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入另一场战斗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转入另一场战斗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二、转入另一场战斗

在监牢里，邓演达显得非常沉静，不轻易说话。难友们问他：“如果南京要以你投降作释放的条件，你的意见怎样？”他坚定地回答：“决不！他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他拿刀子来好了！”但是他同时又估计到如果这事情公开了，则蒋介石不至于对他加以杀害。公共租界巡捕房对邓演达等人一一讯问。邓演达以原告的姿态，凛然宣告：“我的政治主张始终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我现在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事，那边的工作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2]

8月18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向巡捕房请求引提邓演达等人，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会同公共租界代表开庭问讯。在法院候审中，邓演达简单叙述了他的年龄、籍贯、履历之后，反问法官：“为什么逮捕我们？”法官说：“你们反动。”邓反问：“什么是反动？”法官说：“反对政府就算反动，你为什么反对政府？”邓答：“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淞沪警备司令部依照蒋介石的旨意，派王督察长到庭，急于要求此案移交警备司令部。邓演达的两位辩护律师张志让和蔡六乘则主张此案应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受理。他们提出，邓演达等“全无危害民国之可言，既在公共租界被捕，管辖权属于法院，请勿被司令部提去”。最后，法院决定“俟警备司令部公文到后，即予移交”。张志让当庭声明，对裁决提出抗议，但无效。邓演达等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3]

19日下午3时，警备司令部派员携带公文到租界巡捕房提办移交手续，随即将邓演达等押至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把邓演达单独关在单间牢房里，不让他与其他被囚者联系。囚禁当夜，有个侦察队班长用广东话对邓演达小声说：从侦察队到法租界不过两里距离，他愿冒生命危险盗取钥匙，打开牢门与邓同逃。邓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私愤。”因此婉言谢绝了。

在侦察队的单间牢房里，邓演达总是沉默闷想。8月20日早晨，他告诉同案难友说：“王柏龄来看我，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自己做事自己当，决不推诿，但我不是共产党。”难友们问他：“按你看，这个案子结果如何？”他作了乐观的回答：“南京决不至于杀我，但是三五年内决没有出去的希望，借此机会多读点书吧。……至于你们，顶多一年半载会出去的。”有难友说道：“总有一两个人要被杀吧？”邓演达的看法是：“杀你们做什么？有什么用？你们放心，不但杀是绝对不会，即长久的监禁也不会，因为事实上没有这种必要。”[4](www.guayunfan.com)

蒋介石获悉邓演达被捕的消息后，立即从南京打来电话，命令将邓押往南京。21日上午9时，侦察队的人来说：“要请邓先生到南京去，请预备。”临行前，他对同难者说：“你们安心，我到了南京之后，我会设法告诉你们我的情况的。”接着，警备司令部特派驻龙华路格致书院的第五师二十六团二营机关枪连一排共36人，由副官尉鸣仙及该连连副舒世翔、排长钟会泉等率领至白云观，会同侦察队探员将邓演达等人押解到南京车站，并索备专车一列，于上午11时由龙华开至北站，改乘12时40分的快车赴南京。邓演达等人被押解到南京后，邓演达单独关在羊皮巷蒋介石军政部军法司“优待室”，其他同难者关在军法司的临时监狱。

押送邓演达前往南京的途中，那个押送队队长突然向邓演达建议立即逃跑。邓问，你交不了差怎么办？他说，我扔掉乌纱帽不干了。面对这生死关头的抉择，邓演达认为，蒋介石杀他没有法律根据，但逃走就成了“逃犯”，必然格杀勿论，那才是死得不明不白呢！于是他拒绝了那位押送队长的建议，错过了又一次逃生的机会。

邓演达被解送到南京，关押在军法司的“优待室”。9月15日，同案难友也被押到南京，女的关押在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男的关押在军法司“优待室”后的院子里。当时男难友终日在牢门口凝望，渴望能从“优待室”的后窗看到邓演达。一天中午，邓演达终于在窗口露面了，他长长的头发，方正的面孔，高举着手向难友们做手势。

