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虎之夜》震剧坛_关于田汉的故事

《获虎之夜》震剧坛_关于田汉的故事

1922年秋天，田汉与易漱瑜双双归国，谋求新的发展。田汉心中早有大干一番事业的热望，但其时易漱瑜怀着身孕，憔悴疲惫。为着“安定”生活与“回报”长辈，田汉归国后首先在中华书局编辑所文化部就职，把家安顿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406号。很快，便从家乡将母亲、弟弟田洪、岳母陈氏、小姨子接来同住。

1923年1月25日，易漱瑜生下一子，取名为田海男，又是三世同堂的家庭了。田汉为了养家糊口，必须拼命干才能维持生计。除中华书局编辑职内之事外，田汉还创作、翻译，为中华书局的部分职员补习日语。但在其心目中，只有翻译与创作才是他的兴趣与事业所在。从他当时给友人宗白华的信中可知，田汉雄心勃勃，曾有一个庞大的翻译介绍世界文学艺术精品给中国读者的计划：“今将以三四年之力独出二十种丛书，计为莎翁杰作集十种，近代小说及戏曲诗歌十种。”[1]虽然，他因转向“南国社”的事业，未能全部实现他的计划，但其翻译作品是相当可观的，出版的有莎剧《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莎乐美》，约翰·沁孤的《骑马下海的人》及日本剧作家菊池宽、武者小路笃实、秋田雨雀的一些作品。这些译作的情调、意境与田汉的生活感受、审美取向是一致的，这对他后来的创作不无补益。

归国初期的田汉，曾面对纷乱国事拍案而起，他不甘劳碌奔波于生计，要“投袂而起奋臂而呼”了。

本来，田汉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与“创造社”的核心成员，他的思想倾向与社会见解，乃至情感流露，都以两个学术团体的会刊《少年中国》和《创造季刊》为阵地，向外界发表出来。但归国后的田汉，愈来愈觉着需要有自己的刊物，全面体现自己的思想意图与情感倾向。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初，招聚的会员是在“救国救民”、“创造少年之中国”的大精神大概念之下，到1922年后，这学会的成员便日益显出了其思想驳杂、主义丛生的状况来。“道不同，不相与谋”，田汉除与学会会员们保持着私谊以外，渐渐与“少年中国学会”疏远了。

“创造社”成立之初，实在既无什么明确的主义，也无明确的目的，其实就是一群爱好文艺、思想活跃、气质浪漫的青年因兴趣爱好相近而聚合在一起的松散联合体。田汉在与“创造社”的核心人物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交往当中，得到了珍贵友谊和思想的砥砺；但正因为这是个松散联合体，大家的追求、思想等都是各自独立的，十分自由宽松。当着田汉与成仿吾情趣不相投，又无端受到成仿吾在背后的指责性评价时，田汉就极不愉快地脱离了“创造社”。尽管郭沫若作了很大努力，试图挽留他，他还是脱离了。郭沫若以为：田汉的行动，成仿吾只是个近因，而“道不同”可能是远因。他指的是田汉同时参加两个团体：一是有主义色彩的“少年中国学会”，一是无主义目的的“创造社”。这种分析自有其道理，但更有可能的是：田汉在寻找更适合自己理想、更能承载自己热情的“阵地”。田汉此时另立门户，重打锣鼓，正如其友人左舜生之评语：田汉有着“独立癖”。(www.guayunfan.com)

田汉与妻子积极筹划，很快便办起了一份半月刊《南国》。时间是1924年1月，这便是著名的“南国”时期的开始。

这是一个未来得及舒展的“开头”，然而，却因了一个戏的发表，使得这个“开头”像个漂亮的“凤头”。这就是1924年初在《南国》半月刊第2、3期连载、同年收入剧本集《咖啡店之一夜》的独幕剧《获虎之夜》。此剧不仅是田汉早期代表作，是田汉诗化现实主义的开拓之作，而且是五四时期话剧的一部杰作。

《获虎之夜》的剧情极富传奇色彩，但故事却来源于家乡的生活，田汉对这一具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作出了提炼和艺术概括。比之田汉以前的剧作，开启了另外一条路子，即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子，也是他所开拓的诗化现实主义的路子。

田汉创作《获虎之夜》，其兴趣显然在“猎虎伤人”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局上。

首先，他将人物关系做了根本性质上的调整：生活中被抬枪误伤的人只是偶然过路回家，踩响了猎虎的线药；在此之前，他与猎户魏家毫不相干。而在剧情里，被伤的黄大傻与猎户魏家的女儿莲姑在双方长辈心中已有婚约，而且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情感笃深。黄家家道中落，父母双亡，剩下黄大傻孑然一身，魏家父母不顾婚约，也不顾年轻人的相爱，而为莲姑另择婚嫁，嫁给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这一来，人物关系在“误伤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利害相关地存在了。相爱的男女与专制的家长、柔弱的爱情与强悍的市侩，矛盾是尖锐的。

