的意愿为基准，写汉藏民族团结的愿望与历史要求。于是，田汉着手修改。

1960年3月，修改本《文成公主》由中国青艺进行内部彩排。剧本由突出西藏农奴主与农奴的阶级斗争，表现文成公主代表的文明与奴隶社会文明之间的冲突、碰撞的重心，转移到了歌颂汉藏和亲见识高、民族团结万古存的历史意义上。这次彩排演出，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尤其满意，他进一步要求“能真实地反映出这个历史性狂欢的盛景”，“大婚之期，万人空巷，狂欢达旦”。“田汉同志虚心听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文成公主》全剧又做了一次净化。并在剧的末场增加了一场尾声，描写松赞干布和公主大婚之期，逻些官民在布达拉宫前欢庆、载歌载舞，欢呼汉藏团结和睦永相好。演出时舞台上又增加了送亲和迎亲的长列队伍过场。舞台的灯光、音响、音乐和色彩，把大昭寺大婚的场面照耀得更加绚丽多彩与壮美辉煌。使《文成公主》全剧达到了大团圆的结局。周总理、李维汉、班禅大师等许多领导人再次观看《文成公主》第三次改本时，均表示满意，评价说：剧本已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表达民族团结的历史剧了。”[3](www.guayunfan.com)

《文成公主》发表和公演后，被认为是当时全国八九种有关文成公主戏中最成功的作品，被认为是田汉解放后的创作中能与《关汉卿》同辉的话剧双璧。田汉说：“可见写成一部历史剧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是不容易的。这次把主题改变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符合党和国家需要，才真正叫做‘古为今用’。通过这部历史剧创作……再写下一部可能学会聪明些。”[4]

田汉要学“聪明些”，怎样聪明？不知道。田汉写历史剧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写得不少，但感到创作艰难，大概《文成公主》是第一次。他这里所说的历史剧“古为今用”的精神，与稍后他在另一个地方所表述的观点完全不一样：

由于党提倡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勤俭建国的精神，人们从历史上找这种精神的体现者，有的人找到了唐太宗，有的人找到了越王勾践，特别是因勾践从姑苏被释回国有卧薪尝胆的故事，所以很容易被剧作者们选为主题人物。各地一时出现了几十个《卧薪尝胆》的剧作。

……勾践在历史上是一个封建农奴主，他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只是为着动员全国上下休养生息、战胜吴国、雪会稽之耻，以巩固他的封建统治，和我们今天为人民利益发愤图强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古人的思想觉悟既不能与今天的我们相比，我们学习古人也只是取他某一点，如象学勾践只取他的坚韧不拔，完全不应该把这个农奴主过分美化，仿佛他真是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四同干部”。

通过某些描写《卧薪尝胆》的失败之作，我们看到反历史主义倾向一定程度地复活。而这个倾向又是对“古为今用”的简单理解的必然结果，古为今用是从“厚今薄古”衍变来的。“厚今薄古”的提出是完全必要的，但，若是把“古为今用”理解为让历史直接为当前政治服务，就必然会走到反历史主义的歧路上去。[5]

田汉写这篇文章时是1961年12月，正是他写完《文成公主》一、二、三稿后的一年，若以他的这些话去衡量他的《文成公主》，他塑造的唐太宗、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这些代表“民族团结愿望”的政治符号，恐怕也是经不起挑剔的，他对“古为今用”的“符合党和国家的需要”的解释，似乎也不是他对历史剧创作的成功经验的总结。

应该说，作为一个完成政治任务的宣传品，《文成公主》是出色的。要获得来自政治领导人、宗教领袖与少数民族干部各方面的满意，实在不容易。田汉的“不聪明”，走了几稿修改的弯路，就在于他没有一开始就按照各方面的提议来构思，却自以为是地一气傻写。创作《文成公主》前，他没有意识到，“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的创作路子，已在新中国文坛上形成。