自相见之后，邓演达就想方设法通过看守互交信件。9月25日，邓演达写给男难友的第一封信说：

亲爱的×××：

得到你的信，使我异常安慰。你们在那边生活怎样？很是忧念！我将要求他们好好地优待你们。我的生活比在外面反而好了，我的饮食很丰富，以前从来没有的。我相信你们在那边的生活，不曾像我这样好。

当局决不会杀我们，这一层大家都不必忧虑！他们差不多每天有人来看我的，同我谈话很多，意见是要我软化。日本已于9月18日占领了沈阳，这几天外交问题极紧急。昨天他们有人来问我对应付日本的意见。我想我没有软化的必要，我仍应当坚决地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我曾答覆他们，这不是私人的争执，而是为社会为中国。只要他们能接受我们的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土地问题，我即表示与他们合作；否则个人的屈服是无用的，无意义的。

我每天读书，同时还可以与同狱者谈话，不觉得怎样苦，请勿为念。……

10月上旬，邓演达写给男难友的第二封信说：

亲爱的×××：

过去的一切情形，我都已明白；这次事变的来源我也知道了。事情已经是如此，愤恨是无用的。时局更加紧张，据说粤方已与宁方接洽和议。或者不久我们就有恢复自由的希望。大家宜乘此时机，多读书，好好修养。我们出去时必有更大的使命给我们担负。我们的时候，或者快要到了，希望大家安心修养、读书，这是最要紧的事。我对于过去的和这次的事情，自然比你还更感觉着难受。……

你们的饮食如何？天气冷了，你们大家恐怕都还没有衣服，我将要求他们送些衣服给你们，或者你们亦可写信出去要。零用钱亦可写信出去要。我这几天没有钱了，过几天我也可以送些给你们。

过了两天，邓演达又写了第三封信：

我最忧虑你们的健康，希望你们务必保重。

亲爱的×：

你们饮食不良，使我非常忧虑。应该由你设法告×兄要他多多的设法，这是他的责任。顶好能叫××来南京专门为你们办理关于衣食等事。

我们的时间万不可空过。特别是你应该负责任督率同人读书。这就是我们的训练。如果没有书，你也该设法子去弄一点书来。我在这里有书可看。并且他们允许我看报，我从报纸上可以得到一般的消息，现在告诉你们：

（一）日军已由沈阳侵占到吉林，东北事变愈见扩大；前途的应付更加困难。

（二）宁粤讲和大约会成为事实。

（三）民众运动已经勃发，现政府的能力决不能加以制止；可是我深虑领导的势力薄弱，恐怕撑持力不能长久。

我以后得到消息必然告诉你们。务须注意你们自己的健康。

同案难友们接到这些信后，给邓演达回了一封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一）时局今后的转变如何？（二）我们对于日本问题——东北事变的态度是否可以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说话？（三）如果当局者以此相询，我们当如何回答？是不是可以就民族关系发言？（四）宁粤和议如果说成功，我们对他采取什么态度？（五）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似乎该温和一点以取得我们自己的方便？（六）听说天天有一位女士给你送东西，有人说是你的夫人，的确否？

约10月20日左右，邓演达用信回答了难友们的提问：

亲爱的×：

来信已经收到，时间竟延误了这许多，可见传递的困难。我们以后非有特殊的必要，不可通信，以免启人疑窦。关于你们的衣服用物等，我已和他们要求过，他们已经答应为你们设法。现在如何？

你们问我的事：（一）今后中国的趋势，南京无疑的会走向绝路，旁的新势力也一时起不来。现在我们已遭受挫折，虽然我们的使命很大，可是困难也更多。所以今后国民党的联合政权，在事实上会要形成，并且还会有相当时期的持续性。

（二）东北问题，不单纯是外交问题，决不能靠外交来解决；必须顾到内在的种种条件。而且现政府也决担不起这个责任，和他们谈民族问题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解决土地问题和召开真正“国民会议”主张，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政治主张。