其次，是《获虎之夜》将“误伤”事件的偶然性引向了必然性。黄大傻的动机，不是偶然“路过回家”，他没有家。他恰恰是专门到山梁上来遥望着不能相见的莲姑窗上透出的灯光临风洒泪、暗自饮泣的。他的行动，与魏家拆散他的爱情、择人嫁女有直接的联系。

其三，《获虎之夜》改变了原“猎虎伤人”故事中魏家猎虎的动机。从单纯的“获利”动机变成了魏家嫁女到城里时缺少一件体面、拿得出手的陪嫁而要去猎虎谋皮。这样一来，魏家猎虎、黄大傻被伤、黄大傻与莲姑的爱情悲剧，就全都被组织在一个有机的戏剧行动线索上来，猎虎动机——谈虎——伤人——爱的抗争——情死，都统摄到“猎虎伤人之夜”发生的爱情悲剧当中去了。从生活到戏剧，田汉紧紧把握住了戏剧性的“规定情境”与行动线索相互作用的规律，将生活中的故事，编织成了一个行动整一、动作发展迅速的戏剧。

作为一出独幕剧而言，《获虎之夜》的艺术性十分完整，标志着田汉话剧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突出表现在材料安排的紧凑上，将“获虎”的行动发展为“伤人”的事件，而“获虎”的努力，在“伤人”之前已经伤透了黄大傻与莲姑的心，所以，魏家“获虎”的努力一开始就紧紧关联着黄大傻与莲姑的爱情的命运。“获虎”努力这一外部事件是牵动着所有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的：魏福生一家热望“获虎”，目的是获得嫁莲姑时的“体面”嫁妆；莲姑怕谈怕听“获虎”，因为“获虎”是逼婚催命的关键，意味着她挨一日是一日的日子结束，她再无机会与恋人黄大傻想办法逃走抗婚，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花好月圆的爱情梦。她希望不要“获虎”。从山外专程来魏福生家看老虎的何维贵与陪同前来的甲长李东阳，恰错过了看魏家捉住的活虎的机会，虎已经被卖到城里，听说已埋抬枪，就兴致勃勃地等着看“获虎”，看好戏出台，一遂看虎愿望。这一来，何福生“谈虎”一段儿极富传奇色彩的“虎人相搏”的故事便被自然而然地引入剧中情节，全然不是为了“谈虎”而谈虎，而是剧情、人物的有机构成部分。就对人物的作用而言：既满足了何维贵对“虎”的好奇心，又突出了魏福生“获虎”生涯中的丰富经验，更点明了“虎”多的环境。就对情节的作用而言：“谈虎”增加了剧情的传奇色彩，本身颇具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人对“获虎”的不同态度的“心理环境”中“谈虎”，一方面暗示着“获虎”有极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演进着不同人对“获虎”这一事态发展关注的心理焦虑，或恐惧，或急切，或热望。可能性显得愈大，心理焦虑的舞台氛围就愈浓郁，所激发起来的观众或读者对“获虎”的心理期待——悬念也就愈强。这就造成了这样的戏剧效果：舞台上“谈虎”是静态的讲述，但观众或读者却感到“获虎”的事件在进行，在发展。人物的内心动作在延伸，并未因一个不短的传奇故事的讲述而停顿。及至故事一讲完，抬枪远远传来，“谈虎”的舞台动作立刻融入“获虎”结果的“现实紧张”当中。被抬枪打成重伤的黄大傻一露面，“获虎”的焦虑与恐惧立刻“陡转”为“伤人”的忙乱与忧伤，原来在“获虎”事件遮蔽下的爱情悲剧被“伤人”结果推倒了前台；交待过的隐然、间接的矛盾一变而成为显在、对抗的冲突；一开始的生活常态式的宽松节奏为非常事变中的紧张态势所替代。最后，在爱情悲剧的高潮中结束。黄大傻自杀情死，魏莲姑反抗呼叫“黄大哥”的声音愈高愈烈，整个戏的材料安排疏密有致，节奏张弛自如，行动整一严谨，在中国话剧草创期“剧本荒”的情况下，《获虎之夜》实属一部罕见的佳作。技巧的圆熟程度，显然超出同代作家许多。著名戏剧家洪深说：“《获虎之夜》是本集里最优秀的一个剧本；在题材的选择、在材料的处理、在个性的描写、在对话、在预期的舞台空气与效果，没有一样不是令人满意的。有些人以为田汉善于写感伤的富有诗意的悲剧，而不知道他底写实手法，也是很结实的——像表现在《获虎之夜》这出戏里面的。”[2]

从《梵峨嶙与蔷薇》、《灵光》、《咖啡店之一夜》到《获虎之夜》，我们看到田汉以诗心拥抱生活，其作品往往具有这样的显著的特色：“严酷现实中的诗意，诗意比照下的严酷现实。”应当说，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话剧文学正在起步，而且是各种文艺思潮蜂拥而来，竞争十分激烈，而且颇有让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之感，在这样的时候，田汉对诗化现实主义的开拓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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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给宗白华的信》，《少年中国》1923年6月20日第4卷第4期。

[2]?《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洪深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