作为一部戏剧作品，《文成公主》是失败的。有人认为：《文成公主》第一稿是精品，第二稿是平庸之作。这就有点儿想为田汉创作失蹄开脱了，其实，责任全在于田汉本人放弃了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对创作题材深入的分析与用心的体察，而被一种简单的政治意识所催促，贸然下笔。无论第一稿，还是第二稿，从“阶级斗争、文明冲突”入手转移到“民族团结愿望”的基点，无非是在西藏事件背景下突出宣传“反对分裂”还是宣传“西藏农奴制的民主改革势在必行”的口径、角度的变换问题。一贯坚持反对分裂、安定团结为重的党中央，当然选择前者，而后者太大汉族主义，太敏感；而田汉选择后者，则表现出即使是在政治情感左右中，他也还是显得政治上不成熟，不深谋远虑。尽管从写戏的角度看，后者便于展开戏剧冲突，富于戏剧发展可能，但问题在于，这绝对不是艺术问题，而是政治水平问题。

田汉看到了问题，只不过没抓准。

说田汉创作上的失蹄，他自己也有很大责任，其创作基于这样的认识：为政治服务，为国家利益服务，甚至为某一公司厂家推销产品服务的作品，也能写出很好的作品来。那些有世界影响的影片，如《巴顿将军》、《日瓦戈医生》、《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列宁在十月》、《轰天反击战》、《比基尼风波》、《浪峰上的爱》……从宣扬某种政治观点、对某段历史进行评判，到刻画国家民族的“民族魂”、“军魂”，到推销比基尼泳装和冲浪板，这些作品的影响力来自其中的个性鲜明的人物与生动曲折的故事。隐藏在后面的历史判断、人物评价、政治意识或商业目的，是让人们在接受个性鲜明、有性格深度的人物与受感染于生动曲折的故事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的。田汉和他同时代的中国历史剧作家们在“古为今用”观点的误导下创作的作品，大都没能达到这种境界。

《文成公主》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和亲仪式”中、“民族团结愿望”下的傀儡，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一堆属于有卓识远见的外交家、政治家的品质、情操与信念，看到的是政治使命与民族大计的厚重分量，却看不到一个柔弱女子肩担如山重负时情感上、心态上个性化的反应，看不出个人要求与国家大计之间、个人情感与群体意志之间、心愿与父命之间、个人命运与历史事件之间的真实状况，人物的自身内容被创作的政治意图挤压出了体外。

就像在《西厢记》中，田汉的“反封建”意图使崔莺莺这个相国小姐变成了一个粗糙的“反抗符号”一样，在《文成公主》中他又让主要人物变成了“民族团结”意图的“政治符号”。作品创作出来，除了满足一时一地政治宣传的需要外，既不能当历史看，也无法作为文学艺术作品欣赏，连民族、民俗意义都不大——因为，全得吻合“民族团结的主题”。与此相左、关涉不紧的东西，除之务尽，剩下的是经得起政治要求检验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政治家们的要求是对的，因为要求田汉写的本来就不是艺术品，而是宣传品。

田汉在十多年前创作《情探》与《武则天》的时候，他立足于写人写得透，结果是写戏写得深，这一点好的经验在写《文成公主》时他没有坚持，让政治事件淹没了人物，创作上的失蹄就是必然了。黎之彦谈到田汉的《文成公主》修改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田汉同志说他仔细考虑如何把“阶级矛盾”的主题改变为“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一个较为巧妙的办法。按说主题的颠倒必然全盘改变人物性格。但田汉同志说，他就有办法不改变人物性格，而是改变事件的实质。田汉说：“我准备把文成公主遇到的各种困难，她对困难的斗争（即阶级斗争）的实质，修改为是一种和亲和反和亲、团结和反团结和睦的实质。这样，还是这些人物，戏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甚至仍很尖锐，但实质变了，主题也就可以跟着变化。”郑平和我听了田老这段话，感到很新鲜。[6]

对以“塑造鲜明、生动、深刻的人物形象”为创作落脚点的剧作家来说，这种人物与事件、剧情可以割裂开来的理论的确是够“新鲜”的。这说明田汉在创作《文成公主》时，人物的无足轻重到了何等地步！人物的傀儡性质，这里已揭示得够分明了：不在于他们是什么，而在于事件赋予他们什么政治倾向与社会意义；不在于人物去做什么，怎样做，而在于人物周围有什么样的事出现；是事件决定人物，而不是人物决定事件。于是，作品便见事不见人；于是“题材决定论”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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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田汉创作侧记》，黎之彦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45页。

[2]?《田汉创作侧记》，黎之彦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45—147页。

[3]?同上，第161、163页。

[4]?《田汉创作侧记》，黎之彦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63页。

[5]?《田汉文集》第16卷，第503—504页。

[6]?《田汉创作侧记》，黎之彦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