（三）在这时候不可随便发表意见，特别是你，更不可乱发言。这一点我们该十分注意。

（四）粤宁的和局是逼成的，究竟作得成多少事，有怎样的成绩，恐怕他们自己都不敢预断，我们还是要认定我们的主张，到了相当时期，我们的主张会为他们所认识，所同情的；到那时候，他们有许多人会谅解我们的。现时不必太注意太费力去求别人的谅解，因为这种的谅解不容易用人工催促。

（五）现在我们处于困难境地，但是家教还是很要紧！这是万不能放过的事。

（六）送东西给我的不是我家里的人，是另一位朋友。

同时付来款子××元，这是前天才得到的，特分送给你们用。其他的费用，还是由你负责，找×兄设法。当现在这种时候，不可把时间空过，总要使大家用功读书。虽然在这种苦时候，也是训练兄弟们的机会，这一点你尤其是该负责。[5]

邓演达通过狱卒也给女牢中的周竞西等写过几封信，关心她们的生活、健康，询问她们的饮食情况，勉励她们多读书，借此机会好好锻炼，同样把外面接济他的钱，转给她们使用。他身在狱中，心里装的是国家，是难友，想的是工作。他在狱中给宋庆龄和其他方面也写过信，请他们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

“九一八”以后，邓演达给郑太朴写过一张纸条，要郑“不要悲观”。同时，也给南京的万灿等写过三封信：一是谈他的狱中生活；二是谈“九一八”以后，应与各党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三是谈他不知将迁到何处，今后无法通讯。

蒋介石当时的思想也颇矛盾，他承认邓演达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上海一家小报曾用两句话勾画出蒋介石当时的心理：“杀之可惜，纵之可畏。”蒋介石最初是想劝降，但邓演达不为所动。邓演达被押解到南京之初，陈立夫受蒋介石之意，派齐世英劝邓与蒋合作，说：“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要中国人自己来干吗？何不帮助蒋委员长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呢？如果同意，可先去南昌暂住，或在南京襄助军政大计。”邓严厉驳斥说：“蒋行个人独裁，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主义，叛离了革命。”他在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又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再派人劝邓，说：“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理应抛弃前嫌，共赴国难。”并提出要邓公开声明取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严词指斥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科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又命陈立夫派李熙元见邓，只要求在蒋下野期间，不写反蒋文章，邓即可获释。邓还是断然拒绝，他说：“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从邓演达长期以来的反蒋态度来看，他对蒋介石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正如周恩来所评论的：“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蒋介石无计可施，便把邓演达转移到紫金山麓的茅屋内，严加看守。11月8日，由看守传出邓演达用红铅笔写的一张字条：“我已被押至紫金山的荒屋中（后来才知是富贵山炮台废址内），以后通讯不可能。愿做白发囚徒，同志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6]

邓演达等人被捕后，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负责人举行了有邓的胞兄邓演存参加的紧急会议，推朱蕴山主持营救工作。据朱蕴山回忆：“有一天，邓演达有个学生叫许沅圃，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也是行动委员会会员。他从南京赶来找我说，邓演达被关押在南京三元巷，军委会后边，与蒋方震先生关押在一起。他有一个排就驻防在三元巷，负责监护。他有亲信兵一个班，十个人，每星期日晚间值班，可以营救邓先生出狱。但是，先要筹备好五万元，把这十个人的眷属移到上海安顿好，才可动手。我将许沅圃的设想营救计划，告诉了季方。季方同意，遂找了黄琪翔和一位在新新公司的邓的挚友。我们筹措了这笔钱，决定先给许沅圃亲信卫兵一万元，作为移家费用，到上海后，再给两万元，另外交一万元经阳心如，作为邓演达脱险后去香港和宣传发布新闻等的费用。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事先将岳母和小儿世同迁来南京，避免被敌特注意，在水西门旅馆租好两套房间。而水西门旅馆临河，包好了船，打算邓演达脱狱后一到上海就和我一起出走香港。还考虑到，为了使邓演达能安全脱狱，计划在三元巷后面的电影院夜间散场时动手，可以混杂在人群中，不易被人发现。总之，上述这些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正要进行营救时，蒋介石又把邓演达移解到紫金山麓的荒屋内，使这个营救计划落了空。”

在那段时间，临时行动委员会全党上下都把营救邓演达等人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武汉的胡伯翰等十分焦急，派曹金轮到上海，建议劫狱。南京的樊少卿也义愤填膺，要求劫狱。南京教导总队的邓克敏（黄埔生）还自发地组织了武装营救队，不幸事败，被蒋通缉。黄埔军校的历届毕业生也一致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邓教育长”。陈诚也从江西密电蒋介石，请求保释邓演达。邓演达被捕时天气炎热，十月以后天气渐冷，其兄演存亲置棉衣送狱，盖以漫漫寒夜，非此无以度过严冬，孰料以后竟借此以辨认遗体。

邓演达的被捕情况，1931年8月25日的英文《华北导报》作了详细报道，并冠以《鲍罗廷的左右手——红色首脑被捕，对共产党以沉重打击》的大标题，在海内外传播。该报说：

8月19日

星期一（按：即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将军被警方逮捕。他被认为是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的重要人物、鲍罗廷的左右手。邓将军被捕，对中共是个很大的打击。

邓将军同他的13位同志（两位女的），于星期一下午三时，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被警方扣押，当时邓将军正在讲话。警方是应吴淞警备司令部（作者按：即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要求将他逮捕的。警备司令部代表昨天（作者按：即8月18日）还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要求把他们引渡，得到同意。这些红色人物包括邓将军将于今天或明晨解押去南京接受军事审讯。军事法庭亦将聆讯两位有关的红色外国人鲁连斯等。

此案聆讯之前，助理检察官T.Y.张向（上海）高等法院的法官宋（主审）、高、易提交了拘捕邓将军的证据。上海警方和吴淞警备司令部事前获得线报：邓将军和他的一群同志，星期一下午会到愚园坊20号开会。租界警官罗斯等会同警备司令部人员按时到了那里，发现他们确实开着会，由邓将军主持。这13人也被逮捕了，带到巡捕房去。

市政府代表律师张先生告诉法庭，根据被捕人的口讯，警方还搜查了另外两个地方：西摩道741号和爱文义路1389号，并有人被捕。西摩道741号系一位叫罗任一的住处，说是罗被称为中共中央委员，此人系在愚园坊20号被捕者中的一位。在西摩道搜查出大量共产党的书刊、文件，用英文、日文、中文印刷的都有。还有一个七千元的国家银行存折。当搜查时，有一位像是送信的人进来，被扣押了。警方在爱文义路1389号搜查时，已经人去房空，此处为愚园坊20号被拘人员的宿舍。这里也有小量的共产党书刊、文件，还有两个人的照片。律师诉说了以上的事。

侦探力图证实邓将军在法庭上所否认的违法情况。审讯时，邓将军不承认警方强加给他有违反国家安全法令的情况。他对法庭作了一个长篇的陈述：他16岁开始成为军人。10个月前在各省旅行约一年之后回到上海。他说，他16岁时进宁波军校（作者按：存疑。似应为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北方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三年后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被孙中山先生任命参加福建的军事行动。由于国民党反对军阀吴佩孚，1922年参加了很多讨伐直隶军阀的战斗。

邓将军陈述说，当陈炯明在广州叛乱时，孙中山先生召他回粤讨伐陈炯明。后来协助蒋介石将军组建黄埔军校，而且后来成为政治部主任（据知，他是后任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1925年离开广州去德国研究政治经济，正是此时，对马克思主义开始发生兴趣。一年后回到广州，被任命为以蒋介石为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一次北伐战争。

当攻下汉口以后，邓成为武汉政府的主要领导和组织者，参与者多是当时国民党的左派，包括汪精卫、尤金（Eugene）陈、乔治徐谦（均为外文名字），等等。1927年6月，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邓被逼离开中国。

邓对法庭说，在欧洲各国游历考察之后，去年回到上海，做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主席。邓否认他是共产党，而是偏左的国民党，而且同目前的广东政府有密切的关系。

邓将军说，总之，他不是反对蒋介石将军个人，而是反对独裁政权，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邓说，那天下午被捕前，他是同‘他的朋友’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当被告知，警司代表要求把他引渡时，邓表明，他极力反对这种要求。他对法庭说，每个中国公民都有言论、集会的自由，这是南京政府公布的法律明确规定了的，他也没有违反上海现行的法律。

其他被告人，也反对被引渡去警司，认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可以把他们引渡过去。罗任一，他被称为中共中央委员，同样反对引渡。他说，就算是他违反了政府法令，却没有违反任何军事法令，所以龙华军事法庭根本无权裁决此案。他要求法庭认真考虑他们这个诉求。

辩护律师蔡六乘、张志让要求法庭注意，龙华军事法庭无权裁决此案。根据中华民国法律，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只要不违反军法条例，即使有反动行为，只要不牵涉到军法方面，就不应当受到军法审讯。据此，军法审讯只适用于军事范围。辩护律师说，在上海不执行军法，龙华军事法庭也无权审讯此案。因此，高等法院不能接受警司的引渡要求。法庭回答说：因为他们是被军事当局逮捕的，而上海地方警察当局又不想向当地法庭控告他们，所以同意警司引渡的要求。

8月23日

遵照蒋介石将军的指示，邓将军于星期五（按：即21日）解押到南京，接受军事法庭的审讯。

星期三（作者按：即19日）被引渡到龙华军事当局之后，邓同他的13位同志（有两位女的）被囚于西门白云观（警司的侦缉队）。星期五早上，蒋将军电令上海军事当局，把邓解押到南京受审，当时即由上尉魏明煊（音）带领36名卫兵，从龙华白云观将邓押送到上海火车北站，下午12：40分上了特快的另挂专卡。

据悉，邓到了南京立刻被送到总司令部关押起来，什么时候受审，没有确定。由于邓曾系蒋介石将军的主要部属，蒋下令在生活上要好好对待他。

《华北导报》（英文）这份详细报道，在海外产生巨大影响，各国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

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尽全力进行营救。她不得不违背自己一再宣称的不求助反动当局的声明，忍辱负重地亲自到南京向蒋介石交涉。据当时陪宋庆龄活动的原孙中山卫士、中山陵护灵人员范良回忆，宋庆龄到南京后，拒绝住国民党为她准备的官邸，而住在中山陵原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筹备处简陋的房子里，由孙中山侍卫副官马湘和范良等人陪同去找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蒋介石大耍花招，把事情推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身上。何又推说只知道邓演达关在南京，但不知道具体地点。

经过多次周折，宋庆龄终于打听到邓演达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她于1931年11月25日再次专程到了南京，并径直找到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胡逸民。胡逸民与邓演达在北伐战争时期共过事，私交很深，并很敬佩邓的为人和才能，因此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曾向蒋介石求情释放邓演达未果。这次宋庆龄来，他当即陪同宋庆龄与邓演达会见。宋庆龄与邓演达见面后，两人“挥泪而谈，时而激昂陈词，时而垂泪哭泣”，情景极为悲壮。

宋庆龄与邓演达在监狱中秘密会见之事，当天就被狱中的特务密报给他们的上级。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便急如星火地赶到胡逸民处，盛气凌人地责问：“是你让宋庆龄接见的？”胡逸民“嗯”了一声。

“你真糊涂！上头知道了，你如何吃罪得起？”

“这是孙总理夫人自己的要求，你敢不让她见？”

蒋介石得悉宋庆龄插手邓案，深恐夜长梦多，难以收拾，便密令戴笠“斩决报来”。恰在这时，由于蒋介石在“九一八”日本侵华后推行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高潮，两广军阀乘机逼迫蒋介石下台。蒋迫于形势，决定以退为进，暂时下野再伺机复辟。他为扫除重新上台的障碍，又密令陈立夫派李熙元软化邓演达，所提的释放条件是：邓在蒋下野期间，不再写反蒋文章。邓演达断然拒绝：“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至此，蒋介石考虑下野后，两广及其他派系都不可怕，只有邓演达在其支柱黄埔系军人中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中都深孚众望，被捕后又坚强不屈，是动摇他的统治基础的可怕因素，也是自己要卷土重来时的真正障碍，因此就下决心在下野之前杀害邓演达。